有人把2016年称为“90后”小说写作的“元年”,这当然有夸张成分,但确是在这一年,以《作品》杂志“90后推荐90后”、《芙蓉》杂志“90新声”、《山花》杂志“开端季”、《青春》杂志“新青年写作”、《文艺报》“新天·90后”等栏目及《天涯》《西部》《上海文学》等刊的新人专辑为平台,原本散落于豆瓣、ONE·一个等网站或隐藏在文学杂志角落的“90后”创作力量,得以整体性地浮现。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小说月报》2017年第1期“开放叙事”栏目推出了“90后作家小辑”。虽然在此之前,我们也曾选载过国生、修新羽、王苏辛、海潮、马亿等多位“90后”的作品,但这种形式的专辑还是引来不少朋友的关注。 其中,长期跟踪研究当下文学动向的批评家金理,组织复旦大学“望道现当代文学班”进行了一次专题讨论,由这期专辑出发,对“90后”小说的现状与问题做了切片式的分析。参与讨论的年轻研究者针对王棘《驾鹤》、庞羽《操场》、重木《无人之地》、琪官《谁能带我去东京?》这四篇小说提出不少深入而直率的意见。作为文学期刊编辑,乐见专业院校的师生以此方式加入到对当下文学现场的观察与讨论中来。 对于正在浮出水面的“90后”这一代文学新人,与其年龄相近的年轻研究者或未来批评家的关注,尤为必要。众所周知,文学界对于“80后”作家群体的认知与想象逐步变得立体而清晰,与金理、杨庆祥、黄平、饶翔、李德南等同龄批评家的工作关系密切。“90后”写作者同样也在期待、呼唤属于“同代人”的批评家。也是出于此种考虑,我们在编辑“90后作家小辑”时,邀请1987年出生的新锐批评家赵振杰撰写同期评论。他在这篇题为《“亚成熟”状态下的90后写作》的评论中分享了独具洞察力的看法:“‘90后’作家的写作青春期普遍要比‘80后’作家结束得早。或许是对甚嚣‘网’上的‘青春文学’创作套路心存逆反,又或是因为面对以‘青春写作’出道的‘80后’文学明星所萌生的‘影响焦虑’,不少‘90后’作家不愿在‘青春文学’上过多停留,而渴望以一种更具个人化的表达方式登场亮相。”这样的观察或许可为日后更深入地讨论提供有效支点。 “90后”的创作力量尚在集聚、生长之中,各种形式的总结概括或遴选总难免有其局限性,如金理组织的这次讨论课上所提到的,目前“90后”小说创作的地图仍是残缺的。出于个人兴趣与工作需要,近来我也在致力于梳理“80后”作家的创作谱系,于此深有体会,也许直到“90后”浮出水面的今天,对“80后”的整体认知方趋于完整。由此看来,描绘这张“90后”小说的地图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有待更多年轻批评家,参与到对现场的勘测、探索、描绘之中。 这次讨论的一些声音也特别值得关注。有同学直率地批评“这四篇小说都没有反映出‘90后’一代的特征(或是刻意避开)”,进而延伸到“我们这一代的文学是怎样的”这一问题,同学们提到:“我们这一代的文学,不用为了显示文本的深刻和厚重去回忆上一辈的历史符号、书写另一个时空下隔膜的经验,能够关照当下的社会现实、反思这一代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同样可以引人深思发人深省。”“我们的时代也有崭新的经验,怎么书写它们对年轻作家而言是一个挑战。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们应该去机械地记录现实,写写社会新闻之类的,而是想追问他们如何在社会地层的运动中捕捉新的感性经验?”我更愿意将这种声音视为一种“征候”,去审视其背后代表的一部分“90后”读者对同代人作品的第一印象。 这四篇作品会让一部分同龄读者觉得缺乏“90后”的“现实感”与“时代感”,一方面与赵振杰所分析的“90后”写作者在“亚成熟”状态下的主动选择有关,不少年轻作者在写作起步阶段便有意规避那些关于青春躁动与成长感伤的书写,将触角探向了自我经验深处或更为滞重的现实本身。另一方面,本次“90后作家小辑”背后也有编者自身的立场。在我们看来,媒体充斥着各种对于“90后”这代人的刻板印象,而在文学的意义上,触及个体真实经验的写作尝试,常常要以抛开那些需要加上引号的关于“90后”的成见为前提。由此立场出发选择出的小说,多少带有一点“去90后化”的色彩。这样的倾向性,当然有待于更多读者的检验与批评。更为重要的一点,“90后”读者与写作者,在需要“我们这一代的文学”这一点上并无分歧,他们之间的隔膜,更多来自对什么是“我们的现实”“我们的时代”所持有的不同看法。或许可以说,在“现实感”与“时代感”上的内部分歧与隔膜,恰恰构成了“90后”这一代人的又一特征。 书写崭新的时代经验,探索新一代人的精神和生活状态,这样的作品,不管出自哪一代写作者,都需要关注。但也许更值得寻找的,是那类放弃以一目了然的方式与打上引号的“时代”或“现实”发生联系的写作,在那类写作中,“时代”这列高速行驶的列车,并未被化约为一张抽象的列车时刻表,而选择从登上列车的个体的行程与经历为入口,重新建立与时代、与现实的联系。在这里,我想提到本次“90后作家小辑”中重木的小说《无人之地》。阅读这篇小说,不断让我想起吕魁在差不多相同年纪发表的小说《莫塔》——两位年轻作家都未曾掩饰,他们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向伊舍伍德的作品致敬,甚至可以说,“80后”吕魁笔下的莫塔,“90后”重木笔下的玛琳,身上都流着《再见柏林》里那个迷人的萨莉·鲍尔斯的血,因此也有了血缘关系。然而,她们又有那么多明显的不同,让人不禁猜想,从莫塔的时代到玛琳的时代,中间一定发生了什么——也许,“90后”写作者最有意义的发现,正隐藏在这“一定发生了什么”里面,等待我们更为小心翼翼地解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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