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文娟的长篇小说《红雪莲》（刊于《红豆》杂志2017年第5期），凭借开阔的历史视野、包容的文化精神、悲天悯人的生命情怀、以小见大的创作笔法，酣畅淋漓地书写了藏汉人民共同建设西藏的沧桑故事。
    作为陕西女作家的杜文娟，笔墨一直聚焦雪域高原。她曾创作非虚构纪实作品《阿里阿里》。这部作品中，她以女性特有的虔诚和坚韧，记录了阿里人的命运，再现了阿里人跌宕起伏的生存状态和惊心动魄的历史传说。长篇小说《红雪莲》尽管是《阿里阿里》的姊妹篇，但彰显出杜文娟文学想象力的功底。为了呈现自己心中的雪域高原，她十年时间里八次进藏，克服了路途遥远、高原缺氧、交流障碍等重重困难，对西藏风情和藏族同胞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把握。
    长篇小说《红雪莲》主要讲述20世纪70年代干部子弟柳渡江响应“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号召，来到藏北的边远县城任教，终因难以忍受艰苦的生存环境而离开。她带着在逃离途中收养的藏族孩子柳巴松最终落脚于秦巴山区，最终抑郁而终。另一位援藏者是秦巴山区水电站值班员南宫羽，她因理想没有实现，情感无所依傍，借支教之名到西藏看风景，却阴差阳错地来到了柳渡江支教的藏北县城，后来成为青藏电力联网建设大军的一员，与柳巴松、李青林等在藏北无人区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演绎出精彩的故事，完成了人生蜕变。
    这部小说中，杜文娟把多次进藏的生活体验以及对西藏的独特情感，融汇到30万字的文本篇幅。她用凝练的文字语言、扣人心弦的情节设计和出人意料的故事结局，塑造了不同历史时期一批有血有肉、敢爱敢恨的人物群像。这部小说中，“援藏”为核心要素，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互交融，彰显出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宏大主题。
    创作长篇小说，除了对小说场域中的自然环境、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等要信手拈来，对小说中人物原型也必须具备鲜明的情感立场。否则，小说中的人物不可能鲜活起来，而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左右着小说最后的成败。杜文娟在《红雪莲》的后记“牧草样的生命”中动情地写道：“对于雪域高原，边疆，原来不仅仅是名词，而是真真切切的动词，一生一世，从出生到老去，当地人，边防军人，援藏者，千千万万，芸芸众生，流水般来到边疆，来到西藏，目的只有一个，稳定边疆，建设边疆。边疆稳定了，内地才会繁荣富庶长治久安。”
    我长期在高校工作，接触最多的是心怀各种浪漫梦想的大学生。撇开《红雪莲》的文学性、思想性不谈，仅就这部小说与青年职业选择之间的关系，就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意义。小说中的女大学生南宫羽，刚毕业时也憧憬大都市富裕、时尚的物质生活，然而在历经工作和情感的种种遭遇后，她更加稳重了、成熟了，选择留在西藏，把心交给了祖国的边疆。她做出这样的职业选择，曾经也犹豫过、彷徨过、迷惘过。但是她内心明白一个道理：生命价值的彰显，不分地域、不分工种。如果是真金，在哪里都能光芒闪耀。读完长篇小说《红雪莲》，我的脑海中，一次又一次想到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最后的一段话：“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