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篇小说《茧》中沉重地重述了祖辈、父辈历史的张悦然似乎有力回应了一直以来对80后作家无力书写历史的质疑，在中篇新作《大乔小乔》中张悦然却后撤一步，再次书写80后的故事，但此次的“后撤”却比前进更为意义重大，因为这次张悦然触碰的是真正属于80后一代人的独特记忆，更是我们所处的家国与时代至今未曾做出可能也永远无法做出反思的历史难题。在此番“大叙事”之下，张悦然寓创伤于记忆和现实之中，寓温情于残酷和反思之中，既完成了一次不俗的文学创作，也实现了个人书写的“超克”。
    由于母亲患有心脏病而一直无法实施流产手术的二胎婴儿在毒针注射和引产后存活下来，公办教师身份的父亲却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失去工作，继而酗酒、精神崩溃，整个家庭陷入不断上访与不断失败的困境循环。如果故事只是这样，这无疑是个通俗的家庭悲剧，但真正的开端、发展、高潮与结局都落于正常出生的姐姐和意外存活的妹妹身上。同样是性格与命运的双重悲剧，姐妹二人却走上截然相反的道路。大乔学生时代众星捧月的美逐渐消磨于父母的执念与个人对宿命的认同，小乔畸形怨念的成长经历滋生出对原生家庭的怨恨与个人奋斗的信仰。在大乔孜孜于帮助父母奉献自己的同时，小乔改姓离乡隐身都市。历史上美得惊天的动地的大乔小乔在这篇小说里却只是被家庭与社会严重异化的时代青年。在“原生家庭皆罪恶”的网络流行语中，大乔小乔无疑代表时代追问了历史，同时也代表同时代人给出了两份不同却极为典型的答卷。
    在喧嚣的北京的一个普通夜晚，大乔小乔重逢，而这样的重逢碰撞出的都是记忆的声音。小说以大乔来见小乔短暂的两天三夜为主线，穿插着小乔零星的儿时回忆。张悦然在狭窄的时间和空间中不仅为我们详细解释了家庭悲剧的来龙去脉，还直接书写了当下都市的阶级划分与资本权贵，这种毫不隐晦的描述不论是出于勇气还是功利，都向读者展示了时下多数人心中对于问题解决方式的惯性想象。上访、找人、送礼、诉诸媒体，一切都无效后是漫无止境的斯闹与对应性的“维稳”，当普通民众都熟悉这一套流程之后，权贵口中的“犯不着打官司，这种事找对了人，就是一句话的事”便由对法律的亵渎转变为世俗生活的真理。然而，和不只是家庭悲剧一样，这部小说也绝非简单的社会伦理案件，“对的人”其实就在身边，却一直被主动错过，此时的小乔，显然不是固执多年的“李雪莲”，而是小心翼翼、竭尽全力试图融入“权贵”改变“阶级”的当代于连，她俨然与大乔、与父母站在了对立面。可惜的是，事件的转机是大乔的自杀，问题的最终解决是“权贵”中的异类沈皓明的“正义”与“慈悲”。这样的结果不管多么合理，仍然是张悦然的精心安排。我并不质疑张悦然的结构能力与情节设计，但仍然要提出的疑问是，面对《茧》中祖辈父辈的历史，她能够选择勇敢地重构自身，对于大乔小乔这样的同代人的灾难与困境，她给出了怎样的探索？是再现死亡获取了波德莱尔的“震惊经验”还是依靠权贵的良心发现窥视了社会的正义面？这种探索有效吗？足够吗？
    张悦然驾驭文字的能力无疑是出色的，在纷繁凌乱之中依然刻画了温情动人的姐妹情谊，“天然正义”的大乔与“天生非法”的小乔之间的感情是否对等仍值得商榷。大乔对小乔的百般呵护，但小乔心中即使有爱也一直存有希望姐姐不存在的阴暗愿望。如果小乔对于大乔的感情有所回应，那便是临别之夜的承诺与后来转移到了大乔的女儿身上的慈爱。承诺兑现之前大乔便已香消玉殒，转移的情感与爱仍等待在未来，张悦然最后强行让对门的邻居出场，和婴儿期的乔洛琪成为小乔新的“拯救者”。这是对张悦然的疑问之二，在历史与时代的大政策之下，在社会现实清晰的认知之下，在脉脉温情的人性之下，张悦然及其同代人，究竟该如何与这个世界和解？住在对门的和在襁褓中的“拯救者”应该被期待吗？
    当然，张悦然提出的更具建设性的问题是，在被质疑历史虚无主义的同时，他们正在经历的历史是否得到了应有的重视？计划生育政策自1982年写入宪法到今天，已然过去了35年，第一批独生子女已过不惑之年，他们承担的时代的悲伤与罪恶该如何纾解，又该如何清算与追责？小乔结尾处的“做另外一个人”的机会又如何在普遍的意义上被获取？
    从早年的青春写作到之后的逐渐转型，张悦然无疑更加成熟，思想上的及语言上的。《茧》（《茧》首刊于2016年第2期《收获》）在2016年引起文坛极大关注也因为其对宏大历史的独特书写成为80后作家成长的标杆，而这篇《大乔小乔》无疑是更进一步的摸索，张悦然试图寻找自己文学创作上的“超克”，对祖辈父辈历史的处理之后是直面自我时代的现实，不能说她已经找到了完美的书写路径，但这种寻找本身自出发之时起便已成为“超克”的内在核心。习惯建构自我的80后作家开始思考和解决与世界之间的问题，相融或者对抗，妥协或者逃离，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记忆与当下之间，张悦然的“超克”正如竹内好的“方法”，在矛盾和徘徊之中，但一直不曾止步。
    2017-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