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江苏作家，省作协一直是我们的家。每一次接受创作任务，或者与省作协签约，都是一个新的起点，一次重新出发。报告文学的创作，与其它文学形式一样，怎么写是作家的个人行为，需要作者独立面对，但是，当我们接触较为重大的题材的时候，能得到作协的指导帮助，拥有自已对于文学的一份热爱的同时，又多了一份激励、一份鞭策，无疑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这些年的创作实践告诉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召唤，确实体现了创作源于生活的文学本质。如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文艺工作者要“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报告文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最紧密，讲述中国梦的生动述事，离不开这样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文学评论家有过深刻的阐述，以我在写作中的直观的粗浅理解，所谓报告文学，兼有时代报告与文学书写的特质，纪实性、非虚构性应该是它的底线。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坚守底线而又生机盎然，无不跳动着鲜活的时代脉搏，足以深刻揭示家国情怀与个人命运，是有作者施展才华的宽广空间的。
    一
    永远以生活为师
    我们常常有某种误区，采访时容易先入为主，似乎某类人物、某种行业就该是什么样子。其实，生活的真实没有条条框框，原生态的丰沛程度，常常超出作家在书斋的想像。
    “5.12”汶川大地震猝发，奉省作协之命，我们六个作家（傅宁军、徐良文、张文宝、赵长国、朱凤鸣、沈国凡）追随救援队伍足迹，赶往灾区采访，度过了终生难忘的十五个日日夜夜。也许，平时在省级机关，职能部门的处长很难见，而在灾区的江苏指挥部，县城腾出的一栋机关楼里，来去匆匆，一片忙碌，会议室就是睡觉的地方，不分职务高低，处长厅长都打地铺。
    按常理推断，这么多领导睡一起，精神多可嘉啊。仔细了解，才知道，县城也在震中地区，余震一来，大家都下楼跑到空地上。楼房会不会倒，是个未知数。因此，打地铺的一喊就走，住单间反而更危险，说不定，就留在楼里了。知道了其中的原由，并没有给这些参与救援的指挥部成员减分，同样值得我们书上一笔。只是，写来更客观了。毕竟，不是得与失，而是生与死啊。
    我们分头采访医疗队、消防支队，还采访志愿者、当地的乡镇干部、普通的受灾群众。灾后天气酷热，我们每天背着行囊，按一个大致的方向行进。没有后方，不知道今晚在哪里过夜。在惨不忍睹的一片片废墟上，听着生死别离的悲伤故事，我们与被采访者一起流泪。眼睛的血丝、衣裳的汗渍、沙哑的嗓音、劳累的身躯，在撼人心魄、感天动地的灾区，显得微不足道了。
    震中的小学，许多校舍坍塌。正在上课的孩子，有的来不及跑，被压在瓦砾中。当我来到石邡小学，消防官兵的大规模作业，刚刚停止。虽然好些孩子获救了，还有孩子没救出来，因为倒下的楼板成了碎片，一动就会塌陷。有一个妈妈哭喊着，看到女儿一只小手，从一个洞口伸出来，可是她没办法，旁边的消防官兵也办法，眼睁睁地看着小女孩死去。不到现场，我只知道众志成城的救援情景，可歌可泣，而置身现场，感到了人力不及的锥心之痛。我在伤痛中反思，怎样写出灾区的真实，写出真实触发的启示？
    平时无法想像，危难就这样，狠狠地教育了我。此后我一直牢记，报告文学创作没有捷径，生活永远是我们的老师。如同评论家所言，报告文学是行走的文学。我理解，行走的过程，就是调整心态、向生活学习的过程。文学离不开想像力，而生活本身是鲜活的，需要作家沉下去。报告文学的想像，更多的，是还原真实现场的想像，而不是想当然。走出书斋，心存敬畏，近距离地观察、体验与感受，下笔才能有现场感，作品才能有生活的味道。
    二
    认真是一把钥匙
    在报告文学的写作实践中，尤其是面对重大题材，我始终提醒自己，端正写作心态，坚持实地采访的原则，自觉增强文体意识，肩负起更加直接的时代责任与社会使命。正如评论家贺绍俊老师所言，“是对纯正报告文学写作的坚守”。
    采访时难免遇到难题，有些事先没有想到的麻烦，解决的钥匙还是认真。说是认真，就是下些笨功夫。无论是前期采访，还是实地考察，绝不马虎，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
    我采写《大学生村官》，这是省作协签约的重点选题项目。当时红头文件一大堆，我没有在材料里找意义，而是揣着问题走出省城，前往苏北一个又一个大学生任职的经济薄弱村。在养鸡场、猪圈、蔬菜大棚、五保户家，我采访了上百名80后大学生村官。这是我第一次与这么多年轻人倾心交谈，倾听他们从校园到田园的感受。真诚换来的真诚，让我的创作越来越有了底气。
    持续关注社会热点，与改革的伟大时代同行，这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职责所在。写了大学生村官后，我又采写《大学生从军报告》，这也是作协的重点选题项目。了解新一代大学生军人，这些跨入兵营的青年才俊，开始采访也漫无头绪。进山沟，下海岛，到演习场，乍一看，这些大学生军人大同小异，但认真起来，解读他们各自的经历，如同每一片树叶与另一片树叶迥异。具体的人物故事，在改革开放中生长，既有群体共性，又有鲜明个性。
    我始终坚信，你要感动别人，首先要问，你自己是不是被感动了。感动来自深入采访，付出也是必须的。在乡村采访大学生村官，一转一天。苏北那时特别热情，谈话没完，就来电话，某某领导晚上请吃饭，赶快回县城。我宁可推辞，哪怕无意中得罪了人。采访写大学生军人，人家更不理解，都说你问两句就行了，不要这么辛苦啦。还说，新闻记者来，演习没开始，新闻稿就送来审了，你不用下去，我们可以给你材料啊。我说不行，再远也得去，没办法，写报告文学不能凭道听途说，就得下这样的笨功夫。
    其实，这种笨拙的认真，既是对组织上的负责，也是对自己的负责。我们既然在作协签了约，这部作品就要立得住。不只是总体设想，而且具体事实，都要经得起推敲。我有一个体会，写问题，要慎重，写优点，也要慎。比如，大学生村官到各村任职，按规定，集中住在乡镇，一个乡镇有五六个大学生，采写了其中一个，他做的事情，是不是真的，是想到了，还是做到了，都要核实。否则，你出了书，人家一封告状信，你就前功尽弃了。我在不同场合，表达过这样的想法，小心无大过，可能也是自我保护吧。
    报告文学《大学生村官》与《大学生从军报告》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的时候，我都在外地采访的途中。值得欣慰的是，只要我们带着文学的目光，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现实中的时代折射，都是值得作家投入时间与精力的。我没想到，不计得失的努力，收获了许多的认可，《大学生从军报告》这部长篇报告文学，前期很难，出书后一印再印，成为出版社自我推荐的一个品牌。
    三
    故事中的时代感
    应该看到，报告文学本身，肯定是有一定的新闻性的。文学是人学，报告文学也要写人，而讲故事，是写好人物的必由之路。小说中的故事，允许虚构，报告文学的故事，只能非虚构，从生活中发掘故事的元素。那么，故事的时代感从何而来？
    我的体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背景介绍，告诉读者，写的这个人物、这个故事，发生在怎样的历史情境之中。另一种是人物本身，他的想法思路，他的所做所为，都只能在此时此刻，故事的萌生、伸展与结果，就与历史的烙印息息相关。
    近些年，我多次前往昔日炮战过的沿海地区，在那些留下过战争记忆的地方，寻找历史变迁的潮起潮落。尽管，已经有许多作家写过炮战的军史战史，而我的关注，却是大时代中变迁中的小人物。为此，我采写了长篇报告文学《此岸，彼岸》。
    台湾海峡及两岸关系，是一个宏大主题，而它投射在普通百姓的身上，可以从小见大。由武装对峙到相互往来，两岸的普通人是主体，最有说服力。作家笔下的时代感，绝不是空泛的名词、推砌的史料，时代因子渗透在底层的人物身上。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战地的百姓搬不走，这是他们的家乡，而对岸的百姓，就有他们的亲人。两岸一家亲，不是空洞口号，而是生活现实。
    今年，我申报了一部写两岸关系的报告文学，有幸得到省作协签约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这个选题在我心头酝酿许久，希望写出来，能呼唤一种爱国主义的精神力量。
    不久前，我去台湾马祖，寻访百年前去那里行医救人的“南京先生”。采访时我感觉到，这个故事放在两岸关系大格局中，至今仍在进行之中，这些认同自己祖辈的台湾同胞，他们本身就是历史的组成部分。试想，如果不是两岸由战争转入和平，他们怎么可能专程来南京，寻访“南京先生”的故乡呢？如果不是台湾马祖的开放，我这个大陆作家，怎么可能去昔日战地，走过硝烟弥散的坑道，走进马祖乡亲的家，面对面地坐下来采访呢？
    也许，在新媒体的强势挤压之下，纸媒生存堪忧，而报告文学的优长，不在于它的快，而在于它的深。与新闻报道不同，新闻结束的地方，就是报告文学开始的地方。以作家对于人与事的认识和发掘的深度，让文字书写所表达的时间慢下来，随之而来的真实的纵深感，给作家从容地反映生活本真，提供了驰骋天下的可能性，也是报告文学文体不可替代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