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人对我说：你是个长篇小说作家。我初听讶然，转念一想，或许有道理。我从二十多岁至今，写过四个长篇小说，总字数将近一百万。短篇小说加起来却不过十来个，总字数只有十多万。至少从数量上看，我以前的写作重心，确实在长篇小说上。
    长篇和短篇的区别在哪里，诸多大家有过精彩论述。但每个人在写作中产生的问题意识不同，便会有完全私人的立场。我深入思考这个问题，缘于对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重新阅读。二〇〇七年，美国出版了一本书，《十大：作家挑选他们最爱的书籍》。编写者是书评编辑J·佩德·赞恩，他邀请了一百二十五位英美当代名家选出他们最爱的十本小说，并以此制作为系列榜单。其中，不分国家和年代的综合榜，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十部小说，第一名是《安娜·卡列尼娜》，第三名是《战争与和平》。
    美国学者布鲁姆如是评价：“托尔斯泰非凡的现实感，其令人信服的程度只有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才能做到。”中国作家茅盾也曾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两部巨著，让他佩服的不光是人物性格的描写功力，托尔斯泰对于一些大场面——宴会、打猎、跳舞会、打仗、赛马的描写，“五色缤纷，在错综中见整齐，而又写得多么自然，毫不见吃力”。
    托尔斯泰既精确细腻，又开阔宏大，让一代又一代作家赞叹。然而，在后来的作家当中，无人再写一本类似于《安娜·卡列尼娜》的长篇。卡夫卡曾表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和他有“血亲关系”的作家。但在我了解范围内，没有哪位作家自认为是托尔斯泰“血亲关系”的后辈，甚至很多人觉得托尔斯泰早已过时。中国作家格非就曾说，他在美国碰到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向他表示，“在美国，托尔斯泰已经是一个过时的作家了。”
    这不是现实主义手法的问题，当下仍有很多作家在使用现实主义手法，然而却没有人想去成为下一个托尔斯泰。为什么呢？姑且让我们回到文本，打开《安娜•卡列尼娜》，将目光停留在扉页题记上：申冤在我，我必报应。这句《圣经》经文的引用，昭示着托尔斯泰将建立一个恢宏的秩序——关于罪、公义、报应的秩序。
    此书有两位主人公：安娜和列文。两条叙述线索看似毫无关联地并行展开。到了第七部里，好事而热心的奥布朗斯基，一定要带列文见见安娜。这样，在小说临近尾声时，两位主人公终于见上了唯一一面。安娜“施展浑身魅力挑动列文对她的迷恋”，列文确实为她着迷了一晚。但也仅此而已。那刻之后，两人的命运交错而开，继续沿着各自轨道向前。安娜一步步踏入死地，列文则迎来新生命，拥有了一个儿子。
    安娜代表着人类往下堕落的状态，与她对应的列文那条线索，则表现了一个人不断向上仰望的状态。列文经历了哥哥的死亡，儿子的出生，经历了爱情、婚姻、工作，他对一切具体事物的思考中，包含了对生命本身的思考。其实就是托尔斯泰本人的思考。
    我们在托尔斯泰稍后写作的思想随笔《忏悔录》中，能非常清晰地看到，列文的问题，就是托尔斯泰的问题。列文的身上，有托尔斯泰的影子。《忏悔录》写了托尔斯泰对自己和上帝关系的思考。在一生之中，他忽而远离上帝，忽而想要抓住上帝，他的理性与那看不见的信仰互相角逐。在《忏悔录》最后，托尔斯泰写自己悬空躺在深渊之上，保持仰望的姿势，这让他舒服，也让他安心。我们比照《安娜•卡列尼娜》结尾，可见列文有相似的仰望：“而信仰——或者不是信仰——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这种感情也历经种种苦难不知不觉间进入了我的心灵，并且牢牢地扎下了根……现在我拥有着让生活具有善的意义的权力!”
    由此，安娜往下堕落的状态，列文向上仰望的状态，构成了一个十字架，那是生命的整全状态。这里没有批判，也不是非此即彼。每个人都是安娜，也都是列文。正如托尔斯泰本人所言：“人不是一个确定的常数，而是某种变化着的，有时堕落、有时向上的东西。”
    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如此迷人，我们几乎要像列文一样，被她迷住了。那是因为托尔斯泰对安娜怀有深刻的怜悯。当他铺陈整部书的结构秩序时，仿佛是在模拟上帝创世纪的行为，而当深入细部描摹时，他则从一个人的立场，去洞悉另一个人。
    此外，另一重要原因是，描写人类的堕落与悖逆，本是小说之所长，描写人类的虔诚则不是。《圣经》中的许多人与事，被一次次改成小说、戏剧、电影。但有一则重要事件，却从未被成功改编，那就是亚伯拉罕将唯一的爱子以撒献祭给上帝。这个行为出自完全的信心，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如果我们硬要还原情境，展开描述，便会意识到，这里连最拙劣的道德说教都没有空间。唯一可行的表述，是克尔凯郭尔的方式——虽然克尔凯郭尔声称，《恐惧与战栗》是文学作品，但它显然不是小说。在小说里，亚伯拉罕只可能像克尔凯郭尔想象的那样，被描写成疯子和杀人犯，面目偏执，难以理喻，引不起读者的任何共鸣。
    是的，在小说里，光彩夺目的不是人类信心之父，而是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样的“罪之花”。在小说里，全然的美德，无瑕的高尚，往往难以留下深刻印象。也因此，在小说里，相比于安娜，列文显得较为高尚，却也显得较为失色。
    然而，必须有一个同等重要的列文。因为托尔斯泰的本意，不是津津乐道于一场婚外情。他有着关于公义秩序的宏大写作野心。“申冤在我，我必报应”，堕落与悖逆必得报应。所以，安娜卧轨自杀，渥伦斯基参军赴死。这样的结局，并非“世事无常”的不可知论，更不是心血来潮的偶然安排。它符合托尔斯泰对罪和公义的理解。
    然而，这里隐藏了一个巨大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看不见善恶有报。我们看见的是，偷情者百年好合，作恶者美满善终。也许现实中的安娜和渥伦斯基成功结合，婚后各玩各的，自在潇洒；也许现实中的老实人列文被戴了绿帽子，还被卷走钱财，丧失儿子的抚养权。也许这不是“也许”，而是现实本身。
    那么，是上帝设定的秩序塌毁了吗？
    这样的疑问亘古有之。《圣经》最古老的一卷书，不是《创世纪》，而是《约伯记》。约伯就是一位受难的好人。好人为什么有苦难？约伯不停呼求，三位朋友不停论断。也许上帝的回答过于奥妙了，不能阻止人类一次又一次发问。然而，上帝允许人类发问。《约伯记》仿佛一把关于苦难和死亡的钥匙，开启了我们对这个在报应问题上看似毫无公平的世界的理解。
    是的，如果我们的生命只有现世，灵魂与肉体一般短暂，那么，善恶祸福岂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生意？“罪的工价乃是死。”死亡不仅仅指肉体的消失。在《创世纪》中，耶和华告诫亚当，不要吃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实，“因为当你吃的时候，你必将死”。从语气上看，死亡将是一个食用禁果后即刻发生的事实。然而，亚当夏娃吃了以后，还活得好好的，并且眼睛开了，能够知善恶了。难道真如引诱他们的蛇所言，耶和华在欺骗亚当吗？不，耶和华所说的死亡，不仅仅指肉体消亡。耶和华在知道亚当夏娃吃了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派遣基路伯看守生命树。没有吃到生命树果子的人类，便拥有了肉体死亡。但肉体死亡不是即刻发生的。即刻发生的，是亚当失去了与上帝的联结，成为被逐出伊甸园的孤儿。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人类仰望呼求，却不能回到上帝身边，直至耶稣来临。耶稣表示，人只有跟随他，才能向死而生。由此可见，耶和华所警诫的死亡，更多指灵魂的昏昧和沉睡。“罪的工价乃是死”，这里的死也指灵魂状态。那么肉体呢？“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句话里的死，才是肉体死亡。只有当我们把生与死视为连贯一体时，才能看到报应和奖惩的绝对公平。
    《安娜•卡列尼娜》的困境也在于此。这部小说呈现的，是现实的世界，是生者的世界。一切关于死亡的描述，在小说人物死亡的一刻便终止了。那存在于死后世界的终极审判，那“申冤在我，我必报应”的权柄，往往在现实世界和描述现实世界的文字中显得模糊脆弱。好人未必有好报，恰恰相反，在罪恶的世界上，好人可能承受更多苦难。所以，会有人走到托尔斯泰的反面。比如坚持无神论和道德相对论的萨德，就愿意让贞女受难，色情狂得到幸福。难道你能说他完全不符合现实？也许他才是更现实的那个。
    这是人的局限，也是小说的局限——我们被困在了可见的世界上，更高远的审判，我们看不见。任何在现实世界上寻求完整秩序的渴望注定破灭，因为“天国不在地上”。也正因为此，《安娜•卡列尼娜》中那个秩序明确的世界破碎了。与之一起破碎的，还有托尔斯泰反对私有财产的社会乌托邦倾向，和他对私欲全然否定的道德乌托邦倾向。这些破碎对托尔斯泰的生活造成冲击，给他的晚年带来痛苦和不安宁。
    回到小说本身，对于《安娜•卡列尼娜》所构造的那个秩序井然的世界，我们很难全然反对或赞成。因为没有人是全对的，每个人不过是在寻找一个恰当位置，并在这个位置上做出恰当姿态。而事实就是，小说家们的姿态，越来越向这个被遮蔽了秩序的世界倾斜。把更高的本质暂且搁置，提出问题而不探索答案。生存还是毁灭？谁知道呢。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不好说。是的，人类太有限，面对本质问题，的确无法一举把握真理性的答案。然而，求答案而不得，与不承认有答案，是两种有着根本区别的态度。尤其在后现代思潮和全球世俗化的助推下，很多状况愈发显得相对而局部。小说家们关注的主题，也显示了这种趋势。一部引起好评的小说，可能仅仅关注一个具体问题，比如种族、性别、家庭、战争。而作家身上的标签，也越来越鲜明，移民作家、女权作家、小镇作家，乡土作家……
    现年八十七岁的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显然对“政治正确”大行其道的今日美国痛心疾首。他和女权主义者进行大论战，他认为如今留得下的美国小说屈指可数，他说：“很多长篇小说都因其社会用途而受到过分赞誉，一些只应称为超市小说的东西，被大学当成正典来研究。”他认为重要的长篇小说“往往会触及关键性的谜团，或思考决定性的问题”。这种指责是正确的，也是令人为难的。人类的知识，总体处于不断细分的过程中。小说家深耕于局部，甚至通过强调地域风情，或专门追究单一问题，来确立自己的风格，这完全成为一种合乎潮流的选择。苏格兰启蒙哲学的时代已经过去，就像《安娜•卡列尼娜》的时代已经过去一样。如此这般整全思考人类生命秩序的作品，虽则被一代代作家供在文学经典殿堂的尖顶之上，却几乎无人再去写上一本类似的东西。
    在我们承认《安娜•卡列尼娜》的时代已经过去的同时，托尔斯泰另一些杰出的中短篇作品，比如《克莱采奏鸣曲》《伊万•伊利奇之死》《霍尔斯托梅尔》，或者，《谢尔盖神父》，读来却没有那么强烈的“过时感”。
    尤其是我最爱的《谢尔盖神父》。如果说，《安娜•卡列尼娜》探讨的是上帝设立的秩序下的人的自由选择问题，那《谢尔盖神父》思考的则是这种秩序在人的良心深处所激起的复杂而模糊的回应。
    《谢尔盖神父》书写了一个人的一生。起初，那人是公爵卡萨茨基；后来，他是神父谢尔盖；最后，他是流浪汉卡萨茨基。谢尔盖神父的生命轨迹，是从世界上的生活，转而面向上帝的隐居，最后又回到世界，以游荡状态作为终结。这是一个基督徒在上帝与世界之间，寻求自身位置的过程。在旷野中游荡，是起初的也是最终的隐喻。
    与《安娜•卡列尼娜》不同的是，《谢尔盖神父》没有站在全知全能者的立场，预设一个宏大秩序。我认为这与体裁有关。长篇小说容易让作者有“创造一个世界”的感觉，而短篇小说则让作者预先承认了它的局部性，承认了所有的短篇作品，不过是世界的碎片、时间的片段。《谢尔盖神父》的问题意识，与《安娜•卡列尼娜》的是一脉相承的。在大半辈子的时光里，谢尔盖的骄傲、伪善和对年轻处女的情欲，像芒刺一般，隐秘而顽固地钉在他的身体里。然而，与安娜不同的是，谢尔盖的堕落与仰望，不再那么泾渭分明，而是互为交织的。安娜与列文，在谢尔盖身上真正合为一个人。谢尔盖在小说中的结局，是作为身份不明的流浪汉，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作者没有跟进描述他的死亡，也没有明确他的救赎问题。在开放的结局中，谢尔盖仿佛跋涉于旷野的以色列人，也仿佛困顿于有限肉体的任何一个人，在流浪和流放中，等待死亡的到来。
    然而，这只是解释之一种。《谢尔盖神父》和谢尔盖神父的复杂性，使得解释者可以从不同角度进入，这也正是优秀短篇小说必备的特征。相比之下，《安娜•卡列尼娜》却是明确的，作者用题记、结构，甚至大段的直接观点表述，将阐释的可能框定下来。这种明确感，也部分造成了“过时感”。现在极少有长篇作家还会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或者雨果那样写作，但短篇作家还在继续像托尔斯泰、契诃夫或者莫泊桑那样写作。因为短篇小说这种体裁，天然认可了作者表述的局部性和碎片化，这与当下主流的认知世界的方法并无冲突。而在另一个方面，短篇小说反而因此延续了对本质进行发问的能力，而长篇小说却在其发展过程中，越来越迷失在世界的细节和问题的细化当中。现实世界成为长篇小说家的资源，也成为长篇小说家的局限。在当下，哪怕是看似架空历史地域的寓言作品，也只是以抽象画一般的方式，对现实做出探讨和回应。那类定睛于人类的终极问题，却将具体现实问题搁置起来的作品，例如《神曲》《失乐园》《浮士德》，已经几乎看不到了。然而与此同时，短篇小说却依旧享有着抽空现实的特权。幽暗摇曳的人性，劳苦愁烦的生活，依然是短篇小说的主流表达内容。人们很少期待在短篇小说里看到风土人情的展示和政治议题的设置。正因如此，在某些时候，短篇小说反倒呈现出更宽广高迈的气息和更为永恒的质地来。
    作为一名中国作家，当我写作长篇小说，脑中不免会出现一些重大问题，诸如国家的历史、民族的苦难、整个社会的图景，等等。现实和历史给了我无限丰富的素材，但与此同时，素材的无限丰富，也可能限制住我对人性和生命的深度思考。这是一个需要警醒的陷阱。在此意义上，短篇小说写作能够激发我，帮助我拨开纷乱的现实细节，往人性的深处和生命的本质里走。
    粗略算来，我上次写作短篇小说还是七年前（其间有过一两个中短篇，是从长篇里选裁修改而成的）。此次在《人民文学》发表的《别亦难》是我即将写作的一系列短篇小说的开端。短篇小说何为？希望我的写作能够回应我自己的问题。
    写于2017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