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处的时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历史传记作家丁晓平的回答是：“这是一个容易忘却历史而又特别需要历史的时代，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而理想信仰时常淹没其中的时代，是一个人才辈出而又真人难觅的时代。”关于历史的研究和写作，有的人说“历史是婊子，谁都可以搞”，有的人说“历史是小姑娘的辫子”，还有人说“历史是故纸堆”。当下，有人把历史看作“什么玩意儿”，有人引导人们坐在马桶上读历史，等等，戏说、颠覆、解构、非虚构，乱象重重。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请听历史传记作家丁晓平先生怎么说——
    文学 · 历史 · 学术的跨界跨文体写作——丁晓平访谈录
    徐艺嘉
    军旅新生代作家访谈
    徐艺嘉：尽管你一直称自己为业余写作者，但近十年来你创作成果丰厚，《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传）》《王明中毒事件调查》《五四运动画传：历史的现场和真相》《光荣梦想：毛泽东人生七日谈》《硬骨头：陈独秀五次被捕纪事》《另一半二战史：1945•大国博弈》等多部历史题材长篇作品接连问世，且你的作品已经形成了固定的个人风格，你称之为“文学、历史、学术的跨界跨文体写作”，这种写作风格是你写作之初就确立的方向吗？是如何逐渐确立并成熟起来的？
    丁晓平：我始终认为，或者说我始终把自己摆在一个业余写作者的位置上，是恰如其分的。其一，我不是专业作家，也不以写作谋生；其二，写作于我是一种精神生活，一种人生的理想。像大都数作家一样，我的写作是从中学时代开始的，是从诗歌、散文创作开始的，其间也曾创作过中短篇小说，2005年也曾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爱着》。但正如你所列举的一样，我现在以历史传记题材的作品为读者所认知。但我的梦想还是纯文学，我自我觉得我的诗歌和小说《爱着》在当代作家作品中也并不逊色。但我为什么放弃了或者说暂时放弃了纯文学的创作了呢？我曾经说过：当我熟悉了文学的生产机制以后，对文学失去了初恋的激情。你知道，我在出版社工作，策划编辑的图书几乎荣获了全国全军所有的重大奖项，使我更清楚地懂得文学或者当下的文坛是一个圈子，是游戏。渐渐地，我发现我不太适应这种游戏。我需要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回到“我手写我心”的原点上来，写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写更加有读者的东西。于是，我把眼光投向了历史。当然，我选择这个领域，主要还是因为我职业的变化，在出版社从事图书编辑出版工作后接触历史的机会比较多，而且我感到真实的历史永远比虚构的文学对人生的启示更有力量。而当下颠覆、解构中国革命史尤其是国共关系史，甚至否定历史教科书的声音也很混杂，吐槽的东西在网络上泛滥。我更加有了一种紧迫感和使命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正像你所了解到的，我首创提出“文学、历史、学术的跨界跨文体写作”模式，并进行了创作实践，也并非一开始就明确的，而是在一个循序渐进的探索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具体地说，这个创作理念或者理论，是从创作《五四运动画传：历史的现场和真相》《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传）》和《王明中毒事件调查》这三部著作中，慢慢地思考、感悟出来的。这又要回到“业余”这个词语上来，第一，我是编辑，为人作嫁是我的本职，实为业余作家；第二作为文史学者，我也是业余研究，是一个历史的旁观者。但在编辑的岗位上，我可以架构文学和历史的桥梁，打破文学和史学的界限，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在热爱思考、勤于动笔的基础上，就可以兼顾完成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双重任务，从而做出他们不屑于做或者不愿意做的事情，从而找到一条属于我自己的“文学、历史、学术的跨界跨文体写作”道路。
    现在，“70后”作家从事历史题材创作的很少。因为这是苦差事，是“体力活”，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才行，它不像写小说那样自由自在。我自己的定位是历史作家。我创作的方法或作品所呈现的面貌，与一般的纪实文学、传记文学不同。近十年来，我始终遵循“真实、严谨、好看”的创作标准，坚持“文学、历史、学术的跨界、跨文体写作”——文学就是语言和结构，保证作品的“好看”；历史就是史实和真相，保证作品的“真实”；学术就是思想和观点，保证作品的“严谨”——这就是我历史写作的特色和风格，也得到了读者和专家的认可。说白了，我的作品，既是文学，也是史学。但，这也有一个弱点，就是在文学圈子里它被看作是历史著作，而在历史圈子里却被看成文学著作，两边都不讨好。但对我来说，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如果读者不爱看的话，因为我写得还不够好。
    徐艺嘉：你写了不少历史人物的传记，且我知道你的创作基本都服务于自我内心，而非“主题先行”，为何对这些人物感兴趣？在写作之初是怎样的想法。
    丁晓平：到目前为止，除了《张万年传》是执行中央军委的写作任务之外，其他历史传记作品的写作，都是像你所说的，属于“服务于自我内心”，而去采访创作的，并非“主题先行”，也没有参与任何“邀约写作”，更未参与任何有偿写作。当然，像《张万年传》的写作，因为是临危受命，除了作为军人必须完成上级赋予的战斗任务之外，我也非常敬佩万年副主席的战将本色和带兵之道。这部传记是在某位著名作家一稿没有得到认可的情况下，才辗转由我来负责《张万年传》下册（即1992年至2002年，张万年从担任总参谋长到担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期间）的写作任务的。经过两年奋战，完成了书稿，万年副主席在审读后，仅仅只改了一个字，就顺利通过了。这件事，在我心中，至今想起来，还有一些小小的、肤浅的骄傲。做文，首先要做人。做人，就是要做一个正直、正气、正义、正能量的人，既要有血性担当的使命，也要有宠辱不惊的情怀。在历史传记写作中尤其如此，作家必须坚守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良心，才能写就良史。而像写作《光荣梦想：毛泽东人生七日谈》《硬骨头：陈独秀五次被捕纪事》《世范人师：蔡元培传》《毛泽东的亲情世界》《毛泽东是乡情世界》《邓小平和世界风云人物》等作品，完全是属于我个人的兴趣和喜好。之所以对这些历史人物感兴趣，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影响了中国，或者改变了中国。作为20世纪中国的历史人物，他们的思想精神、雄才大略、聪明才智和人格魅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直至今天。他们的精神和思想，依然在我们的血管里脉动，并产生碰撞和共鸣。至于在写作之初是怎样的想法，因为每一部作品的主题、角度和内容不同，所产生并最终表达的想法自然也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作为中国人，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我要把永远尊敬的目光投给他们，我用我的思维向他们的生命表达崇高的看齐，我用我的文字向他们的理想表达朴素的致敬，我用我的作品向他们的历史表达虔诚的敬畏。
    徐艺嘉：写作有时候如同走迷宫，繁复却迷人，在梳理这些名人事迹时，有时也会有意外发现，从史实的缝隙中有独特的延展式的发现，比如《埃德加•斯诺：红星为什么照耀中国》的创作。斯诺这个人物对于现在这个时代有什么现实意义？他身上有什么值得当代年轻人学习的地方？
    丁晓平：创作埃德加•斯诺的传记，缘于2001年成功策划出版尘封64年的《毛泽东自传》。从某种意义上说，写斯诺就是写20世纪的中国，写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旧中国和新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必要从一个美国人在20世纪中国的传奇经历中寻找历史——红星为什么照耀中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为什么是毛泽东而不是蒋介石？
    发掘历史的记忆是为了明天的创造，弘扬革命的过去是为了未来的辉煌。斯诺作为拉开红色中国帷幕、架起中美人民友谊桥梁的先行者，是走在美国总统尼克松前面的英雄使者，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斯诺也是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领导人在特殊情况下或者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的“代言人”。 2009年9月，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斯诺先生被中国政府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也是唯一获得此项殊荣的美国人。斯诺之所以能成为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历史人物，除了时代背景外，更重要的是他具有超出一般人或者一般记者的“独立品格”和坚持说真话的精神，他的这种“独立性”成全了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宠辱不惊，这种“独立品格”和坚持说真话的精神是人类最宝贵的品格和精神。历史上的许多悲剧，都是那些没有或者缺少独立品格的人或不说真话的人起哄造成的。我写作这部书，就是要弘扬这种人类优秀的品格，这也是我写作本书的一个出发点和落脚点。
    徐艺嘉：刚才你讲到《毛泽东自传》，能否说说它的编校过程，以及它对你历史写作的影响？
    丁晓平：《毛泽东自传》是20世纪中国新闻出版史上的一个传奇，我曾经花了7年时间研究，专门写过一部专著《解谜〈毛泽东自传〉》，详细解读了《毛泽东自传》的写作、编辑和出版经过。应该说，策划编辑再版《毛泽东自传》，既是我作为一个出版人的起点，也是我开始历史传记写作的一个起点。这个起点，非常高。我曾经在全国报告文学创作交流会上开玩笑说，我写的都是政治局常委以上的人物，大家都乐了。《毛泽东自传》是斯诺1936年在陕北保安采访毛泽东后撰写的，1937年7月至10月以连载的形式首发于美国《亚细亚》（ASIA）月刊，中文则由复旦大学学生、《文摘》杂志主编之一的汪衡首先翻译，同样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于《文摘》（后改为《文摘战时旬刊》），随后请潘汉年题写书名，于1937年11月1日由上海黎明书局出版了单行本图书。2001年4月，我刚刚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工作，无意中在一张小报上看到了一则转载的“西安惊现64年前《毛泽东自传》”的消息，职业敏感告诉我，这是一部好书，我一定要将它重印再版，让更多的读者读到它。这一年，我正好30岁，从未听说过还有毛泽东还有“自传”。后来，我才知道它是《红星照耀中国》的一部分。但以《毛泽东自传》这个书名，在新中国成立后还没有正式出版过，价值就在“自传”上。我的愿望，在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终于实现了。当年恰逢建党80周年，《毛泽东自传》的再版，立即成为全国畅销书，连续三个月位居排行榜前三名，不仅在全国掀起了“毛泽东热”，而且使得红色收藏瞬间升温走红，从而形成了市场。当然，其间的过程，除了策划、编校、考证、设计、营销之外、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不足以为外人道也，却都成为我成长中倍加珍惜的财富。为此，我也结识了许多民间收藏家，后来《王明中毒事件调查》和《解谜〈毛泽东自传〉》的写作，以及《毛泽东自传（珍藏版）》和第一部毛泽东连环画《少年毛泽东》的编校出版，包括正在创作的《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等等，也都得益于民间收藏家们提供了大量罕见的原始文献史料，才完成了这些具有相当专业学术水准的工作，填补了中共党史研究的空白。
    徐艺嘉：这些年，作为一名编辑，你策划编辑的图书不仅获得了包括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特别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特别奖、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提名奖、解放军图书奖和全军优秀文艺作品奖特等奖、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一等奖等众多大奖，个人还被评为“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作为作家，你却完成了许多历史学者和专家也没有完成的工作，坚持编辑与写作“两条腿走路”，相得益彰，相映成趣，确实值得点赞。除了你创作之外，你还编选了《毛泽东印象》《周恩来印象》《邓小平印象》等图书。2016年1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又重磅推出了你编选校注的《陈独秀自述》和《陈独秀印象》，请你谈谈为何花十年时间编选校注《陈独秀自述》？
    丁晓平：尘世间，从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骨气的人。陈独秀就是这样一个有骨气的人。蔡元培说:“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尽管在历史上他犯过错误，但这并不妨碍他人格上的伟大。于是，我首先从陈独秀五次被捕的角度，前后花了五年时间，创作了陈独秀的传记《硬骨头：陈独秀五次被捕纪事》，展现陈独秀的人格之美。就在这样的研究过程中，我发现陈独秀的人生有几件没有完成的憾事，其中之一就是没有完成他在国民党狱中开始撰写的《实庵自传》。我们知道，《实庵自传》只写了两章，当年就有许多社会名流“为陈独秀不能完成他的自传哀”，觉得“中国近代史上少了这一篇传奇式的文献，实在太可惜了”，“这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损失，也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一大损失”。为了弥补这个损失和遗憾，我怀着一腔热血，在完成陈独秀传记《硬骨头：陈独秀五次被捕纪事》之后，斗胆产生了编撰一部《陈独秀自述》的想法。
    你问我为什么花十年时间编选校注《陈独秀自述》？在《硬骨头：陈独秀五次被捕纪事》的序言《陈独秀不是传说》中，我是这么说的：“真正的尊严不是来自多数人的意志，也不是来自统治者的威权，而是来自既没有功利又没有偏见的理性。当‘终身的反对派’这顶不是荣誉的桂冠戴在陈独秀头上的时候，我们丝毫不怀疑在所谓的威权和常识的反对面前坚持己见并不是出于狂妄，而是一种理性的自信和独立自由的思考，是一种永远的坚持和不投降。为了克服心灵与世不合的怯懦而不趋炎附势，为了保留内心与众不同的怀疑而不随波逐流，为了捍卫灵魂与俗不媚的干净而不同流合污，我们更有必要阅读陈独秀。”《陈独秀自述》出版后在学术界和读者中引起很好反响，与其说这是陈独秀“自述”，不如说这是一部陈独秀的思想史；与其说这是陈独秀的思想自传，不如说这是一个思想家的精神独白，是一部陈独秀的心灵史！
    徐艺嘉：历史人物生活的那个年代是我们陌生的，若是写小说难免有演义的成分，但若作传要尽量贴合特定时代语境下的人物特质，这是非常有难度的。你是如何驾驭特定历史背景下的这些历史人物的？
    丁晓平：关于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我们经常听到一些作家朋友说：历史题材不好写，这也敏感那也敏感，不能碰、不敢写，写了还要经过严格审查，如果出版不了，不如不写。但从我个人历史写作的经验来看，我创作出版的十多部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许多内容是极其敏感，比如王明中毒事件，比如胡乔木与周扬的“异化问题”之争等等，都是党史上的敏感问题，但我的作品在有关审读机构全部都是一稿通过，没有出现任何审查问题。因此，对于重大历史题材的写作，还是那句老话——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也就是你说的如何驾驭历史的问题。
    有人说，史学家写史，重实不重文；文学家写史，重文不重实。其实，历史很遥远，也很亲近；历史很陌生，也很熟悉。研究历史和历史人物，就像一对热恋的情人，在相互吸引、相互追求中享受着甜蜜和忧虑，对未来既怀有希望，又怀着忐忑。如何驾驭历史，在我看来，就是必须要以宽容的眼光，正视历史的局限，辩证分析，不当事后诸葛亮，在坚持历史现场细化的同时，还要坚持可信的现代解读，从个体的记忆和公共舆论中聆听那些被历史烟云所湮灭的声音，感受悲喜交集的历史表情，省察波澜壮阔的人物命运，继承和弘扬民族的精神之光。
    在全球正在“化”为一体、在微观历史、口述史和非虚构写作泛滥的今天，在日常生活史、个人口述史、小历史在各种各样的传播媒介上出尽风头的今天，在史学家和公知们沉溺于对五花八门五颜六色的微观史并自足于津津乐道的今天，历史写作必须要把握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我们就千万不能轻易相信一个人的口述史（包括日记、回忆录、自传等等），要有大是大非大历史的视角，要有宏观的整体的纵横的发展的联系的全局的一盘棋思想。当下一个不可忽略的现象已经浮出水面——个体的历史越来越清晰，整体的历史却越来越混沌。细节片段的微观历史遮蔽了总体全局的宏观历史，混乱、平庸的微观叙事瓦解了宏大叙事，琐碎、局促的微观书写离析了历史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显然，这是当代知识变迁过程中一种错位的“非典型状态”。历史的“碎片化”和“碎片化”的历史，实质上已经说明个体、个性化甚至个人主义的微观史终究不能承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更无法克服其自身致命的弱点—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理解和诠释世界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重大转变。对重大问题的失语和无力，是微观史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要见树木，更要见森林。在写作中，我必须尽最大限度地保证书稿中每一史料的精准度，使得历史传记作品的学理性和史料价值。我摒弃那种写人定要写其平俗才算真实的片面理论，采取的是大人物就要用大笔勾勒的较为大气的写法。当今时代，是一个容易忘却历史而又特别需要历史的时代，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而理想时常被淹没其中的时代，是一个人才辈出而又真人难觅的时代。正因此，我坚信：优秀的文学书写，可以更好地还原历史的真实。
    徐艺嘉：2015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你推出了新作《另一半二战史：1945•大国博弈》。拿到书的时候，我很容易注意到封面上有一句颇为博眼球的话：“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这么写二战。”看似是充满噱头感的广告，读后才发现这并非妄语，而是事实。我不敢说世界范围内那些以非虚构写作而闻名的文豪们缺乏更为高超的思维能力和叙事技巧，但在本土化的、报告文学长期兴盛的军队创作语境中，你的创作思维的确令人眼前一亮，耳目一新。请问，这部书的创作起源于什么？
    丁晓平：如果要说直接原因的话，那就是因为钓鱼岛问题。在这里，我要感谢李克强总理给了我创作的最初启示。2013年5月，李总理应邀访问德国期间参观了波茨坦会议的旧址，警告日本要遵守战后秩序，维护世界和平。由此，我在思考，我们今天该如何纪念这场战争？70年过去了，如果我们的思维方法和文化意志依然踌躇于复述战场和重述牺牲，我们的文艺作品和历史研究依然停留在还原战争细节情节和揭示战争残酷血腥，那么我们还缺乏大国眼光、缺失世界胸怀，我们就还没有理解那场战争，还没有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不能理解二战，我们就无法深刻理解冷战以来的当今国际政治格局大势和世界军事变革转型脉络。“把历史变为我们自己的，我们遂从历史进入永恒。”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作为同盟国的四强之一，现在的我们必须要牢牢掌握二战史书写的中国话语权。历史写作的最高境界就是吸取人类历史的智慧，化间接经验为直接经验，以大历史的深度和大战略的高度切入历史的细节，盘点得失，以史为鉴，鉴古知今，目的是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当代世界形成和世界新秩序发展的历程，引导人们懂得20世纪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徐艺嘉：如今非虚构是文学界非常火的一个词汇，许多评论家包括作家为报告文学和非虚构的区别争得面红耳赤，但不得不承认，抛开概念上的争论，文学自有其本身的规律，只有写出好东西，才能得到读者的真正认同。你如何看待非虚构写作？对这种文体的未来看好吗？
    丁晓平：非虚构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我曾经在《光明日报》发表过一篇文艺理论文章《非虚构之辨》。我认为，从概念上来说，“非虚构”不是一种文学体裁，而是一种从作品题材、内容和创作技巧上来区分的文学形态，它既可以理解为文学的创作方法手段，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学创作的类型或文学样式。但现在中国文坛错误地把“非虚构”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混为一谈，混淆视听。我们只有回到这个原则和基本点上，才能理解“非虚构”。“非虚构”绝对不等于“真实”。这么简单的问题，总是被一些人在那里哗众取宠地搞复杂。在这里，我只想说，千万别让“非虚构”扰乱了中国的文学生态，千万不要玩噱头、搞八卦。中国文学、文坛不是小商品市场，不能跟风炒作，靠玩花样，终究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徐艺嘉：目前国内军旅题材的作品有被淹没化的趋势，大量的信息包裹着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军队作家处于不利的位置。文学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如今的70后军旅作家们虽然还在默默攀登，但某种程度上说是“艰难的存在”。
    丁晓平：军队是作家的摇篮。目前活跃在文坛的有过军旅生涯的作家非常多。对于传统的军旅作家，我是非常敬重的。当下，不是文学的盛世，是一个浅阅读、娱乐变成“愚乐”的时代，因此我觉得对传统的军旅作家更应该投去尊敬的目光。目前国内的军旅题材的作品与地方作家作品一样，都确实存在一个“数量的繁荣，质量的下降”的现象。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文学越来越假了，我们作家的格局和情怀越来越小了，我们的文学越来越浅薄了，在盲目模仿西方文学的文学理论和创作方法过程中丢失了自我。因此，这个时代没有也不会出现文学的大师。军事题材的作品，就是两大主题：一是爱国主义，二是英雄主义，彰显的其实就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徐艺嘉：军事文学为了在当前的文学生态中发出声音，有时候也会采取一些“措施”，即类型化写作严重，比如谍战，说到底是为了市场服务。当然其中不乏文学性兼得的好作品，但大部分作品给人层出不穷的模仿感。在这种泛阅读、碎片化阅读的时代，你坚持跨界跨文体写作的动力是什么？
    丁晓平：文学是人学。这是经典的回答。但对于作家来说，我觉得当你的创作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就应该在总结提高中形成自己的创作理论（至少是理念），也就是说要实现“实践-理论-实践”的良性循环，完成从自发-自觉-自主的飞跃。文学是通过人物和故事来引导人、影响人的，从而实现人的精神和心灵的净化和现代化。也就是说，文学既要有趣，更要有益。有益，就是要有益于世道人心。当下这种泛阅读、碎片化阅读的时代，我想也只是一个阶段的现象，是一个过程的插曲，必然要在一定的时刻回归到人类与文学之间相互温暖的正常状态。至于你问我在这样一个时代，为什么能坚持跨界跨文体写作的问题，我认为关键是写作姿态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我曾经说过，我自己的定位是历史作家。在这一点上，我把自己的历史写作落实到三个关键词上，即：宽容、局限、叙述。我提出并坚持走“文学、历史、学术的跨界跨文体写作”道路，其方法就是采取“文学的结构和语言、历史的态度和情怀与学术的眼光和方法”，围绕“实”字做文章——以真实为生命，以求实为根本，以写实为规矩，老老实实不胡编乱造、踏踏实实不哗众取宠，保证每个细节都有它的来历，每句对话都有它的出处，让读者在作品中体味到个体生命的质量、体验到民族精神的能量、感悟到科学理论的力量。我想，只有这样，重大历史题材文学写作就能经受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从而达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最高境界。
    徐艺嘉：针对你的创作特点来说，你的阅读量应该比一般作家要大的，平时看专攻方面的书多一些？哪些作家的作品对你的写作产生的影响更大一些？
    丁晓平：因为编辑工作和创作方向的原因，其实我现在的阅读面反而越来越窄了。对我的写作影响最大的其实并不是作家的作品，而是哲学家、美学家，诸如朱光潜、宗白华的作品。当然，我喜欢并对我产生影响的作家也不少，但我对他们的喜欢也只是停留在我喜欢他们的某些作品上。
    徐艺嘉：在你的创作中，诗歌也是其中一个部分。诗歌是极简的问题，将感性发挥到极致，而你的大部头写作又是理性化的，如何定位两种状态？
    丁晓平：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相信，世界上优秀的作家从来都不可能只从事一种文体的写作。我的文学创作道路可以说是从诗歌开始的，我也始终觉得诗歌是文学金字塔的顶端。当下的中国诗坛鱼龙混杂，我身处其外，不作评论。但早期诗歌写作的训练，给了我语言的节奏、韵律和形式的美感，使我懂得了我们共同的母语——汉语的魅力所在，这对我现在的历史写作非常重要。我在文学编辑岗位上，阅读了很多作家和作品，包括许多获奖作品，尤其是当下的网络写作，有一个非常值得担忧的问题，就是语言没有过关，忘记了我们汉语的语法修辞。这是对母语的戕害，理应引起文艺理论界的关注。诗歌是形象思维。但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都离不开一个关键词——逻辑。逻辑出思想。优秀的诗歌同样是有思想的诗歌。思想，是理性的。因此，我始终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家或者诗人，他必定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者。思想是脑袋，文学是翅膀，创作的小鸟才会飞得更高更远。
    徐艺嘉：最后，可否谈谈你接下来的创作？
    丁晓平：今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我已经完成了一部文献性报告文学《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其实，我写的是一部长征叙述史，从20世纪30年代长征长在进行时和刚刚结束时的长征出版物版本学的独特视角，来解读长征的历史。这项工作我从收集资料开始，也已经历时十年了，可以说是集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和民间收藏家收藏之大成，系统挖掘和研究国内外早期记述长征的各种早期书报刊史料，首次独家、完整、准确地披露其背后的历史往事。在研究中，我发现了许多珍稀的长征史料，包括《战士》报发表朱瑞的《艰苦的一年，伟大的一年》、俄文版的《红军长征记》、英文版《神灵之手》的签名版，在国内都是罕见的唯一善本，填补了长征研究的空白。目前，书稿已经在送审过程中。随后，我还将在近四五年内，分别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创作两部作品。
    丁晓平@徐艺嘉
    
    徐艺嘉
    1987年生人。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硕士，青年作家、评论家。2009年出版长篇小说《横格竖格》。2016年出版长篇小说《我们都缺伴儿》，获第三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长篇小说奖。2015年发表中短篇小说《沙漠之羊》等。在《艺术评论》《黄河文学》《新华文摘》《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文艺报》等刊物发表文学批评文章数十篇。创作电影剧本《黄土印》《通天大道》，获国家广电总局第三届、第五届扶持青年剧作家奖。剧本《打工三代》被拍成电影,并荣获第二届美国旧金山国际电影节最佳外语片奖、美国索菲亚大学人文（优秀编导）奖、最佳童星奖三项大奖。
    
    丁晓平
    1971年出生，安徽怀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青年创作委员会主任、理事，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常务理事。解放军出版社昆仑图书编辑部主任、《军事故事会》杂志主编，副编审。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著述20余部700余万字。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
    本文原载《神剑》2016年第2期，原题为《既有文学的野心，也有史学的野心》，发表时有删节。原刊责任编辑：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