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心洲是一个四面环江的小岛，沿江有堤坝，内围种玉米、油菜和棉花，岛上有小卖部、小学和初中，江水是天然屏障，隔开江心洲人与世界。除了水，这里什么都缺。意味着单调、贫穷，白天冗长，夜晚暗黑，江心洲就是风起浪打，夏长冬短。
    生活在这里的人，绝大多数在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没有机会离开江心洲。有一只渡船连通向邻近的小镇，但是除了油盐酱醋，没有出门的理由。逃避江心洲是江心洲人共同的理想。
    李凤群也一样。
    她离开了故乡，且越离越远。先是在常州，后来去了南京，现在又居美国。但是，“江心洲”在她不同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她说，故乡是来处，也是去处。“她养育过我，我嫌厌过她，因为她偏远，落后闭塞、不为人知。但是，现在，她是我最熟知的地方，她在我心里，将永远在我笔下，没有她，我什么也不是。”
    读书报：从最初的爱情小说、网络小说，到后来的《大江边》《颤抖》《大风》，你的每一部作品都会有很大的突破。能谈谈你是怎样从最初浓重的自叙色彩中走出来，走向社会与人性的开掘，走出更为广阔的格局的？
    李凤群：如果说有变化，风格不好说，格局上是有些变化的。最初是有点自叙色彩，小说里的故事和情绪，围绕自身经历的痕迹很明显的，自我的原始面貌和围绕着主人公的情感和生活奔闯的线索，是最初写作的基本格局，这一点，和很多人起步时没什么差别。我身上的某种诚实的东西，或者在不经意中形成的某种执拗。后来的长篇小说《颤抖》就有此种延伸，只是在格局上有了多重性，除了成长的困境，家乡家庭的元素以及时代中精神的症候等等。所以看起来尖锐些复杂些也对质疑与和解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大江边》是目前为止我的最长的长篇，跨度广度人物的繁多度，还有社会与人性复杂的呈现程度，都是达到了我可能的写作容积的最大值，我自己回头想，说实话也有点吃惊。《大风》在容积上其实不比《大江边》弱，小说的流动感漂泊感，几代人男女老幼的个性更鲜明，格局也不止于青少年和老年的矛盾、乡村与城市的对立、男权和女性的争斗、社会阶层之间的对峙等等，我想实现更亲切的艺术化叙事，自然的把这些藏在其中，让读者看到“我”，看到家，看到国，看到世道人心，看到任何人都在盼望的、都在为之挣扎奋斗的东西。
    如果说起因，写作本身就是吧，是写作让我看到自己和周边，接着看到历史和现实，看到复杂和单纯，看到小说所能抵达的所有地方以及小说无法触碰的地方。
    读书报：20年前，70后作家的起步，多是从私小说开始备受关注，比如卫慧、棉棉，那个时候，你的写作是怎样的？
    李凤群：20年前，我还没有写。我发表了处女作之后，就不怎么写了，即使写，也只是写点儿散文，那批作家风靡的时候，我在小城市的写字楼里打工谋生。有一次我在街上做市场调研，看到一个地下商场的书店里摆满了卫慧、棉棉的书，我写字楼里的同事都在谈论她们，我心里的某块地方被触动了，我心想，哦，小说可以这样写。我于是开始写我的第一个长篇的开头，后来这个开头被舍弃了，因为有点黄，但这是开端。我受她们激发。
    读书报：《颤抖》是一部小长篇，写了一个乡村女孩的精神成长史。我觉得这部作品是你的成长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小说对于母亲的描写，颠覆了我们对母亲的印象。为什么选择了第一人称？如此无情地揭露母亲的粗俗、恶毒，有何用意？
    李凤群：你读到的是母亲的粗俗和恶毒，但其他人读到了母亲身上的其他特质。比如邵丽在评论中说：“其实，这个母亲几乎是所有母亲的化身，她的爱藏在恨的表象下面，她对女儿的狠毒，其实是一种博大的爱，她要在一个严酷的世界里训练自己单纯而又笨拙的女儿，这是她在这个冷漠的世界学到的方法论，来自于用爱与死都换不来同情之后的决绝。比如她编瞎话，让女儿对‘性’恐惧，这可能是那个时代的母亲多多少少都会做的事情。”
    我的理解是，世上不会只有一种母亲，母亲也决不能只有一种性格，那就太单调了。我认为小说的人称不决定小说的品质。小说就是小说，当然小说也不是空穴来风。
    读书报：看《颤抖》时，我忍不住拿这部作品和70后作家写自我的小说比，觉得写得节制，有对光明和善良的渴望。我不知道你怎么评价？
    李凤群：70后小说家的确大有不同，有些人的光明和渴望更容易被你感知，还有一些人，走在寻找光明的路上，用新的形式表达对善良的渴望，或者不渴望什么就是他们自我的独特的标志。说到这部作品，我现在感到遗憾，它有许多缺点，写法和想法都太老实了，但它的优点是诚实。《颤抖》的完成，使我学会了轻装上阵。人人都被迫背负铠甲，但卸除铠甲的方式各有不同。
    读书报：为什么能够较早地摆脱自我，转向乡土小说？是有意识的吗？还是受到什么影响？
    李凤群：摆脱自我，也可以说是摆脱某种文学形式，这种文学形式是学习写作的必经之路，我在许多优秀作家的作品里看到他们自己，甚至成熟的作家最成熟的作品里都有他自己的影子，在对自我的探索完成之后，作家会本能地逃避自我，那是对“已知”的逃避，更是对“未知”的探询，有时候，作家知道自己要写什么，有时候，会在写的过程中发现真相。对于我而言，乡土是我的来处，我不过是从关注“我一个人”转向关注“我一类人”，诚实点说，我以为我是自己的时候，我接近了属于我的一类人。我在完成审视自我的过程中，体悟到某种血脉相连，我沉缅其中，不敢离去。
    读书报：“寻祖”是《大风歌》的主题，作品中的四代人其实都漂浮着，他们内心何尝不渴望有个根基扎牢的定海神针。 “寻祖”是在第三代张文亮开始的，离开江心洲是为了寻祖，过上好日子之后一直仍在寻祖，能谈谈你写作背后的深意吗？
    李凤群：寻祖并不是从张文亮开始，从张广深开始，不，张长工本人也无时不刻不在寻祖。张长工一直在虚构，无论是先前虚构的悲惨家世，以及后来整夜炫富耀贵，无不在推扯自己的儿孙回归祖上的荣光；张广深童年时候一直在挖洞，这是他的寻祖大法；子杰也在寻找，他从七岁开始，从跨上那条渡船之时起，他就在寻祖，直至灵魂出窍，也是一路返回；子豪也在寻祖，他对陌生男子的身世如此孜孜不倦的探询，也正是他潜意识里寻祖之念的发端。
    他们四代其实都漂浮着，他们内心何尝不渴望有个根基扎牢的定海神针。祖宗，大概就是这样的力量。大风让这一切徒劳，也让这一切更坚定。
    读书报：整部作品，从开始“天象有异、世道太坏”到后来文亮之妻孟梅也开始想家，“想的又不是具体的什么地方、什么人”，中国社会乡村的凋敝、环境污染的加重、教育等等各种弊病在作品中呈现出来---“这是个没有天也没有地的城市”。这部作品包含了太多的信息。你是要写一部怎样的作品呢？我觉得，这部作品容纳了你太多的观察和思考，也融入了你对国家发展中涌现出的诸多问题的忧思。
    李凤群：这是一个复杂的时代，处于高速度发展当中，许多家庭妻离子散、各个阶层都在冲锋陷阵。你看城市一天比一天繁华，可是我们的道德已经溃败不堪。为了钱，无所不用其极，奶粉可以致命，疫苗也可以。人的尊严在哪里？人的信仰在哪里？以前我还看到个新闻，一个包子店用纸箱子掺在肉里做馅，我们这一代人，处于这个状态之中，既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又要经受巨大的诱惑。原本非常纯粹的价值观都被撕碎、质疑，从张文亮身上体现出这些东西。他带着复杂的身世，爷爷和父亲二人累积到他身上的重负，从青年向中年游走，成为家庭和社会的顶梁柱，虽然带着疼痛，胶着和混乱，他已经有了自主意识，从找祖宗开始，虽然对情感有过沉醉，但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出人头地，他身上积攒了非常多的压力，寻根问祖的意识，出人头地的欲望，种种压力，致其非常扭曲，理想根本无法实现，又把希望寄托到下一代身上。下一代张子豪和子杰，明显分化，一个踩在父母的肩膀上，已经脱离基本需求，想要活出自己；另一个人由于从小被遗弃，成为乡土世界的游魂，这就形成了一个游荡在外部世界，一个游荡在故土的局面。我就是想把这种状态表现出来，我觉得如果我们心里有方向，有敬畏，有期许，我们的行为会受到制约。我们一定要有个某个类似于“家”的地方，一个终生寻找的所在。这个问题很容易想清楚，你渴望把什么带回家？“爱”、“美”和“安宁”是不是？你不会把凶器带回家，你不会把生意场上的谋略带回家，你不会把仇恨带回家，你凡是不想带给亲人的东西，丢弃掉，你就不会感到羞愧，这个世界也肯定会好得多。我就是抱着这个简单的想法，希望我们内心有指引生活的准则，有方向，有责任感，我觉得人有了这些信念，就不会做出那些骇人听闻的事。
    读书报：相比之前的《大江边》，这部作品体积小了，但是更为厚重。能谈谈自己的变化吗？
    李凤群：写《大江边》的时候，我三十三四岁，很有蛮力，也很有热情，但我缺乏节制，但也可以说，我打开了一扇记忆之门，门里的那些人争先恐后地出来，个个都是我的亲人，我没有办法取舍，我还爱热闹。我喜欢他们在一起，所以，难免使你觉得嘈杂，到了现在，我知道体力和能力都有限，需要必要的节制和忽略。
    但是，我前面说过，我觉得不是容量小了，是所包含的东西不那么生硬了，也不那么容易分析出子午卯酉了，或者说我想让它们化开了。
    《大风》，李凤群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7月，定价3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