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27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已经颁出，除了传承经典老戏和非遗项目的表演之外，参评的大多是近年来创作的新剧目，而剧本的优庸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演员的表演艺术，优秀剧本如大推力火箭把演员送上九霄云天，而平庸剧本则似倒春寒拽着演员在寒风低温里回旋。所以，不妨看看这些得奖演员演出的剧目在剧本创作上有何亮点和启发。
    以剧本而论，这一次，剧作家郭启宏有两部作品助力演员夺得了白玉兰主角奖。先说昆剧《李清照》。这是个近年来被写滥了的题材，仅笔者所见，就有四五个不同剧种的《李清照》，要想再写出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戏，谈何容易？这就需要剧作家去陈词，唱新调，独具慧眼地选择材料，“写什么”再次被证明是十分重要的。
    写李清照，无论怎么写，恐怕都脱不开对李清照人品和词品的赞扬。郭启宏能后发制人的秘器是其思想的自由和尖锐。许多剧作家写李清照，都是写她一生中的三件事：她与赵明诚的爱情、她写的词和她把家藏文物献给朝廷，回避离婚一事。郭启宏也写李清照的词，但他偏偏选择离婚作为贯穿全剧的主线。李清照的再婚和离婚在宋以后一直被人议论，这是很多剧作家回避的原因之一，但单纯地做翻案文章也不是个办法，需要剧作家有自己的思想，能够触及李清照在这段婚姻中的心理变化。从剧本的结构来看，第一折《改嫁》，第二折《离婚》，第三折《告状》，第四折《出狱》，针脚绵密地直面离婚事件。戏一开始，李清照体弱多病，难以支撑，内心希望有个人在身边照顾她。这时候张汝舟由李清照的弟弟引荐，出现在李清照的家里。他对李清照的体贴入微和表达爱的含蓄热烈，都由团茶、白玉壶等器物形象体现出来，为李清照同意改嫁张汝舟铺叙了充足的理由。这还是常规写法，不足为训。但到了第三折《告状》，李清照把离婚官司打到了公堂上，告张汝舟骗婚谋财，这是第二折《离婚》里写得清清楚楚的事实，给观众一个稳赢的幻象。不料，团茶、白玉壶竟然都成了张汝舟反驳骗婚的证据，可见他是早有预谋，从一开始追求李清照就居心不良，他和她结为夫妻，是为了她手中的稀世金石书画，为了传说中她的家财万贯。于是，第一折看似常规的写法却实在是非常规写法，是中国的灰蛇埋线法，是西方的悬念设置法，是郭启宏精心构筑的结构对位法。但最关键的，还是剧作家对爱情和婚姻的看法，是思想在起作用，既然一切不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都具有骗婚的性质，那么在这一点上，李清照丝毫也没有冤枉张汝舟，所以剧作家也不必为李清照作过多的辩护，这才是戏最吸引人的地方。
    当然，剧本也必须回答李清照为什么同意改嫁张汝舟这个问题，这是剧本成败的关键。剧作家在这里显示了他自由不羁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判断。女子改嫁在心理上通常要过对前夫的刻骨思念这一关，对婚姻和前夫不满的女子没有这个心理障碍，李清照不属于这类女子，相反她曾经拥有一个美好的爱情和婚姻而深深眷念着前夫赵明诚，现在要决定是否改嫁张汝舟，显然需要克服这个心理障碍。由于张汝舟的巧言令色、善于伪装，又由于李清照虚弱的病体妨碍了她的理性思维，使她不能清晰地看清这个人，反而在他身上产生了前夫赵明诚的幻觉，这一个细节写透了李清照是怎样跨越改嫁的心理障碍。但描写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是远远不够的，剧作家又继续挖掘李清照的心理世界，这就有了剧本中那段令人击节称叹的心理描写，一个青年女子与李清照讨论改词的问题，实际上是暗指改嫁，李清照最后说，可以是可以，但终不如原词。可见内心还是摆脱不了对原配丈夫赵明诚的思念。这样的剧本怎么能不让演员激发出表演小宇宙的大爆发呢？
    至于写李清照面对梁丘崇礼杜撰出“化龙升天”来掩饰对父乙彝的吞没，冷静地说：“看来这个是公器，赵家终难保存。”写李清照听到喜欢她词的燕儿说，“母亲说过，女孩子家无须要才情，不要像李清照那样，晚节不保”时，顿时如坠深渊，唱出了“多少篇词儿赋儿，失却了婉婉约约的妙！可怜我心儿胆儿，又响起凄凄冷冷的调”，这里所体现出来的思想深度就远比那些说她要把国宝献给朝廷，说诗人在当时人眼里就已是伟大的诗人等论调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再谈河北梆子《北国佳人》。“写什么”的重要性仍然在这里凸显。这不是说题材的选择，而是说在这个题材里，剧作家选择写什么是最重要的。《北国佳人》其实是演员自己选择的题材，这是戏曲创作常有的事儿，郭启宏应承下这个事儿之后，就有个“从什么角度去写”的选择。刘喜奎是民国初年涌现出的一位杰出的河北梆子女演员，剧团选择这个题材的原意就是为本剧种的优秀表演艺术家立传。刘喜奎是个很有故事的女人，不仅艺兼皮黄、梆子，时人投票称她为“坤伶大王”，而且绝色美艳，先后引动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张勋、曹锟等大人物的垂涎示爱，但她却能绝世独立，不为所动，坚持“不做小妾”的人格底线，却在环境的逼迫下误嫁给了崔敬一做小妾，以至被迫离开了心爱的舞台。显然，这样的题材可以从很多角度去写，也都能写出很有票房的戏来，但戏的高下优劣却是不同的。
    郭启宏的剧本立意明确，就写刘喜奎身为优伶始终坚守女性的尊严，从而把原型坚持不做小妾的行为提高到女伶坚持人格尊严的高度，这才有最后一场“别了梨园”的精彩。然而，无论是从刘喜奎这个生活中的真实人物来看，还是从剧本前四场对刘喜奎的人物塑造走向来看，刘喜奎在崔敬一死后再次拒绝曹锟的威逼利诱、以至被曹锟恼羞成怒地骂她不过是一个戏子时，她也不会有从戏子讲到孔子、孟子、墨子、庄子等诸子百家的文化水平，而历数戏曲的祖师爷唐明皇以及李龟年、雷海青、关汉卿、珠秀帘等历代著名戏曲人倒是有这个可能，但郭启宏却偏偏要这么写，写她严词反驳曹锟：戏子哪一点低贱了？非但不低贱，相反崇高得很。还要唱一段激昂出彩的《优伶颂》直抒胸臆，敢为戏子的贬称翻案，坚守优伶的人格尊严，可说是超脱了戏曲规定人物的束缚，使之升华到剧作家的代言人之地位。你可以从写实的角度来批评这样的描写脱离了人物性格的真实性，但你却不得不承认这场戏在舞台演出时的酣畅淋漓和观众为之如痴如醉的剧场效果。这当然和戏曲的虚拟性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剧作家在这里所体现出的思想之自由与尖锐所产生的巨大能量。正如郭启宏自己所说：“迷戏者有之，迷伶者更有之，而能尊重伶人人格者则鲜矣，于是伶人被演绎出‘戏子’的贬称，鄙人毕生与伶人过从，合作，赏识，崇敬，故借刘喜奎一曲《优伶颂》为之正名。”从中可以看出，思想的自由带给了剧作家在艺术创作上的尖锐之气，使之不顾一切地冲决着固有的艺术规范堤坝，从而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二
    无独有偶，郑怀兴的晋剧《于成龙》也是因思想的自由和尖锐而成就的一部优秀剧本，并最终助力谢涛夺得白玉兰戏剧特殊贡献奖。近年来，于成龙成了文艺创作上的热点，特别是京剧《廉吏于成龙》获得的巨大成功，几乎阻断了戏曲创作在这个题材上的再次作为。郑怀兴在接受这个剧本创作委约时，就知道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创作困难，以至于他没有立即答应剧团，而是在仔细研究了于成龙的材料后才有了初步的选择，开始他的创作之旅。当大家都把艺术创作集中在于成龙的廉吏属性上深雕细琢时，郑怀兴选择了这样一段史实：于成龙革职查办期间遇黄州民变，他主动请命招抚被贪官污吏逼反的百姓归顺，阻止了清军围剿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剧作家把眼光停留在于成龙的平民属性上深挖细掘。
    尽管从写廉吏到写平民是这个题材上的一大进步，但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似乎还不能令人满意，这就需要剧作家去发掘这个题材中蕴藏的最值得书写的东西。否则，如果于成龙这个艺术形象只是从写廉吏转而写平民意识，还不够有力，还只是为摆脱京剧《廉吏于成龙》的影响而别开生面。只有当剧作家找到了已经削职为民的于成龙在面临社会危机时“有担当、敢担当”的精神，并且把这一点上升到全剧的主题高度，化为一系列的戏剧冲突后，晋剧《于成龙》才有了和京剧《廉吏于成龙》比翼双飞的艺术底蕴。一个官场上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官员在没有得到朝廷平反的前提下，却被要求去担负平息民变的重任，其心理变化之浩瀚剧烈该有多少值得挖掘描写的戏剧性财富。但我们看到剧本没有在于成龙是否接受湖广巡抚张朝珍的挽留上过多地着墨，反而异军突起地设置了主动立下军令状的关键性细节，这不但在后半场戏剧的节奏上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而且在“一朝为官吏，终生有担当”的戏剧主题上落下了重重的一笔。思想的自由由此催生出艺术的尖锐之笔，使剧本创作有了突破性的结果。
    当然，如果苛求一下的话，任何一个正常的、曾经当过官的人，是不可能在这个节骨眼上主动立下军令状的，这无异于自投罗网，所以这里需要更多的铺垫，强化外部压力下不得不为之的描写，才能为于成龙这一行为寻找到合理的逻辑解释，不至于把“有担当”的主题立意轻易地显出外在的提升痕迹。但反过来说，现在剧本这样的处理又突出了剧作家的自觉意识，把“有担当”上升到“敢担当”的高度，使剧作家艺术创作的尖锐之气跃然纸上，这又和河北梆子《北国佳人》一样碰到了相同的问题，即超脱戏曲规定人物的束缚，使之升华为剧作家的理想人物。这种戏曲创作倾向，明显地与戏曲艺术的虚拟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不可否认，它也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今后的戏曲创作如何在严格的写实与主观的介入之间获得一种艺术的平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鼓励与倡导。
    三
    末了，也想谈几句一部艺术上还未臻完美的戏，评剧现代戏《紫花丁》写的是河北获得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的周汝珍的事迹，基本上没有作什么拔高，不但在大事上、在故事情节上遵循真人真事，少做或不做艺术上的虚构，而且连细节上也遵循生活原型的真实原貌，有一种非虚构写作的倾向，值得关注。近年来，文艺创作上兴起了一股写真人真事的风潮，其创作特点都是以典型化手法处理所写的真人真事，由于写的都是模范人物，也就不可避免地在典型化的过程中适当地加入虚构的成分，适当地予以拔高，以突出模范人物的境界，从而创造出艺术上的典型人物。应该说，这样的创作方法也出了艺术精品，例如豫剧《焦裕禄》，但大多数作品难有艺术上的突破。近年来，文学界兴起的非虚构写作似乎给了我们一个启迪，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的戏剧创作是否也可以掀起一场非虚构戏剧写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