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第9期推出了“青年小说展”，共4部中篇、7部短篇，青年小说家的作品占据了这一期杂志差不多4/5的篇幅。当然，在今天，对青年作家的集中推荐似乎已很难再引起我们的惊呼。就拿近几年来说，从《大家》杂志2013年的“70后”、“80后”新锐专号，到《收获》2014年接连两期“青年作家小说专辑”，再加上其他诸多刊物针对青年作家开辟的专刊或栏目，这一代青年作者就像一堆燃烧进稳定状态的篝火，炸裂的爆响开始变少，持续性光亮渐渐形成。事实上，如果我们对当下的文学界有所关注，不难发现“70后”、“80后”甚至“90后”的作家已经成为了各大期刊中短篇小说发表的主力军，在长篇小说领域屡有佳作，出版市场和海外传播方面他们也正占据越来越多的份额。当青年写作群体的崛起与存在已成为常识性信息，我有时会在心底将“存在”一词拆开，作为对青年写作的观照标尺：他们仅仅是“存”，还是已然有“在”？在我个人的阐释之中，“存”类似于日常中的某种惯性状态，存底、存留，像一本书插进书柜、一盒牛奶放入冰箱，仅仅意味着空间的充塞，等待它们的命运或许是尘埃如细雪般落满、或者任细菌一再冲击保质期的底线。“在”则不同，它带有某种哲学色彩的暗示，关乎自我选择、身份体认、以独立之姿站立于此的充分理由。具体到文学上来，青年作家的成长，究竟是代际更迭的习惯性过程、“作家队伍建设”的寻常成果，还是真的带来了别有意味的形象、与众不同的经验、一辨即知的语调、体认一个全新时代并在这时代中体认自我的独特方式？他们是像“贪吃蛇”游戏一样，在写作者的漫长队列中完成了数字概念上的增补，还是能够斜刺里杀出、打开一片新天地？是新旧电池的同型号更换，还是带来某些实质性的不同，把白炽灯泡换成了LED灯？
    “青年”的标签不应只体现为身份证上的年份数码，而应是文字背后遮盖不住的时代胎记。类似的期许被许多评论家总结为“冒犯”。冒犯一种四平八稳的“正确”套路，冒犯一种旱涝保收的模仿腔调，让锋利的个性快刀般切入经验的脂肪、刺激出强烈的应激反应，这才是青年写作的核心所在。尽管在新意和完成度上仍有参差，但此次“青年小说展”呈现出的总体气象仍使我感到欣喜。11部小说个性均有不同，它们的丰富和多样固然为我的评论增添了难度，但至少不会让我觉得自己在同义反复中浪费了时光。这一点，从最基本的语言文风层面便有直观的体现：走走酷爽、伊格言鬼魅，肖江虹的《傩面》细腻中频见奇崛，南飞雁的《天蝎》嬉笑怒骂、烟火洞悉、轻里有重；强雯的娓娓道来如丝竹铺展，李宏伟则延续了其一贯的语言风格，沉钟大吕般的音色中回响着紧密与深沉。作品的文字风格犹如作家的第二张脸。我很庆幸这本杂志中的脸是多样的、参差的，我越来越害怕那些韩国整容团般整齐划一的微笑或愁容，它会使我们患上“脸盲症”，并由此坠入不可自拔的审美疲劳。
    不同的文本表情、迥异的文字个性，这是“青年写作”美学合法性的基本来源之一，而语言形态又往往关联于其他更深层的命题。肖江虹《傩面》中的一些场景或可以作为对文学写作的某种暗示：不同的面具罩在脸上，是为了让通灵者看到不同的景象，例如死者寻路、童子传书、父母初逢、冬夏颠倒——“龙王、虾匠、判官、土地、灵童，如此种种，往老癫东们脑壳上一套，天地立时澄明”。在语言所接通的经验领域，这11部作品同样是各有侧重；若干甚为不同、常遭遮蔽、却在同一时代中奇妙共存的生活世界，也由此得以照亮，“立时澄明”起来。《傩面》写到了贵州乡间的最后一位傩师，他混淆时光的唱颂声被归乡女子戾气深重的心事所扰，古老的傩面忽然像裂开了一道暗纹——透过这细微的裂缝，我们当然不难窥见民俗书写背后那些充满时代指涉的隐喻和关怀。《石燕》与《沉香》有所共通，主人公都属于珍爱着自我世界、在时代潮涌中无所归依的形象，在这个意义上，华绵的古董房间与老段的工厂里涌动着相似的挽歌曲调，而围绕某一外部核心意象展开人物内心书写的方式，也正在青年写作者笔下应用得越发谙熟。《心经》写老者的生活起伏，《青色蝉》写少年的成长秘密，《无花果》从“孕事”的节点一刀切下，人性冷暖与精神蜕变如无花果切开两边，酸甜涩苦各在其中。走走的《谎言》重心落于童年一段短暂岁月，穿透力十足的冷色调却挣脱了时间的枷锁，如油画般铺展成光影叠错的空间景致。《而阅读者不知所终》魔方般的形式感和剧烈扭折的想象空间则令我感到信息流冲击的眩晕：《哈扎尔辞典》《炸裂志》甚至电影《楚门的世界》《盗梦空间》等关联文本的暗示纷至沓来，作者的落脚点何在？生命轨迹的游离与碰撞、命运轮盘的荒诞本质、厘清世界的悲壮徒劳、或者纯粹是对虚构的本体式把玩？也许都有，也许还不仅于此。
    11部小说从不同的角度敞开入口，同时也以各异的方式照亮着自身。相同之处则在于，它们各自的方式都是熨帖的、身体的、感性而意味深长的。《天蝎》弥漫着烟酒气味和热闹散尽后秋风落叶的嗅感，《傩面》里神秘唱词与高跟鞋声的交响引人遐思，《石燕》中无孔不入的古墓气息和《沉香》那不知所终的沉木香气都带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坠落》和《而阅读者不知所终》以急速旋转的叙事，不断刺激着脑神经的失重感；《音乐教育》则把单簧管的音色叠合在左宗棠鸡的味蕾体验之上，正如小说里中与西、往日与当下、家庭与个体之间那并不激烈的拉扯。这是青年作家的细腻之处，它们常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拨动时代生活的末梢神经；而穿透这道纷繁跳跃的感受性纱幕，我的目光能依稀分辨出一道道熟悉的轮廓——那是若干平凡者彷徨又坚守着的身影。在这些青年小说家笔下，我们看到了冷眼观世的少女、跟晚年较劲的老人、混迹宦海既欢乐也疲惫的小公务员、于风云代换间有些进退失据的博学者和实业家。他们并非有力者，登高一呼山鸣谷应的场面同他们没什么关系；在道德上也未见都高大，就像《天蝎》里竺方平“知识分子小官僚最没有信用可言”的抱怨，到头来却恰恰印证了自己。但不同于我们惯见的颓唐与沉暮，他们的落魄中也有坚守、烦扰后也有欢愉、彷徨间也有从容、冷眼里也有悲悯，如同竺方平在风波落定之后依然把手放在了丁婧蓉肩上，如同秦安顺在傩面那纷飞的木屑中静静回望着一生。我想起里尔克的几句诗：“我们目睹了，发生过的事物/那些时代的豪言壮语，并非为我们所说出。”那些平凡的悲欢，当然算不上什么宏声壮语，但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正是这些低沉交错的呢喃，共振出了关于这个时代更本质性的记忆。其实里尔克这首诗后面两句更加有名：“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对于今天的青年作家而言，事情或许没那么严重；但我的确希望他们“挺住”：挺立于冒犯性的精神、挺立于差异化的语调、挺立于熨帖感知的叙事方式、挺立于自己的独特与丰富。这种“挺住”，即便不意味着一切，至少也意味着一切的起点和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