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山崎丰子的《大地之子》围绕日本战争孤儿陆一心，从一个中日之间的边缘位置展现了战后中日关系的变化及其影响。陆一心从失忆到恢复记忆，与战后日本未能解决战争责任、到以经济支援来“赎罪”的历史发展环环相扣。围绕“日本”记忆的丧失与回归，小说既展现出置身家国边界处身份认同的困境，也体现了日本从战后主体丧失到逐渐重建自身主体性和主体形象的过程。同时，对于日本以经济支援者的身份归来，是真正回应历史还是转换问题，山崎也表现出了反思的态度。进而，借由山崎的战争反思，可以看到日本从战争中获得了怎样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勾画了怎样的未来理想，探讨它对中日关系的启示。
    【关键词】大地之子，山崎丰子，战争孤儿，中日战争
    1931-1945年间的中日战争在两国历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也深刻影响到了两国的现代建设及情感结构，但对这场战争带来的经验教训及战后影响的书写一直是盲区。出于各自的历史原因，两国在战后都没能充分进行战争反思，这也造成后来的书写无法有效实现战时到战后的过渡，悬置了战争对当下的影响和启示，只能以断裂的方式来处理两种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山崎丰子[1] 亲身来到中国大陆进行战后历史考察、访问亲历者，并以此为基础创作的《大地之子》，便可构成考察战后反思的重要作品。
    《大地之子》于1987至1991年间在《文艺春秋》连载，1991年集结成单行本发行。该作选取了战后留在中国的日本战争孤儿[2] 这样一个独特的角度，打开了探讨战争遗留给后世怎样的印迹的叙述场域。小说从日本投降后的满蒙开拓团落笔，讲述被遗留在中国的孤儿陆一心（原名松本胜男）的际遇。经历过战后流亡、长辈先后在流亡中离世、并被几经拐卖的他，在命悬一线之时，为善良正直的小学教师陆德志收养，并被抚养成人，接受高等教育。在五六十年代的风云变幻中，他的日本身份不断给他带来挫折和困难，特别是文革期间，他被判以间谍罪名，先后发配宁夏、内蒙做苦工。而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他被重新启用并委以重任，参与进中日联合建设宝华钢铁厂的工作中。巧合的是，该项目的日方负责人正是他的生父松本耕次。因时隔太久，两人均未认出对方。在寻找战后失散的妹妹/女儿的过程中，父子两人终于获知对方身份。出于对松本耕次的怨、对陆德志的感情以及担任工程项目责任人等原因，陆一心不肯与松本耕次相认。后来几经波折，父子二人和解，但陆一心拒绝了生父带他回国的邀请，选择留在中国做“大地之子”。
    作者山崎丰子是日本当代重要的社会派作家，她的作品往往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环节入手，严谨精细地考察社会的具体状态、各行各业人物处理问题的方式等，充分把握社会发展的脉搏和裂隙。这使得她的作品广受欢迎，在日本乃至海外都有着巨大影响。而拥有深刻战争记忆的山崎一再强调“忘记战争是可怕的事，跟自杀没有两样”[3] ，因此她怀抱着强烈的使命感去发掘历史真相，不辞辛苦地往返各国，整理史料、进行采访，捕捉战争留给人们的记忆与感受。为创作《大地之子》，山崎先是花费三年时间在中国调查、采访、搜集素材，到整部作品完成共用时八年，整部作品“宛如用石笔在岩石上刻画”而成 [4]。
    小说在陆一心的设定中设置了一个细节，即他因为战时和战后遭遇的非人境遇而发生了记忆丧失，除了知道自己的日本身份以及有个妹妹尚在人间之外，对于日本的一切均失去记忆。而随着邦交正常化展开、他几次往返日本，逐渐激活了他的日本记忆。陆一心记忆的丧失及回归，与战后日本未能解决战争责任、到以经济支援来“赎罪”的历史发展环环相扣。小说中对“记忆丧失”进行了如下的定义：
    记忆丧失
    主要表现为无法想起自己的生活体验、自己是谁、拥有怎样的成长经历等的状态。易于青春期发作，特别是经历了难以忍受的体验或事件后触发。多为心理原因引起，少数也有因外伤等器质性疾病引发。[5] （重点为本文所加）
    这里强调了对“自我”认知和认同的障碍。记忆作为主体认知、身份认同的主要媒介，失忆就象征主体抽离的状态。“日本”的抽身而去，只留下肉体的残骸在中国，让这个肉身在与中国的磕碰中面对、清偿曾经的债务；而记忆的归来，也与日本作为政治主体的归来交相辉映。因此陆一心的日本记忆，构成了身份认同、历史责任和主体性等问题的关节点。本文将以“记忆”为切口，探讨山崎如何组织和呈现个人身份困境与历史社会环境之间的关联，进而体现出战争带给后世持续不绝的影响。借由山崎的反思，本文也试图透视战后日本对历史的反思可以达到怎样的地步，以及可以从这段历史中获得怎样的启示、勾画出怎样的未来理想。
    一
    个人记忆与国族历史
    日本战败后，关东军抛下尚滞留在中国东北的开拓团民众，迅速撤离。无力回到故乡的开拓团民只能在东北地区流散，遭遇自然、匪贼等多重灾害，死伤惨重。当时尚名为松本胜男的陆一心先后面对家人惨死、被人贩子拐卖、被第一任买主虐待、逃亡中身患重病等灾难，造成了对从战时到战后这段历史的记忆丧失。可见，陆一心的“记忆丧失”，与日本在战后不负责任地抽身而出的历史息息相关。他的失忆，也就隐喻着本应参与到历史反思的“日本”的缺席。
    失忆的陆一心如同一张白纸一样留在中国。他因为日本血统受到了相当程度的虐待和欺凌，却无法征用自己曾获知的日本话语来对这些欺凌和批判来做出回应，只能作为一个透明而空洞的媒介，折射出战争历史带给中国人的精神创伤。
    当他随养父来到亲戚家避难时，就时常遭到堂表兄弟欺负：
    有一天放学后，陆小林领着大家张罗着要去学校里面的野地里玩。袁力本因为家里还有农活就先行离开了，而陆一心和其他的五六个人跟着小林一起去了野地。
    原本一直组织国共战争游戏的小林，忽然心血来潮，说道：“今天我们来玩抗日游戏吧。我来当日本军官，你们来当日本兵。陆一心来当中国的农民。”
    他在腰间夹了半截木棍，一把抓住陆一心的领子：“喂！你们这群百姓，把粮食大大地拿出来献给皇军！藏着掖着的，小心我给你们好看！”
    说着就将夹在腰间的木棍捅到陆一心胸口。陆一心一句话也没说。
    “为什么不说话！被日本军用刀指着的话，就应该趴在地上求饶，这才是百姓该干的。快说！可怜巴巴地求饶，说！” [6]
    儿童的游戏戏拟了历史中的暴力结构，并通过陆小林扮演“日本军官”而陆一心扮演“中国农民”这样身份的对调，将“中国”曾经遭受的暴力反弹回“日本”身上。从游戏中的身份结构上来看，这里压迫者仍然是“日本”，“中国”并未有效抵抗“日本”、建构自己的主体，所以这当然并非一种有效地反思并批判日本侵略的方式。但它投射出一种情感的需求，即要求“日本”遭受到自身曾经遭受困难同等的惩罚。特别是考虑到《大地之子》的目标读者是日本读者，这种处理相当于让对历史不够了解、对中国心情不够体谅的日本人，更直观地体会中国到底遭遇了怎样的创痛、在情感上期待怎样的赎罪。而由于真正应当承担责任的日本在战后抽身而出，带有“日本”身份的陆一心就成为承载这种情感宣泄的媒介。陆一心的失忆恰恰为中国的情感抒发提供了畅通的渠道。失忆的他并非一个自觉的日本，而是被中国方面所指认出来的“日本”，在最大程度上表现出中国认为日本所应呈现的状态、遭遇的处境。
    但反过来，也因为失忆，陆一心无法有效地代表日本去对这些历史问题做出回应或做出忏悔。他所持有的“日本”意识，实际上是被中国指认的“日本”。他相信自己只是由中国教育出来的、“除了是中国人以外什么都不是”的存在，因此他内在地重复他人对自己的指控，而无法作为一个主体的日本进行反思。当人们呐喊着要他“低头认罪”时，其真正期待认罪的主体指向的仍是有着侵略自觉的日本。陆一心无法做出回应，指控就落在了一团空洞之中，成为自说自话。所以失去的记忆必须回复、真正批判对象的日本必须归来，战争反思才能真正展开。
    可以看到陆一心恢复记忆的过程，与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再次进入中国直接相关。它表现为陆一心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参与到中日经济合作中，重新接触到日本，进而逐步触发记忆复苏：首先，他在报纸上看到邦交正常化的消息，看到来到中国的日本代表团的照片，出发了对自己身份的困惑：
    （陆一心）看着《人民日报》上登载的日本总理大臣一行人的容貌，不自觉地对比着窗玻璃里自己的容貌。然而，他完全没在自己身上找到与他们的共同的特征。可是他虽确信自己除了中国人的姿态、外貌之外什么都没有，心里也莫名有些动摇。 [7]
    而后，当他作为重工业部外事局的员工被加进赴日考察团，在富士山观光时忽然听到儿时记忆中的曲调，唤醒了对故乡信浓的一些记忆，进而开始调查信浓的历史。他记忆的完全恢复，是他来到松本耕次的家中拜祭母亲与敦子（あつ子）的灵位，而他之所以有这次的机会，则是当时日本提供的重要设备GIS（Gas Insulated Substation）出现了生锈问题，他作为谈判人员赴日本参与仪器检测与商谈。可见陆一心记忆恢复的过程，与他能够亲身接触日本相关；而他之所以能够解除日本，根源在于邦交正常化、日本援助中国建设宝钢、支持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陆一心的记忆与身份认同，可以说直接折射出中日的历史和社会问题。
    中日交流的重新展开，带回了陆一心的日本记忆，隐喻着日本作为一个历史主体归来，重新正视自己的历史责任。积极援助中国现代建设的主导者们明确表达了对战争的反思和忏悔。从东洋制铁的稻村会长回忆起与病中的周恩来的约定，表示就算只为了报答中国免除战争赔款的情谊，也要促成中日友好合作的缔结；柿田专务以及松本耕次等接受了支援建设的任务来到上海，看着曾经被日本侵占的土地，呢喃着“赎罪”的话语。归来的日本试图通过帮助中国完成现代建设，来补偿曾经在物质、精神、情感等方面对中国带来的巨大伤害，填补未能在战后抽身而出造成的空位。当这个空位补完之时，陆一心的记忆也就得以圆满。
    表面看来问题到此就圆满解决，但它同时留下了一个缝隙，即赎罪与犯下罪行之间的时差。如果七十年代日本作为经济支援回到中国就算赎罪了的话，那么战后三十年来战争孤儿遭受的苦难又该由谁负责呢？既然战争孤儿所承受的苦难中折射出中国曾遭受苦难，那么这种苦难未得到补偿，“日本”的空位是否真的填满了呢？
    二
    两种“日本”记忆与两种战后
    “日本”记忆发生过一个缺席-归来的过程，使得《大地之子》中的战后日本裂变成了两个层面：一种是陆一心这样的战争孤儿所代表，残留在中国、直接体现日本在战争中留给中国的印迹，并承担战争影响的反弹；另一种则是松本耕次所代表，始终置身在日本语境之中，从遭受战时宣传所欺骗、到战后将日本拉出泥淖、重新建设成高度现代的、拥有历史责任感的国家。理想的状况，是后一种日本来到中国、填补上历史空位，补偿战争罪恶，完成对战争的忏悔与反思，让两种日本圆融为一。承担责任、让两个日本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的方法本应是将由战争孤儿担负的责任转接到自己身上，并抚平他们的创痛。但恰恰在这里，小说偷换了处理问题的方法。反映在陆一心身上，就是他记忆的恢复不是因为他在战后遭受的苦难获得了解释和补偿，而是他选择了站在生父松本的立场去体谅他。
    标志着陆一心恢复记忆的时刻，是他来到松本家拜祭先人灵位。一直拒绝原谅松本、加上身为宝华建设的中方代表的陆一心，此前始终与松本保持着一定距离，即便已经来到日本，也拒绝造访松本家。而构成转折点的，是曾经同为满蒙开拓团的邻居大泽咲子找到陆一心，告诫他不要误以为自己的父亲是侵略者，实际上所有当时的普通百姓都是牺牲者。然后她向陆一心解释松本组织“满蒙开拓团”、后来入伍是政府强制的行为，在终战时他未能归来与家人汇合也是战争局势造成，而后她将松本如何在战后抱着对亡者的追思和愧疚加入制铁厂、并在各地辗转时寻找家人的音讯、以及参加宝华建设中的赎罪之情都做了说明，由此化解了陆一心对父亲的怨恨，才引发后来陆一心来到松本家灵堂拜祭、以及记忆彻底复苏的情节。但在这里，松本耕次在战后做出的努力、遭遇的困苦并不足以解释和补偿陆一心遭受的苦难，以及经由陆一心折射出来的中国遭受的苦难。这只是一种自说自话的解释。由此来看，陆一心对松本的谅解是非逻辑的，更像是出于血缘情感的体谅，选择了从松本的立场去理解战后。所以不是后一种日本补偿了前一种日本，而是前一种日本体谅了后一种日本，愿意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接受对方的讲述，并假定历史的空位得到了填补。在这两种记忆接合的位置上，小说恰恰体现出了一种错位，让人们看到本应继续质问下去的战争问题被另一套逻辑替代了。
    这另一套逻辑，是经济发展的逻辑，即如果在战后先发展起来的日本可以帮助中国发展起来，就相当于弥补了苦痛。小说行将结束时的高潮，便是以宝华钢铁建成并完成第一次轧钢来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
    掌声与欢声如雷。第一次亲眼目睹四千立方米大型尖端高炉出铣的中方人员，因过于感动和亢奋而哭出来的大有人在。作为协力者的日方人员也极为兴奋。双方握紧对方的手，分享喜悦。那一瞬间，中日之间萦绕的不信任与憎恶都消退了。
    陆一心也极度兴奋地不分对象地拥抱、用几乎捏碎对方骨头一样的力气到处握手。
    而当他看到眼前的上海事务所所长松本耕次时，多年来充满艰辛的岁月、以及中国第一个大型一体高炉的诞生的喜悦在两人之间杂陈。也不知是谁先靠近，两人首次紧紧抱住了彼此。[8] （重点为本文所加）
    以援助现代化来完成历史赎罪的前提，是假定情感创伤可以被转化为经济损失来计算。这相当于说，以实现现代的方式来补偿战争带来的伤害，并表达对战争责任的忏悔，在这个层面上完成的补偿，绕开了曾经对中国造成的情感、精神创伤的问题。
    山崎并非没意识到两种记忆接合时的错位。在书写柿田专务等人来到中国准备帮忙援建宝华钢铁时，他们听到中国方面的人说代表中日友好的宝华钢铁，要建在原本日本侵略军的军事基地之上，便颇有些五味杂陈。但受限于历史时代，山崎恐怕也未找到一种真正解决历史问题的方法，于是选择了将现状直接呈现出来。“恢复记忆”的契机之生硬，彰显出的正是历史本身的吊诡。
    山崎也提示了，实际上只有相当小一部分人有机会享受到中日邦交正常化带来的好处。陆一心可以重返日本土地完全是因为遇到了关爱他的养父陆德志并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进而进入了国家相关部门。更多的战争孤儿根本无法接触到这些层面，比如陆一心失散的妹妹敦子，被卖给一个痴呆男子作妻子，经受了非人的待遇。松本耕次在找寻女儿的过程中接触、听说的战争孤儿，也鲜少有陆一心那样的幸运地接受高等教育、进入现代建设的重要位置。能够在邦交正常化后找到亲人、回到故土的已是少数，很多人身处信息闭塞的地区，甚至连返乡的消息都不知道。就算返乡，多数人也难以适应日本的生活。现代的日本带给他们的是一种震惊式的冲击，记忆中的日本与他们重新遭遇的日本无法衔接起来，他们就相当于长期处在“失忆”的状态。当下的日本也没能做出充分、有效的处理，来帮助他们完成这种衔接。文中出现山野章子家归来的女儿的描写，衣着、语言粗鄙，缺乏所有权和隐私意识而擅自动用他人财物，山野章子表示对她的教育毫无结果。但这些无效衔接带来的后果不是日本对自己的无力表示歉疚，反而是对这些残留孤儿表示厌倦、不屑乃至憎恶。普通民众排斥他们归来，就算是松本、山野章子这样了解历史缘由的人们也会对章子女儿这样的状况表示出遗憾[9] 。战争孤儿联络会上的一个孤儿的发言尤为振聋发聩：
    算起来，我们这些人被日本政府遗弃了两次。第一次是祖父或父亲那一代，作为强壮的弃民，被送到苏联国境边上的开拓团。败战的时候，又被关东军滞留在那里，再次被遗弃。从那之后三十年过去了，子孙辈的我们这些人，虽然回到了富庶的日本，现在却要被第三次遗弃。各位，求求你们，不要第三次遗弃同样是日本人的我们了！不要有第三次了！ [10]
    这已然道破重新归来的日本，是通过舍弃历史记忆而得以重构的日本。这些未能被顺利接纳进当代日本社会的人们，实际上还是处于“记忆”的断裂处。他们的苦痛没有得到抚平，就意味着他们曾经替整个日本承担下来的战争责任没有得到一个承接者，最终这些伤痛只能留给他们自己消化。战争孤儿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也就意味着历史责任尚未真正得到处理。夹缝中的他们所体现出来的，正是归来的日本并未真正解决战争问题，相反以帮助实现现代化为名将战后问题转化到新日本的话语体系中，并遮蔽了真正的战争反思。在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中得到了救赎和精神上的满足的，实际上只有松本耕次等在日本语境之内的人们。松本作为援建宝华钢铁的工程师，支援中国完成钢铁工业现代化，同时他也在援建的过程中寻找自己失散的孩子，并援助战争孤儿归国的事业。当他最终获知每个家人的下落、并最终与陆一心相认，且帮助中国完成了宝钢建设时，家族团圆、对战争时期造成的伤害的补偿都有了交代，对于他来说，遗留在中国的问题得以全面解决。但是他并没有真正去面对陆一心遭受的苦难。在两种“日本”记忆的接合点上，只有陆一心接收了松本耕次的记忆，而没有反向的接收过程。于是日本自身内部的历史从来没有得到弥合。恢复了记忆的，只是陆一心，而不是归来的“日本”。
    山崎曾暗示她是将陆一心作为她概念中的“日本人”来书写的。在介绍《大地之子》的创作背景时，山崎说启发了她的灵感的是一段与中国人对话。那是她在1982年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邀请来中国期间，有人提议她写一部关于宋庆龄的作品，山崎表示自己不会写中国人，对方追问此前《两个祖国》不是写过美国人吗，山崎解释说其中写的是美籍日裔[11] 。按照山崎给出的解释来看，她不单是不会写中国人，她想表达的应是她不会写日本人以外的人。她只是通过将这些“日本人”放置到日本与世界的夹缝之间，来重新反思何谓“日本”。由此来看，《大地之子》中恐怕只有拥有完整记忆的陆一心，才配得上山崎心中的“日本人”。
    那么唯一拥有完整记忆的陆一心，可以从战争和战后史中获得怎样的启示，并勾画出怎样的未来图景呢？
    三
    未来的可能形态
    小说的结尾处，陆一心说出了点题的“大地之子”之句：
    船上的人们咽了口唾沫，紧张地捏紧了船舷和护栏。松本和一心也抓住了护栏。两岸的岩壁愈发狭窄起来，仿佛将挡住全部的去路。突然，船转了个弯，脱出汹涌的波涛，转瞬间冲出了峡谷。
    天空在眼前延展开来，广阔的大自然呈现眼底。一心深深为这大自然所打动了。
    眼前的石壁和绿色的山峰，河岸上巨大的岩石，全都在养育了自己的这片中国的大地上扎了根。这么想着的时候，河岸山峰上的一草一木就如同自己一样，吹荡了一心的心魂。他的灵魂仿佛升华到了这自然中一样。
    一心流着泪水，凝视着父亲的脸说：
    “大地之子……”
    山顶吹来的风带走了句尾的声音。松本疑惑地回望着他。
    “我是这片大地的孩子。” [12]
    这段对话源自宝华建成后，陆一心与松本耕次坐在三峡的船上，松本耕次问他是否愿意和自己回日本，陆一心面对浩淼的长江和两岸的土地表示自己选择做“大地之子”。应当注意“三峡”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其中的隐喻。它正处在一个有土地也有河流的位置上，是中华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交汇之处，正可象征中国和日本的交汇。因此这里不是在讲述“理想的日本人”选择留在中国的故事，而是他决定秉承着中日两种文明并继续生存下去。
    《大地之子》与此前的《不毛地带》《两个祖国》合称为山崎的“战争三部曲”，三部作品通过对日苏、日美、日中的战时到战后问题的处理，反思了日本应如何反思战争、重建自身经济文化乃至精神等问题。在此将《大地之子》放置到“战争三部曲”的序列中，可以看到三部曲都是在重建战后的日本主体：《不毛地带》通过战时参谋官壹岐正从西伯利亚服刑归来后加入日本商社，书写了一个承担起战争责任后重新站起来，引领日本走出战争阴霾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争取一席之地的形象；《两个祖国》通过日裔美国人第二代天羽贤治在战后审判中担任翻译官，在日美的缝隙之间审视战争的残酷以及审判的不合理，反思民主自由的欺骗性；《大地之子》则借由陆一心表现了对日本的侵略行为有深刻反省、感激中国的养育之恩、并其而在不论怎样的艰苦环境都自尊地生存下去的形象。三个主人公共同构成了正直善良、果敢坚定、对工作对家庭都富于责任心、且贯彻自由公正博爱的价值观、不为任何强权左右的理想日本形象。而这三个理想的日本像，都是通过与其它国家的接触而形成的：壹岐正主要体现了日苏，天羽贤治主要体现了日美，而陆一心体现中日。可见山崎在提示，只有通过多重文明的交流，才能重建日本的主体精神。
    而对于中国来说，也许应当感到欣慰的是，三部曲中能够代表“未来”的，是陆一心。担任战后审判翻译官的美籍日裔第二代天羽贤治最终夹在日美的身份认同和价值碰撞中难以自拔，举枪自杀，他代表着战时至战后初期的日本，而自杀这种极端的行为也说明了日本精神与打着民主自由旗号的霸权极端不相容；曾任陆军参谋而后被苏联俘虏、遣返回国之后帮助完成日本经济重建的壹岐正，代表着走出战后的当下日本。而这个“当下”的日本，与《大地之子》中的松本耕次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他们都以重建日本的主体、重建日本在国际格局中的位置、恢复日本与世界的友好关系为己任，以此完成对战争历史的反思和战争伤害的补偿。就像松本耕次在《大地之子》中已是长辈一样，当壹岐正自认为完成了重建日本经济的任务之后，便选择功成身退，将商社的未来乃至日本的未来留给下一代人。同时，《大地之子》中对松本耕次的处理也体现出，山崎已意识到这一代日本人在历史反思上仍有缺陷，因此更加理想的可能性，便都留在陆一心这一代的身上了。
    承载着中日文明的陆一心成为最具希望的“理想日本人”，这不免会让人想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中日、乃至亚洲联合的理想。这一次，山崎吸取了世纪初提出这种理想时日本将自己放在霸主地位因而最终变成侵略扩张的教训，十分注意将两种文明处理成平等的状态。陆一心作为继承了日本血脉、由中国抚养长大的孩子，具有两个父亲。山崎并没有将中日设定为一父一母这样的搭配，两个父亲就意味着双方的影响是平等的。这是经历战争之后，反思历史教训，然后重新修正、整理而成的东亚理想。受到中日两个父辈精神滋养、承载两种历史记忆的陆一心，展现的是当代发展更加合理的亚洲主义的可能性。由此来看，陆一心完整的“记忆”，或许正是亚洲主义理想经过战争沉淀后，在当代的升华。
    作者简介：朴婕，1987年3月生，吉林长春人。本硕博均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当代文学在读博士。研究主要关注近代以来中日的文化交流和文化比较、50年代的文艺改造等。目前作为交换研究生，在早稻田大学就读。
    注释：
    [1] 山崎丰子（1924-2013），1924年生于大阪，1944年毕业后成为《每日新闻》文艺部的记者，1957年发表处女作《暖帘》，开始进行文学创作。早期作品以描写关西风情的“上方文学”为主，后来转向着重现实社会问题的“社会派”书写。主要代表作有《白色巨塔》、《浮华世家》、《不毛地带》、《两个祖国》（中译本译作《情的锁链》）、《大地之子》、《不沉的太阳》、《命运之人》等。
    [2] “战争孤儿”一般称为“残留孤儿”，但山崎认为这种称呼仿佛这些人主动“残留”，是政府不负责任的叫法，所以她拒绝使用官方说法的“残留孤儿”而称之为“战争孤儿”（参见山崎丰子著，王文萱译.作家的使命•我的战后：山崎丰子自述1[M].台湾天下杂志出版集团，2012:158），本文沿用这一名称。
    [3] 山崎丰子：《传达讯息——是我存活下来的使命》，《作家的使命•我的战后：山崎丰子自述1》，王文萱译，台湾天下杂志出版集团，2012年，
    [4] 同上，第175页。
    [5] 山崎豊子：『大地の子 第三巻』。文芸春秋，2011年，第35页。
    [6] 山崎豊子：『大地の子 第一巻』。文芸春秋，2011年，第165页。
    [7] 山崎豊子：『大地の子 第二巻』。文芸春秋，2011年，第68-69页。
    [8] 山崎豊子：『大地の子 第四巻』。文芸春秋，2011年，第306-307页。
    [9] 参见山崎豊子：『大地の子 第二巻•第九章 明暗』。
    [10] 山崎豊子：『大地の子 第二巻』。文芸春秋，2011年，第326-327页。
    [11] 山崎丰子：《传达讯息——是我存活下来的使命》，《作家的使命•我的战后：山崎丰子自述1》，王文萱译，台湾天下杂志出版集团，2012年，第152页。
    [12] 山崎豊子：『大地の子 第四巻』。文芸春秋，2011年，第336-3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