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批评家，杨晓帆对批评对象的选择多少有点出人意料。
    提起张承志的《心灵史》、路遥的《人生》、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它们是男性的、政治的、社会的，值得被讨论却很难被辨明；提起《棋王》、《你别无选择》，我们很容易瞬间调动一套知识来讲述它们，却往往感到那些关于它们的“常识”已经压缩了再讨论的空间。在文学研究中，异质、歧义丛生与太确定都会构成研究的难度，上述选题无疑具有挑战性，也非常明显地表明了杨晓帆的研究兴趣与关注点——立足八十年代，经由八十年代文学探究七十年代的“过渡”问题与九十年代的“转折”问题，在这里八十年代文学成为她清理文学史问题与历史问题的桥梁。
    杨晓帆有意识地选择文学史中的经典作家、作品进行重读，这些经典作家与作品往往被一套超稳定的知识系统禁锢，不易发现新的打开模式。尤其张承志、路遥这样的作家，曾被标签化，实际具有不断生产问题的能力，他们一直被争论，却有太多的历史痕迹没有被发现，本身处于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尚没有被厘清。杨晓帆从这些已然携带了大量文学史知识的作家入手，选择他们最重要的作品，将其“历史化”，读出了丰富的历史讯息。她所做的不仅是对作品的重释，同时注重以什么样的方法来重读。这并不是那种陈腐的学究气的程式化研究，而是穿梭于历史中又紧跟时代的具有思想冲击力的批评，她关注的基点还是“我们生活在怎样一个时代”，以及文学如何给我们的时代“赋形”。
    一、不止是“批评的批评”
    杨晓帆每篇文章的进入方式都是谨慎而温和的，看似打开一个很小的入口，仅从单一作品入手，却在行文过程中不断扩大容量，当作品被放入到具体历史情境中，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问题都被重新激活，于是从作品的生产、到经典化过程，从个人故事到时代主题都成为她一一讨论的问题。可以说，她的批评不是单纯的基于文学史内部的作家、作品批评，她引入更广阔的社会史视野来探究文学，落脚点却始终没有偏离作品。从博士期间的《何谓“现代”，“自我”何从——重读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兼及新潮批评》、《知青小说如何“寻根”——<棋王>的经典化与寻根文学的剥离式批评》到近作《怎么办？——<人生>与 80 年代“新人”故事》、《“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改定版<心灵史>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转折”》，若为杨晓帆做一个作品年表的话，便可发现她对所关注问题的执着、对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
    杨晓帆将《你别无选择》、《棋王》时期的研究简单称为“批评的批评”，即对新潮批评、寻根批评的研究，以及作品整个经典化过程的梳理与重新考量。她并不以后置的视角苛责批评发生之初存在的漏洞，而是回到文学现场去分析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为什么会形成如此的批评话语，批评家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批判策略，他们的理论来源是什么，他们如此阐释作品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在大量史料的支撑下，杨晓帆通过细致绵密的分析，不仅使作品本身被经典化的过程被辨明，还将新潮批判、寻根批评“历史化”，考察它们的发生，重估价值，并犀利地指出批评存在的问题，尤其指明了遗留至今的“历史问题”。正因为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尚没有得到有效清理，才限制了我们对八十年代文学的理解，甚至限制了对整个“后三十年文学”阐释的多种可能性。
    将这样的批评方式称作“批评的批评”，其实低估了文章的含金量。除了重评批评，她同时对作品意义有新的发现。当新潮批评、寻根批判努力祛除《你别无选择》、《棋王》的写实性时，杨晓帆注意到对待此类作品，“现实主义”的读法并没有完全失效，反倒是新的理论框架对写实成分的剥离，使我们忽视了作品与社会密切而具体的互动。所以在重读作品时，她跳出了以往批评的窠臼，关注那些被批评遮蔽的部分。针对《你别无选择》，她提出若是将其视作与八十年代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小说”来看，“‘寻找自我’的成长故事就可能包含更多的内容：它其实提供了一个在中国 80 年代改革进程中，讨论如何构造‘新人’，如何生成理想‘自我’的契机，它提醒我们去思考，当‘小我化’的个人从此前的各种共同体约束中被剥离出来以后，如何继续展开自己的‘现代’故事。” [1]她尤其关注被以往批评忽视的人物——董客，试图分析这一人物焦虑情绪背后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实事。在“反思新潮批评与新潮小说之间的差异性” [2]过程中，小说的丰富性得以呈现，它的意义已经溢出了新潮批评给定的结论。
    对《棋王》的讨论延续了这种批评方法。杨晓帆一方面考察了批评对作品的“塑造”，这种塑造使《棋王》从有问题的知青小说、“锦上添花”的知青小说成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又通过梳理寻根批评对《棋王》知青文学成分的剥离过程，发现了寻根批评的发生学秘密与其批评的限度。与寻根批评恰恰相反，她要做的是“重新激活被批评剥离出去的知青文学的历史记忆” [3]。很明显，在重返历史、反思以往批评的过程中，她其实也在有意重建小说的多重意义，尤其注意发现作家、人物、故事本身与社会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的伟大正在于它以极美的形式蕴藏了历史的复杂性。
    如果说“批评的批评”尚可以借助“旧批评”寻找到阐释的支点，重估尚有旧线索可循，那么从《历史重释与“新时期”起点的文学想象——重读<哥德巴赫猜想>》开始，杨晓帆更注重从社会史、文学史、作家创作史的多重维度中来讨论作品，并由具体作品反观历史转型期的时代难题。
    对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反思与对经典作品有选择的重释，使她积累了良好的历史感，所以在她的论述空间中单一的小说便具有了历史起源，处于被她厘清的历史脉络中，更具有了相对明晰的历史走向及当下意义。《“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改定版<心灵史>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转折”》一文是她正面强攻作品的力作。这里既有对标签化批评的质疑，又将《心灵史》置于作家的创作史与八九十年代的转折点上，借助具体史料及张承志自身文学活动与社会实践，理清了张承志从八十年代到改定版《心灵史》这一路走来的思想历程。对于张承志这种异质、又往往被简化的作家，杨晓帆不畏惧给出结论性的矫正。比如，她认为张承志在八十年代已然显现出异质性，并率先对八十年代形成的知识框架与文学观念进行了告别，提前进入九十年代。难得的是，她能在大的背景下体察“人心在不可逆转的时间之流中那一瞬间颠簸异动的具体性” [4]，注意作家在进入新的历史时刻内心从犹疑、感慨到坚定的过程，正是对张承志思想变化的细微体察使她发现“张承志是在中国的外部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当国内知识分子群体或许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人文理想参照下感受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众声喧哗带来的震惊体验时，张承志已经在海外旅居的现实感中提早窥破了‘资本’和‘冷战逻辑’布下的重重陷阱” [5]。“革命”、“宗教”、“民族主义”并不是破解张承志思想的法门，只有看清作家八十年代以来的思想轨迹，才会理解为什么改定版《心灵史》让革命复归，为什么“把哲合忍耶所归属的穆斯林共同体，放到‘革命中国’和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资本主义扩张和殖民扩张的历史延长线上去，强调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革命遗产中的国际主义视野” [6]。可以说，杨晓帆为我们打开了一种理解张承志的有效方式，并提醒当下张承志依然是生产思想资源与方法论的作家。当很多研究者将张承志标签化、边缘化时，其实既没有清理作家的历史问题，也没有清理自己的知识系统。
    经由《心灵史》，杨晓帆呈现了作家在八九十年代转折期的不同选择，以及进入九十年代后对思想资源的寻找和再生。所以理解张承志的根本其实是直面历史问题与时代难题。在《怎么办？——<人生>与 80 年代“新人”故事》中，杨晓帆则更为集中地讨论了时代主题——改革，尤其是路遥小说触及的“改革内部可能存在的结构性难题”[7] 。她依旧从个人故事——路遥的故事、高加林的故事谈起，征引史料、层层铺垫，建构绵密的论证系统，最终“识别出 90 年代与80年代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的重复’” [8]。
    对文学史“常识”及既往批评的质疑，并不是要推翻历史“结论”，而是为了理解“结论”的形成，并在重新激活作品时使其丰富性充分体现出来。这才是对文学应有的敬意。
    二、体贴的批评
    反思、清理、另辟蹊径，且逻辑严密、见解独到，我们可以不认同其立场或结论，却难以找到论证的漏洞，这样的批评家很容易给人咄咄逼人之感。杨晓帆的文学批评却在强大的文气之中表露了谨慎、温和的气质。文章虽不乏语出惊人的结论、剑走偏锋的角度，却并不将研究对象置于自我的阐释框架中封存，而是尊重作家、作品的其他可能性，保有得体的分寸感，又时常在文末提出其他研究设想，所以她的研究总是呈现为未完成状态，同时使我们对她的后续研究抱有更多的期待。在她的批评视野中，没有“死了”的作品，只有被“读死了”的作品。
    有余地的阐释，不只是给自己留有可再生产的空间，其实更是对其他批评观念及作家的理解和体贴。这就是为什么杨晓帆在新潮批评、寻根批评与小说的裂隙中阐释出了不同的意义，同时又能尊重批评产生的历史合理性。在对《心灵史》、《人生》的研究中，她更为明显地表现出对作家的体贴。她将《心灵史》“历史化”，也将自己“历史化”，设身处地地理解张承志的选择、大历史中个人意义上的思想更新。张承志的形象竟然在这样的非文学作品中立体、鲜活，甚至有些动人，与其的“隔膜”消失而具有对话、体悟的可能。在讨论《人生》时，杨晓帆引述了路遥为弟弟找工作的史料，将路遥还原为一个身陷家务事的普通人，并深切理解路遥在现实生活中的尴尬、艰难。这样，我们对那个个性自尊又自卑的路遥会有更多的体谅。当杨晓帆体察作家个人在历史中呈现出的具体性时，她不会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去评论作家，而是端正了坐下来平等对谈的姿态，对话中有质疑、揣测，也有交心式的理解。
    表面的东西一向对她吸引力不大，她想接收的其实是作家的脑电波，甚至进入别人的脑回路，这于她才是有趣的智性实践活动。体贴的对谈就是脑电波相互接收、干扰、博弈、体谅、理解的过程。于是，在把《心灵史》的历史来路摸得一清二楚之后，张承志对杨晓帆的启发是“他将自己的知识不断‘历史化’的方式，避免成为某种体制或意识形态制约下不自觉的发言者”[9] 。可见，她在作家那里获得的不仅是故事、形式，还有方法论，以及对待历史的态度、立场。“学院派”出身的杨晓帆本有一套理论武器傍身，却有意识地不断清理自己的知识，警惕“在狡黠的修辞中兜售趣味和知识”、“引经据典来伪装思想的贫乏” [10]，所以看似在以后置的全知视角重释作品，其实她在与作家一起返回历史现场、与作家一同面对历史难题。与其说她在解释作家，不如说她在与作家合力发现并揭穿世界的某种真相。
    杨晓帆说：“理想中称职的批评家应该是个手艺人。”[11]或许批评家首先应该是对世界抱有极大好奇的人。如果将批评对象泛指为“世界”，大部分人在感知世界的时候，关注的是世界的外表，杨晓帆的兴趣在于世界这一生命体的皮肤纹理、血管、骨骼、细胞的活动规律……她热衷去探究事物内部的结构和一切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也许可以说，理想的批评家应该是自身足够有趣的热情的探索者。因为有设身处地、以己度人的体贴，有好奇，有热情，审慎的研究工作才从未压制敏锐的感知能力，她依然具有良好的艺术感觉，能一下抓到作品的关键点。
    在《那些“装腔作势”里的进与退——马小淘小说论》一文中，我们看到了杨晓帆暂别历史、面对同代人时表现出的活泼、机巧。论文开篇便抓到了马小淘小说的整体感觉——“有趣且‘安全’，像是牙尖嘴利的好闺蜜陪你看戏，场外插科打诨让你过足戏瘾，又让你在临界大悲大喜的关头全身而退。”[12]于是，果真与马小淘如闺蜜般坐下聊起来，在这样平等的“交心”中，她在被视为“保守”、“安稳”、“后退”的小说里，读出了“别致的切点”、“与消费文化无关的生活美学”[13]，感受到微笑背后的“杀伤力”。在与弋舟的对谈中，她对弋舟小说的把握切中要点，如指出弋舟“有一种以虚无至实有的自觉”，“在观念层面‘谈情说爱’”，“通过爱情谈‘时代’，谈今天这个时代中的‘我们’”。[14]
    此前研究中获得的“历史感”，使杨晓帆在面对当下文学时能做出有历史来路、又贴近文学现场的中肯判断。在普遍强调文学介入现实的当下，她却认为，“这个时代也许格外需要强调‘虚构’，文学不是要跟着新媒体技术网罗世界的高速度亦步亦趋地摹写生活，而是要模拟我们活着的感觉，甚至以新的形式感重塑我们对现实的认识与体会”， 并强调文学批评应回到基本问题上，不应在众声喧哗的巨变期迷失自己。作为一个“80后”批评家，她难得有极强的历史自觉，亦深刻意识到历史中形成的某种“意识结构”正影响着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所以她的文学批评往往是当下与历史的交流结果，在此时与彼时的往复中使问题被澄清。
    杨晓帆的文学批评意图明确，如她所言：“我生活在一个历史总体性视野气息尚存、社会急剧变动的转型时期，却又常常迷失在对现实的无从把握中。正是这种困惑让我开始在批评中尝试理解同代人的写作，也尝试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视野中思考这一代人的历史位置，以文学史研究的方式进入80年代，为一代人的感觉方式寻找一个历史起源。”[15]此前的研究“例无虚发”，她无疑是值得期待的批评家。听说最近她在与莫言“交流”，请大家拭目以待。
    （李雪，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文艺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注释】
    [1] [2]杨晓帆：《何谓“现代”，“自我”何从——重读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兼及新潮批评》，《长城》2010年第7期。
    [3]杨晓帆：《知青小说如何“寻根”———<棋王>的经典化与寻根文学的剥离式批评》，《南方文坛》2010年第6期。
    [4] [10] [11] [16]杨晓帆：《面对镜子我始终心怀恐惧》，《东方文艺》2015年9月第4期。
    [5] [6] [9]杨晓帆：《“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改定版<心灵史>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转折”》，《文艺争鸣》2015年第6期。
    [7]杨晓帆：《怎么办？——<人生>与80年代“新人”故事》，《文艺争鸣》2015年第4期。
    [8]杨晓帆：《经典重读与八九十年代的转型问题》，《名作欣赏》2014年第4期。
    [12] [13]杨晓帆：《那些“装腔作势”里的进与退——马小淘小说论》，《文艺报》2016年1月27日第五版。
    [14]弋舟、杨晓帆：《弋舟：以虚无至实有》，《芳草》2016年第2其。
    [15]杨晓帆：《媒介即现实：为时代“赋形”的文学》，《文艺报》2016年1月22日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