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自己患有季节性情绪失调症。这病简称SAD，刚巧这个单词在英文里也是“悲伤”的意思。SAD患者在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很健康，从深秋天气转凉开始就会明显感到忧郁，情绪失常、躁动，易崩溃。在热带，SAD即便存在也很少见，而在纬度超过30度的地区，SAD显著存在，在全国领土的纬度几乎高于30度的加拿大，SAD的发病率是十分之一。中国则跨越了北纬30度线，简单说，上海以北的地区差不多都在这条线以北，都是SAD的高发病区。英国也是SAD的重灾区，自杀率在冬季总是更高。英国人普遍显得阴郁，连英式笑话都是冷笑话。
    在看到介绍季节性情绪失调症的文章时，我眼泪都快下来了。就像最绝望的时候，有人递上一杯热巧克力，轻抚你的背，再告诉你，你的委屈，我都知道。
    就是这样，一到冬天，萧索和寒冷让我绝望，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致来，昏昏沉沉，整日哀声叹气，外出成为对勇气和智慧的考验，哪怕去推金属的门把手，也像是去北极探了一次险，更不用说北京长期的雾霾。每个人的状态看上去都非常糟糕。衣着顾不上光鲜的搭配，只是为防寒保暖。路上都是层层包裹后看不清面目的人，大家集体丢失尊严。人们罹患SAD而不自知，又彼此抱怨，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美好的事情，除了那个还需等待多日的姗姗来迟的暖春。
    在大自然的强悍力量面前，我们无力又渺小，抵抗的行为统统是消极的，不过是囿于室内，日日夜夜。
    我告诉别人，我得了季节性情绪失调症。大部分人只当玩笑，一笑了之。也有人毒舌，说我自己编了一个病出来。我便不再说了，只当是个秘密。
    然后，那些因天气而产生的不快，似乎都有了解释。不开心的时候，我想，哦，是SAD在作怪。找到罪魁祸首，便可以心安理得，不再追究其他的原委。我一趟趟往南方温暖的地带去避寒。事实证明，也确实管用，至少那些每天可以看见太阳、不用穿冬衣的热带、亚热带的假日，我都过得挺不错的。
    我们总是需要一个解释的，就像一本书需要作者的自述。它为什么会是这样？如果这个解释刚好可以自圆其说，作者与读者都会彼此心安，好过一点。
    可是，有些事情可以解释，还有很多的事情却并不能解释。而一本书、一本小说，属于哪一类呢？好像作者是可以作出解释的，你写了什么？为什么这样写？这些问题回答起来，其实也不困难。但我怀疑，这样去解释一本书和一篇小说，是否有意义？而且，我的解释会比任何一个人对这些文字的阐释，更有意义吗？
    《透视》里的大部分篇目，在刊物发表时都配发过创作谈。我也假装用创作谈的语气，在那里谈来谈去。后来我发现，值得一谈的东西并不如我们以为的那么多，如果我不想落入陈词滥调和自怜自艾中的话。偏偏我最怕自哀自叹的文章，怕读、怕写，即便最悲伤的时候，我也认为文字应当隐忍克制。在2015年冬天，北京遭遇极寒的天气里，季节性情绪失调症发作，我写了一些小说，把自己的不爽都放在里面了。选择小说是因为它是虚构的，我不必刀刀见血见肉地解剖自己，如此反倒可以让文字冷静。你可以理解为，在小说中，我改头换面，隐藏着不愉悦的一切，佯装平静，再将之娓娓道来。而娓娓道来的内容，其实就是不可解释的。小说要写的，恰是这世界不可解释的那一部分。
    而人都需要解释，解释让人心安。可惜人类太渺小无力，各种企图解释的努力，都宛如糟糕天气里的我们，待在遮风挡雨的房子里，从窗户望出去，企图辨识出浓雾是否会散去，明天是否会有朝霞出现？而这种观望、透视，不过只是推测、预计、担忧、期盼，或杞人忧天，或一厢情愿。没人有预测未来的天眼。对未来，所有的未来，所有的结局，我们都无法预知。
    对不确定的未来，我们付出了全部。
    但可惜，我们都不会透视。
    我在北京生活了十四年，对一个四川人而言，很不容易，因为北京地处北纬30度以北。当然，四川的冬天也不好过，湿寒没有暖气，所以我从小一到冬天就生冻疮。红红光亮的手指肿起来，像某种水果，因为冻疮也会从生涩到成熟，终于变紫、溃烂。为治冻疮，听信江湖术士，用生姜涂抹，或早晨洗脸后把双手都浸在冰水里。自来水管里的凉水，没有结冰，但放在阳台上，早晨水面上也会浮层薄冰。冰水混合物的温度，就是零度——我已经学过自然课，这个知识点总是会在这时莫名其妙地从脑子里冒出来。我那时大概是很有决心的人，能够坚持一个月用冰水治冻疮。我站在没有封闭的阳台上，迎面是咸湿的冷风，吹散我没有梳好的辫子，我可以看那些山峰起伏的曲线、山下县城里高低的楼群，转移对手的注意力。我心里其实并不知道，此时忍受的苦，是否会治愈我由来已久的疼痛。我那时猜想，这方法是让皮肤骨节适应冰水的温度，就再不怕湿寒的天气、再不生出冻疮了。这民间秘方的道理，就是这样。人们推演、总结、提炼出一些道理，因之推测事情会如何发展，有些道理被称为科学，因为它们被证明过，它们的判断是忠实的，你可以信赖的。
    那些阳台上对自己施予的极刑，事实证明并没有成功，我依然患冻疮，当年的冻疮如故，来年冬风吹又生。我还是在写字的时候忍不住两手互相抓挠，像我们的祖先猴子那样，企图用最原始的行为，缓解冻疮的瘙痒症状，也根本顾不上这会促使它更快地成熟、溃烂。当然，也许在心里，我还是期待着它尽快成熟的，因为成熟之后，就是衰败。它的衰败，会在春天发生。那时，气候回暖、草木发芽，所有的事物都有种跃跃欲试的欣喜模样——这是可以预见的，是自然规律，也值得信赖。
    在北京度过的第一个冬天，我没有生冻疮。在有暖气的干燥房间里，我甚至完全遗忘了这回事。等到寒假回到四川家里，我才记起那些被冻疮困扰和自我折磨的冬天。它们就这样过去了。此后十四个冬天，我再也没有生过冻疮，今生与这种南方的烦恼诀别。我不怀念，它毕竟不美好。但我诀别的，又岂止是冻疮，还有我的童年，抬头只能看见大山之间一小块天空的县城，所有的那时那景、所有设身处地的气氛和情状……都在下一刻诀别，痛苦的和甜蜜的，复杂的与简陋的，都成为再不复踏入的河流。哪怕当下，我写下的文字，在下一刻，也成为那生命河流中的逝水。我只能无奈地看它离去，心里却不知道下一刻，是什么又将以何种姿态，向我奔涌袭来。
    不曾记得的过去，与不曾遭遇的将来，我们同样囿于其间，日日夜夜。
    对不确定的未来，我们付出了全部。但可惜，我们都不会透视。
    我想，这就已经足够了。我已经给出了一种解释，而且与我的小说有关——它关于过去的记忆，也关于对未来的预期，与之相关的，还有它本身就是我们对不可解释的世界的一种解释的努力。不可解释的世界里，还有其他很多不可解释的东西，比如成长，我相信成长是可以一直写下去的话题。比如《火山》，我觉得说它写抗战、写父子关系，都不如说它写成长来得贴切。《他们家的暖气》完全就是写自己怕冷畏寒，当然也不全是，还有南北方的差别，我用这种差别作背景，写一种不适，这种不适不全是因为南北差异而生，它当然还是与成长有关。我对成长的看法，难免有些悲观。因为其中有太多妥协。所以我又试图让妥协不那么多，或者说，不那么容易妥协一点，这就是《另存》。《另存》和《透视》《酋长》一样，写的都是艺术区的事，2015年我大部分小说都在写艺术区。《另存》是这一系列少数几个中篇之一，它曾经被《中篇小说选刊》选载，要我写创作谈，我写了第一稿，解释了一番其中素材和自身经历之间的微妙联系，还是那样，写完后我又觉得没必要这样解释，于是重来，在最终成形的《另存》创作谈里，我说它写的是功利面前，人的踟蹰与无力。对荣耀，很多人可能都这样，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透视》写伤痛之后，人们如何度过，不过是生者继续、生活继续。同样写伤痛之后的，还有《去宽窄巷跑步》。写《去宽窄巷跑步》，是因为我非典时期从北京回到成都，每晚去家附近的宽窄巷跑步，有一次和王干老师说起非典，我说我那时没事干，就去宽窄巷跑步。他说这是个很好的小说题目，我想确实啊，然后就虚构了一篇小说。不可解释的爱情，是《天使的台阶》，可以看出来，我对爱情的观念并不悲观，只是充满不确定。
    正是不可解释的这部分世界，在吸引着写小说的人、读小说的人。他们用小说的方式向不可解释的世界发起挑战，企图从一扇扇打开的窗户里，透视出一些什么来。
    我希望我打开了一些窗户，虽然我们都不会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