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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李立:可惜我们都不会透视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收获》微信公众号 周李立 参加讨论


    
    我认为自己患有季节性情绪失调症。这病简称SAD,刚巧这个单词在英文里也是“悲伤”的意思。SAD患者在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很健康,从深秋天气转凉开始就会明显感到忧郁,情绪失常、躁动,易崩溃。在热带,SAD即便存在也很少见,而在纬度超过30度的地区,SAD显著存在,在全国领土的纬度几乎高于30度的加拿大,SAD的发病率是十分之一。中国则跨越了北纬30度线,简单说,上海以北的地区差不多都在这条线以北,都是SAD的高发病区。英国也是SAD的重灾区,自杀率在冬季总是更高。英国人普遍显得阴郁,连英式笑话都是冷笑话。
    在看到介绍季节性情绪失调症的文章时,我眼泪都快下来了。就像最绝望的时候,有人递上一杯热巧克力,轻抚你的背,再告诉你,你的委屈,我都知道。
    就是这样,一到冬天,萧索和寒冷让我绝望,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致来,昏昏沉沉,整日哀声叹气,外出成为对勇气和智慧的考验,哪怕去推金属的门把手,也像是去北极探了一次险,更不用说北京长期的雾霾。每个人的状态看上去都非常糟糕。衣着顾不上光鲜的搭配,只是为防寒保暖。路上都是层层包裹后看不清面目的人,大家集体丢失尊严。人们罹患SAD而不自知,又彼此抱怨,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美好的事情,除了那个还需等待多日的姗姗来迟的暖春。
    在大自然的强悍力量面前,我们无力又渺小,抵抗的行为统统是消极的,不过是囿于室内,日日夜夜。
    我告诉别人,我得了季节性情绪失调症。大部分人只当玩笑,一笑了之。也有人毒舌,说我自己编了一个病出来。我便不再说了,只当是个秘密。
    然后,那些因天气而产生的不快,似乎都有了解释。不开心的时候,我想,哦,是SAD在作怪。找到罪魁祸首,便可以心安理得,不再追究其他的原委。我一趟趟往南方温暖的地带去避寒。事实证明,也确实管用,至少那些每天可以看见太阳、不用穿冬衣的热带、亚热带的假日,我都过得挺不错的。
    我们总是需要一个解释的,就像一本书需要作者的自述。它为什么会是这样?如果这个解释刚好可以自圆其说,作者与读者都会彼此心安,好过一点。
    可是,有些事情可以解释,还有很多的事情却并不能解释。而一本书、一本小说,属于哪一类呢?好像作者是可以作出解释的,你写了什么?为什么这样写?这些问题回答起来,其实也不困难。但我怀疑,这样去解释一本书和一篇小说,是否有意义?而且,我的解释会比任何一个人对这些文字的阐释,更有意义吗?
    《透视》里的大部分篇目,在刊物发表时都配发过创作谈。我也假装用创作谈的语气,在那里谈来谈去。后来我发现,值得一谈的东西并不如我们以为的那么多,如果我不想落入陈词滥调和自怜自艾中的话。偏偏我最怕自哀自叹的文章,怕读、怕写,即便最悲伤的时候,我也认为文字应当隐忍克制。在2015年冬天,北京遭遇极寒的天气里,季节性情绪失调症发作,我写了一些小说,把自己的不爽都放在里面了。选择小说是因为它是虚构的,我不必刀刀见血见肉地解剖自己,如此反倒可以让文字冷静。你可以理解为,在小说中,我改头换面,隐藏着不愉悦的一切,佯装平静,再将之娓娓道来。而娓娓道来的内容,其实就是不可解释的。小说要写的,恰是这世界不可解释的那一部分。
    而人都需要解释,解释让人心安。可惜人类太渺小无力,各种企图解释的努力,都宛如糟糕天气里的我们,待在遮风挡雨的房子里,从窗户望出去,企图辨识出浓雾是否会散去,明天是否会有朝霞出现?而这种观望、透视,不过只是推测、预计、担忧、期盼,或杞人忧天,或一厢情愿。没人有预测未来的天眼。对未来,所有的未来,所有的结局,我们都无法预知。
    对不确定的未来,我们付出了全部。
    但可惜,我们都不会透视。
    我在北京生活了十四年,对一个四川人而言,很不容易,因为北京地处北纬30度以北。当然,四川的冬天也不好过,湿寒没有暖气,所以我从小一到冬天就生冻疮。红红光亮的手指肿起来,像某种水果,因为冻疮也会从生涩到成熟,终于变紫、溃烂。为治冻疮,听信江湖术士,用生姜涂抹,或早晨洗脸后把双手都浸在冰水里。自来水管里的凉水,没有结冰,但放在阳台上,早晨水面上也会浮层薄冰。冰水混合物的温度,就是零度——我已经学过自然课,这个知识点总是会在这时莫名其妙地从脑子里冒出来。我那时大概是很有决心的人,能够坚持一个月用冰水治冻疮。我站在没有封闭的阳台上,迎面是咸湿的冷风,吹散我没有梳好的辫子,我可以看那些山峰起伏的曲线、山下县城里高低的楼群,转移对手的注意力。我心里其实并不知道,此时忍受的苦,是否会治愈我由来已久的疼痛。我那时猜想,这方法是让皮肤骨节适应冰水的温度,就再不怕湿寒的天气、再不生出冻疮了。这民间秘方的道理,就是这样。人们推演、总结、提炼出一些道理,因之推测事情会如何发展,有些道理被称为科学,因为它们被证明过,它们的判断是忠实的,你可以信赖的。
    那些阳台上对自己施予的极刑,事实证明并没有成功,我依然患冻疮,当年的冻疮如故,来年冬风吹又生。我还是在写字的时候忍不住两手互相抓挠,像我们的祖先猴子那样,企图用最原始的行为,缓解冻疮的瘙痒症状,也根本顾不上这会促使它更快地成熟、溃烂。当然,也许在心里,我还是期待着它尽快成熟的,因为成熟之后,就是衰败。它的衰败,会在春天发生。那时,气候回暖、草木发芽,所有的事物都有种跃跃欲试的欣喜模样——这是可以预见的,是自然规律,也值得信赖。
    在北京度过的第一个冬天,我没有生冻疮。在有暖气的干燥房间里,我甚至完全遗忘了这回事。等到寒假回到四川家里,我才记起那些被冻疮困扰和自我折磨的冬天。它们就这样过去了。此后十四个冬天,我再也没有生过冻疮,今生与这种南方的烦恼诀别。我不怀念,它毕竟不美好。但我诀别的,又岂止是冻疮,还有我的童年,抬头只能看见大山之间一小块天空的县城,所有的那时那景、所有设身处地的气氛和情状……都在下一刻诀别,痛苦的和甜蜜的,复杂的与简陋的,都成为再不复踏入的河流。哪怕当下,我写下的文字,在下一刻,也成为那生命河流中的逝水。我只能无奈地看它离去,心里却不知道下一刻,是什么又将以何种姿态,向我奔涌袭来。
    不曾记得的过去,与不曾遭遇的将来,我们同样囿于其间,日日夜夜。
    对不确定的未来,我们付出了全部。但可惜,我们都不会透视。
    我想,这就已经足够了。我已经给出了一种解释,而且与我的小说有关——它关于过去的记忆,也关于对未来的预期,与之相关的,还有它本身就是我们对不可解释的世界的一种解释的努力。不可解释的世界里,还有其他很多不可解释的东西,比如成长,我相信成长是可以一直写下去的话题。比如《火山》,我觉得说它写抗战、写父子关系,都不如说它写成长来得贴切。《他们家的暖气》完全就是写自己怕冷畏寒,当然也不全是,还有南北方的差别,我用这种差别作背景,写一种不适,这种不适不全是因为南北差异而生,它当然还是与成长有关。我对成长的看法,难免有些悲观。因为其中有太多妥协。所以我又试图让妥协不那么多,或者说,不那么容易妥协一点,这就是《另存》。《另存》和《透视》《酋长》一样,写的都是艺术区的事,2015年我大部分小说都在写艺术区。《另存》是这一系列少数几个中篇之一,它曾经被《中篇小说选刊》选载,要我写创作谈,我写了第一稿,解释了一番其中素材和自身经历之间的微妙联系,还是那样,写完后我又觉得没必要这样解释,于是重来,在最终成形的《另存》创作谈里,我说它写的是功利面前,人的踟蹰与无力。对荣耀,很多人可能都这样,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透视》写伤痛之后,人们如何度过,不过是生者继续、生活继续。同样写伤痛之后的,还有《去宽窄巷跑步》。写《去宽窄巷跑步》,是因为我非典时期从北京回到成都,每晚去家附近的宽窄巷跑步,有一次和王干老师说起非典,我说我那时没事干,就去宽窄巷跑步。他说这是个很好的小说题目,我想确实啊,然后就虚构了一篇小说。不可解释的爱情,是《天使的台阶》,可以看出来,我对爱情的观念并不悲观,只是充满不确定。
    正是不可解释的这部分世界,在吸引着写小说的人、读小说的人。他们用小说的方式向不可解释的世界发起挑战,企图从一扇扇打开的窗户里,透视出一些什么来。
    我希望我打开了一些窗户,虽然我们都不会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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