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底，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场，800多个座位坐满了年轻的学生，当埃米尔·库斯图里卡走进来时，台下的年轻人鼓掌欢迎，几乎所有人都拿出手机拍照，见到了这位被称为“奖项收割机”的国际著名电影导演的真人，他们很兴奋。有学生代表上台送花时，抓住机会和他拥抱。剧场里欢乐热情的氛围，都在证明：中国年轻的电影观众，喜欢这位导演和他的电影。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执导的多部电影均斩获各大国际电影节奖项。1985年， 《爸爸出差时》获得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1989年， 《流浪者之歌》获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1993年， 《寻梦亚利桑那》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1995年， 《地下》再次荣获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1998年， 《黑猫白猫》荣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银狮奖。
    日前，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在中央戏剧学院举办大师工作室和大师论坛。由他自导自演的新作品《牛奶配送员的奇幻人生》将在4月举办的第7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展映。出生于前南斯拉夫萨拉热窝的他是个大高个儿，一头卷发，面孔硬朗。他说：“能当导演，是我人生中最幸运的事情。 ”
    “那是我真正爱上电影的时刻”
    在去布拉格电影电视表演艺术学院读大学前，青少年时代的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是个令父亲感到担忧的人。
    父亲有个做电影导演的朋友，有天到他家去，听到父亲向自己表达对这个儿子的忧虑：“他不好好上学，数学成绩特别不好，但是在写作上很有天赋。我该拿他怎么办呢？ ”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高中毕业后，父亲的这位朋友要导演一部电影，为库斯图里卡在影片中安排了一个角色。他拿到一个300页的剧本，知道自己不可能把它读完，就只把自己那部分的台词背得烂熟。“在拍摄现场说台词时，我的心跳加快，差不多一分钟跳300次。 ”他回忆，“那是一次特别好的经验，我体会到了一个混乱的拍摄现场能给我带来怎样的愉悦。片场杂乱的状态就像我的内心一样，它是现实的另一面。那是我真正开始爱上电影的时刻。 ”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有一个姑姑住在布拉格，在考布拉格电影电视表演艺术学院之前，父亲给他姑姑打电话：“你的侄子，他对生活一无所知，是个很糟糕的学生。你能不能找人帮帮他，让他找到人生的意义，学会怎么做人？ ”在大人们的安排下，埃米尔·库斯图里卡跟着一名知名导演去度假。他以为是去度假，没想到却被逼着读了很多书。“是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每天晚上都要跟导演汇报当天的读书内容。 ”他在一种绝望的状态下每天读书，“书里的很多东西都记住了” 。这其实就是在为4月即将到来的入学考试做准备。
    他还记得入学面试时，面试官问他：你认为在捷克电影中，有足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吗？“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次拥有足够的机智。我回答：‘我认为捷克文化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永远不够。 ’ ”最终他通过了入学考试，进入布拉格电影电视表演艺术学院学习。能在那个时代进入大学学习电影，他认为自己很幸运。“那是捷克电影最好的时候，有很多伟大的导演，布拉格这座城市还有很多剧院。学电影的学生能够非常幸运地把自己的创作和当时国家的电影潮流联系在一起。 ”
    在大学学电影时，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发现最重要的其实还是生活，创作是把生活和电影用某种方式联系起来。他也学到了作为电影人必须具备的技能，比如如何构建系列场景、如何调度、如何像黑泽明一样拍得有力量、如何像费里尼那样拍得有趣。他称自己在大学的前两年没有拍出特别好的作品。到了第二学年结尾的时候，他开始尝试把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法国诗意现实主义结合起来。“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中，角色不仅仅是在特写中说台词，也在不断走动的过程中说台词；同时我意识到，在电影中把诗意元素放在一起，会产生化学作用。 ”
    “到底是选择电影，还是选择生活？ ”
    也是在第二学年快结束时，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和家乡萨拉热窝的一个女孩分手了。“我假装坚强，但内心特别痛苦。我权衡了一下，我到底是更爱电影，还是更爱这个女孩呢？答案是都差不多。 ”但是，有个星期四，一个萨拉热窝的朋友来看他，为他做出的判断是“不值” 。“萨拉热窝最漂亮的姑娘在家等你，你却在布拉格浪费时间学电影，你要知道，萨拉热窝有很多男人想追求她。 ”那天，学校布告栏贴出了告示，第二天也就是周五要放映费里尼的最新作品《我记得，想当年》 。当时学校里有一个小放映厅，经常放映西方优秀电影。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面临重要选择。我到底是选择生活，还是选择电影？ ”看着布告栏上的通知，他发现自己脑海中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是：“我喜欢的女孩，在萨拉热窝有一群男孩要追求她。 ”于是他买了火车票，坐了24个小时的火车回老家。在萨拉热窝，他没有找到女孩。周一回到布拉格，看到学校布告栏里又贴出通知：因为《我记得，想当年》很受欢迎，下午两点加映一场。虽然很疲惫，他还是在两点前冲进放映厅，坐在第一排。放映间很快就坐满了人。他看到大幕拉开，片头字幕出来后，是漫天飞舞的小白花，一个男人跳起来，抓住一朵花说了一句台词。然后他就睡着了。电影结束后，全场观众看着他，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差劲的人。他的捷克同学、波兰同学说：“这个巴尔干来的人，欣赏不了费里尼。 ”
    同样的事情随后又发生了一次。周四，他接到来自萨拉热窝的电话，对方说确定女孩就在萨拉热窝，让他赶紧回来。他又坐了24小时的火车回去，几经周折依旧没找到她。回到学校后发现，放映厅要再次加映《我记得，想当年》 。这一次，他进场前喝了5杯咖啡，依然抢到了第一排的座位。电影演到男人跳起来抓住一朵花说了一句台词后，他又睡着了。“可以想象我醒来后的心情。没有争取到爱情，也没有看成费里尼。 ”他说。
    他用蒙太奇的方式讲述了后来发生的故事：夏天到了，他回到老家，在海边看到一个女孩，他们一起喝咖啡、聊电影，包括费里尼的那部新作品。9月，《我记得，想当年》公映了，他在萨拉热窝跟女孩一起看了这部电影。第二年，他们结婚了。
    把看起来不可能的场面变成可能
    1995年，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在创作进入成熟期后，拍出了《地下》 。“这部影片是跟我们失去的祖国南斯拉夫联系在一起的。 ”他说，“我想深入探讨一下原因，到底我们遇到了什么，那些摧毁这个国家的人做了什么？ ”有人在地下住了很多年，不知道地上发生了什么，他们一直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这样的一个故事，它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关于现实和虚构的界限，对一个电影人来说很值得探讨。“对于住在地下的人来说，他们过的生活是一种真实，但是他们出来的时候发现，之前相信的一切都是虚构的。当他们知道这是个巨大的谎言时，会发生什么？ ”他说，这最终指向的问题是：人类要如何生活？我们将要往何处去？
    《地下》的剧本创作和拍摄，都花费了大量时间。“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角色们在影片里说什么、做什么、如何去平衡？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我们一直在调整，改了很多地方，为了更好地去服务最初的构思，就是探讨现实与虚构的关系。 ”整部电影的拍摄团队有120个人，大家一起度过了14个月时间。“当时我们团队有一个很强烈的愿望，就是拍出正在从我们眼前消失的南斯拉夫。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说。
    “任何一个傻瓜都可以给电影找一个开场，但如果你想在叙事中制造冲突，你就不能太差。如果你想要知道如何很完美地结束这部电影，你必须是一个优秀的导演。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说，为了给《地下》寻找一个完美的结尾，他花了两年时间。当时的南斯拉夫人会说，我们的国家分裂了。所以他后来为电影设想的结尾是：地下室的人出来后，坐在河边，这一块儿河岸分离了出去。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团队时，大家说太棒了，但是制片人和投资方不同意：“怎么分离出去？可能要多花30万美元。 ”后来美工师想到了解决方法，做了一块假的土地，实现了这一设想。
    这些经历带给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经验是，作为一名导演，要有能力去想象一些看起来不可能的场面，然后让它们变成可能。同时，拍电影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跟团队分享自己的想法。“拍电影不像写作、画画和作曲，它是一项团队工作，最终达到导演想要的虚构的效果。 ”他说，“对电影内在的韵律和节奏，它的结构和视觉，导演要有预期，最终是否能够呈现，取决于你跟团队如何交流。 ”
    魔幻、飞翔、批评及其他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不止一次提到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独》对自己的重大影响。1989年，他凭借电影《流浪者之歌》荣获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1987年，我在拍《流浪者之歌》时，世界正处在变化的关键时期，大家不确定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当时世界电影的潮流受到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 ”他表示， 《流浪者之歌》比他前两部电影《你还记得多丽·贝尔吗》 《爸爸出差时》的主题要大得多，它关注的是吉卜赛族群，“在这个群体的故事里，寻找魔幻现实主义元素很容易。 ”
    他经常会在报纸上的社会新闻中寻找灵感。拍《流浪者之歌》的灵感，就是他看到一则社会新闻：马其顿的一些吉普赛人贩卖人口，他们把婴儿卖到比利时去。“我当时特别震惊，这怎么可能呢？ ”他说，“报纸上有很多特别奇怪的让人震惊的故事。 ”这些故事会激发他的创作。在他看来，好的故事是从生活中来的，生活会给创作者很好的灵感，它是人类艺术的终极源泉。拍《流浪者之歌》时，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正着迷于“飞翔”这个意象。所以，在这部电影中，有人们飞了起来的场景。当时没有CG技术，在他看来，正是因为没有这样的条件，他们的想象力才不会被CG所束缚。“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去实现想象中的一些场景。比如片中新娘飞翔的场景，我们把她放在轨道上面，让两个人去推着她，摄影师再研究怎么去拍出飞翔感。 ”
    近年来，电影评论界有人批评库斯图里卡陷入了自我重复。“说我自我重复的人从来不提我前面的几部电影。有些人批评时并不把我所有的作品全部看完。 ”他无奈地说。去年，他带着新作品《牛奶配送员的奇幻人生》去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一个影评人看完后在杂志上写：“怎么又是一部跟之前一模一样的电影？唱歌跳舞，杀来杀去，他什么时候能够做出改变？ ”连一场他跳进水里光着膀子的戏也被这个影评人拿来调侃。“你说怎么跟这样的影评人认真交流？这样的批评，就像批评一个画家，你怎么一辈子只画一种东西？ ”
    在库斯图里卡看来，现在的年轻电影人和他年轻时完全不一样了。“今天很多人做电影，是把它当作一个项目去做。我们那时候，是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电影作者。 ”所以他给年轻人的建议是：“好好做你们自己，去拍一些真正能反映你们精神世界的电影，先不要管它会不会成功，因为电影需要个性。 ”、
    
    库斯图里卡新片《牛奶配送员的奇幻人生》将在第7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