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秘密》是一次“插队”（加塞）的写作。2011年，我写完《拯救》，原本打算接下来写另一个长篇；我已经跟几位素有交往的思想者和文学老师（教授）谈过那个小说的轮廓，甚至开始在餐茶间向朋友们来点“剧透”，也就是试着打版了。那是一个再次以人的精神世界为叙事中心的小说，许多人物正明晰地向我走来。但是，我放下了这个小说，且让已有面目的“朋友们”回到各自的风景里去逗留。我决定写《南方的秘密》，决定跟一直在我身边常态地存在的顺哥“勾兑”一番。
    为什么？这跟我一向喜欢探头探脑地观察人风或世风有关，况且我对文学的意义总是顽固地抱有期待或奢望。改变计划是因为有些基本的东西遭到冲击。
    我写《拯救》时，身在商务中，四周都是经济的人和事，我发现了自己和他人的欲望的自由与疯长，看到了太多礼乐崩坏与精神颓丧的行态，我为人心世势的糟糕演进深感悲伤。我想说这是不好的。这个社会已到了需要伦理批判的时候。我要表现失 范的欲望的灾害，探向人生的迷思（myth）与荒谬，寻找人的灵魂的安顿或曰拯救灵魂。《拯救》出版后，有一天，一位长期奔波于商场的同学的妻子给我打来电话，开玩笑地讨伐我，让我给她老公买眼药水，说他看《拯救》哭坏了眼睛。于我，只需要这么一个读者便激动不已。我的胃口由此进一步打开，以为自己在这方面的写作还可以大有作为。看起来，我是在学习堂吉诃德精神，准备对整个经济社会实行反动。
    然而，更糟糕的事却与“反动”相伴而生。在指摘和批判世风日下的声浪中，商业和商人渐渐被贴上邪恶的标签，有一种声音居然剑指新时期的经济改革、乃至于方兴蓬勃的市场经济。恰好这时我脱离了商务，开始更多地关注思想界和文学，我几乎每天都接受到“剑指”的言论，那些言说者个个举着道德的旗帜。原来，多数人在那边（商界）没日没夜地打拼时，一些人（非商界）从国家财务室领取了工资后正向他们“磨刀霍霍”呢。而后者通常是可以操弄舆论的。如果只是少数普通民众带着个人遭际、事故、立场及情绪发出“泼掉孩子”的粗粝之论，倒也可以理解和无妨；问题是，历史遗留的“左毒”汲汲地借机发难，而一些“公知”也不问史事和不究大理，像明星一样利用在场的并不整全的舆情起哄，在进一步煽动民情的同时，推销其极左的主义，已然带来社会意识形态的撕裂。不用说，这其中有些人的动机是极其可疑的。如果他们真的“高大上”，怎么就不关心仍然必需坚持而且正在施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呢？可笑的不问吃穿的姑射神人们啊！罗素曾经理性地指出文艺复兴运动对欧洲传统美德的冲击，但罗素首先尊重更为重大的事实而认可文艺复兴的伟大历史功绩。于是，按照逻辑的顺序，我觉得应该暂时搁下“拯救”似的写作，尽快奉出《南方的秘密》。
    我需要以逼近生活本相为前提。
    好在作品主人翁顺哥我熟。我跟他算是乡党，那里的河流有几道弯、田埂有多高、黄桶里有没有米、生产队队长怎么发脾气、灰坑里的母鸡瘦成什么样……我都晓得。我父亲虽然在县城做医生，但母亲年轻时就放弃当药厂女工回乡下务农，我和小伙伴们在雨后的田野里挖半夏，在秋天的堤坡上扫树叶（当柴火）。平原上有出跛子的风水。1980年代的中后期我在当地党报做记者，那是全党全国人民关注经济和改革的年代。顺哥是那时的“先进典型”（全国各地都有“顺哥”）。1990年代我“下海”供职外资企业，顺哥为了企业扩张跟我所在的企业有过直接接触。我了解他。顺哥在他的时代背景下讨生活，其奋斗是不平凡的。他的事业似乎越顺溜越搞笑。那些故事在平原上流传，我既是一个好听众也是一个乐于传播的二道贩子。
    当初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一个字：穷！
    为什么穷呢？因为改掉和革掉的那些东西！
    ——这是时代的根本义理，是《南方的秘密》逼近本相的不着一字的政论。
    当然，回敬谬言是简单的。而小说，本不该跟那些谬言一般见识。小说的力量在于对生活对人生的无限仁爱与关切。如若批判，它理应来的更为宽广和深厚。的确，当我看到顺哥一歪一颠地在平原的大地上奔行时，我已经不拿“谬言”当多大回事了，我开始望着顺哥的背影专注地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他的创业致富事迹分明受到政府嘉奖、官媒宣扬，而民间在羡慕与因袭的同时，却一直拿他当笑话来讲呢？
    原来呀，真实的生活跟流行的“谬言”风马牛不相及：不是最初的商品经济和后来的市场经济有问题，而是市场经济还可以更为彻底更为完好！譬如政治对经济的利用、资源的控制与输送、行政管卡与寻租、市场规则缺失等等。顺哥因为跛，率先成为一个感悟世道的黠慧的谋利者，他利用政治对他的利用，不断便利地获得商业的资源和机会，实现跨越式发展，直至他的事业导致政治危机而被政治抛弃。人们所以讲他的笑话，半是无奈的欣赏半是借题的嘲讽。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问题在于体制与机制。文学应当抵制一切不利于人类正常生活的东西。十八大以来，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不断完善社会制度，国务院进一步简政放权，先后取消和下放400多项行政审批项目和200多项职业资格认定事项，正是为了进一步促进市场经济良性发展和持续改善人民生活。任继愈先生曾说：中国不仅要脱穷，更要脱愚。我以为：首先要脱体（指不良体制机制），让“三脱”互动相生。在这个意义上，《南方的秘密》是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呼唤与呼应！
    诚然，顺哥的命运是跳不出他的时代的。作为一个跛子，他曾经把乡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都享受完了，他为此甚至很有些不好意思。新时期，他顺势先“歪”一步，奋力发展“资本主义”的胸罩业务；每当危机和机遇来临，总有上边的政治“润滑”他的经济；他一歪一颠地前行，的确顺溜得像一个笑话。他虽然两腿长短不齐，却走在一个斜面上，恰好就站正了。而作为社会的人，最初他只是一个忧残怕穷恐政的求生者，是生活的富足才让他的各种思想情感得以发育，直至成为了一个“自由人”，即使在事业上跌倒，也要“爬起来”实现人生的突围。顺哥既不是官方记录的那个顺哥，也不是民间传说中的那个顺哥，甚至顺哥自己也不太明白自己是怎样的顺哥。顺哥的故事里藏匿着许多秘密……而最大的秘密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南方的秘密》将如何叙事，这是需要考虑的。有听过我的“剧透”和看过初稿的朋友，曾经建议弄得更加魔幻一些。我表示感谢，却笑以婉拒。虽然魔幻的先师（他们自己倒不认领魔幻的封号）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可跟随魔幻是幼稚的，或者是闹眼子的。我相信全然不同的新内容必然带来全然不同的新形式。问题只在于创作者能够发掘多少新东西。“合成”的顺哥的故事已经足够有趣。何况，近几十年的现实生活的表象读者都见过的，不可以跟他们说瞎话，必须尊重。那些装神弄鬼的东西，就留给别人去编造隔代的故事，再提供给中外“文青”们欢呼吧。在这个小说里，我得捍卫活生生的生活！
    这个小说的创作差不多是开放的。我一边在文稿纸上写，一边分给编辑部的同事们帮忙打出电子版，然后我请他们一起吃午饭，听他们发表传看的意见。我担心他们给我面子，要求他们除了表扬，每次必须指出一个不论大小的问题。他们指出的问题总是对的。第一稿出来后，我打印了若干本，分别请老师、文友和同学指教。他们都给了我书面的意见。尤其是《长江丛刊》过去的常务副主编、老作家、知名编辑家陈龄先生，他除了在36万字的书稿上从头至尾写下阅批，还用一个练习本记录了十多项建议及评议。我感激他的殷殷鼓励与指点，要送他两瓶茅台，他说你要是这样就伤害了我。这个纯粹的文学人让我敬重纯粹。
    当然，这些都是有关写作的想法和态度，至于《南方的秘密》的文本实际到达了什么地步，这是不能由自己吹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