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报告文学一旦没有了真相，没有了审视，没有了追问，没有了思辨，没有了批判，又怎能不被社会冷落和读者抛弃呢？其实不是社会冷落了你，而是你对社会漠不关心；不是读者抛弃了你，而是你先抛弃了读者，抛弃了自己的灵魂。
    那不是社会冷落了你，而是你对社会漠不关心；不是读者抛弃了你，而是你先抛弃了读者
    徐芳：当下报告文学的写作，也许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刚刚复苏时的社会环境相比，报告文学受重视的程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何在新形势下促进报告文学的蓬勃发展，需要认真研究报告文学所面对的外在环境的变化、反映内容的开拓、传播方式的转变和创作模式的更新等诸方面问题，又该如何找出当下报告文学所存在的症结，从而改变这一尴尬的局面？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或者作为一种“问题”，也代表了数十年来高端艺术的成就，无论是总结成就还是“问题”，对了解这个时代都意义重大吧？
    陈启文：如你所说，当下报告文学的写作确实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以为甚至是“生死考验”。近年来一些批评家对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合法性或叙事伦理纷纷提出质疑，有人追问“报告文学死了吗”，有人甚至已提前宣判“报告文学已死”。我的一些报告文学作品，在文学期刊上发表时也被贴上了“非虚构”的标签，“报告文学”几乎成了一个“虚名”。
    究其原因，其实并不复杂，文学的发展，是受文学内部和外部各种因素影响的复杂过程。从外在环境的变化看，报告文学的处境和整个文学生态是一样的，随着文学不断边缘化，近年来关于“文学死亡”的话题也层出不穷。
    然而，我觉得，宣告某一文体或整个文学死亡，不是杞人忧天就是故意耸人听闻的“危言”，我也深信，文学与哲学、宗教一样，都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支点和终极关怀，无论是虚构类文学还是非虚构类的报告文学，又无论以怎样的方式表现、以怎样的媒介传播，文学都将陪伴人类走向终极，人类不死，灵魂不灭，文学永垂。
    你所说的“报告文学受重视的程度”，我不知具体指哪方面的重视，这里我就设定为社会关注度和读者吧。从报告文学发展史看，报告文学受重视的程度或受关注的程度，取决于其揭示真相的程度，而其揭示真相的程度，与所处时代的容忍度是一致的。
    我觉得1978年是一个分水岭，以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为标志，报告文学这一由来已久又长期与通讯特写、叙事散文混为一谈的文体，不但被确认为是一种与小说、散文、诗歌并驾齐驱的文体，甚至是一种更强势、更具穿透力和影响力的文体。
    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作家，对避免报告文学的工具化、功利化写作都有高度自觉，从而尽可能排除了来自外界的干扰，以独立调查和独立立场去书写自己的真实体验、独特发现，并作出自己的价值评判。又能把报告文学叙事建立在文学的艺术表现上，让“报告”与“文学”达成了时代性与文学性的和谐兼容，众多价值取向不同、风格各异的报告文学作家以各自的方式，共同书写了新时期报告文学异彩纷呈的黄金时代，无论是“正面报告文学”，还是具有批判与思辨色彩的“问题报告文学”，都保持了一种芜杂而蓬勃的共生状态。
    事实上，一个社会的正能量，从来不止是由那些“正面报告文学”来提供，只有让各种力量都有足够的空间释放，才有足够的宽度和深度来承载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样的文学生态，正是多元的、健康的、生机勃勃的。
    当下报告文学遭遇冷落的命运，我认为问题的症结主要不在于“反映内容的开拓、传播方式的转变和创作模式的更新等诸方面问题”，其根本症结恰恰是没有“问题”。面对各种尖锐复杂的社会问题、生存问题，一些报告文学写作者做出了“识时务”的聪明选择，或逃避现实，或曲意逢迎，像捷克报告文学作家基希所提倡的那种“艺术地揭发罪恶的文告”几乎很少。
    如果报告文学一旦没有了真相，没有了审视，没有了追问，没有了思辨，没有了批判，又怎能不被社会冷落和读者抛弃呢？其实不是社会冷落了你，而是你对社会漠不关心；不是读者抛弃了你，而是你先抛弃了读者，抛弃了自己的灵魂。
    只有追寻真相、揭示真相，报告文学才有直抵灵魂的真实力量
    徐芳：有人说“抓住题材就抓住了报告文学创作的一半”，还有一句话就是强调“报告文学三分在写七分在跑”，在您看来，“抓功”、“跑功”、“写功”，究竟哪一功更重要？或者说，您是怎么做到这之间关系的平衡处理？
    陈启文：无论发现和捕捉题材的“抓功”，还是调查采访的“跑功”，还有驾驭文本的“写功”，皆为报告文学写作的基本功，这三功缺一不可，密不可分，很难说哪一功更重要。怎么做到其中关系的平衡处理？我还真是很少思考这个问题。
    就我个人的创作实践看，在很长时间我一直是一个职业虚构者，一个所谓的纯文学写作者，我也更愿意生活在虚构之中。但在我从不惑走向知天命之际，有越来越多的东西，逼着我去直面绝对不能虚构的现实。
    从“谁在养活中国”的吃饭问题，到万劫不复的水危机，当我眼睁睁地看着离我最近的洞庭湖正在干涸，离我最近的一条大河正在散发出刺鼻的味道，而这是我和我的家人每天都要喝的水，我实在难以袖手旁观。
    于此可见，所谓“抓功”，绝非为题材而题材，主要还取决于你对某一社会问题、生存问题的关注程度，这是自觉的选择，甚至是下意识的选择。
    所谓“跑功”，说穿了就是一个追寻真相的过程。对于报告文学及所有非虚构类文体，真实性是其文体存立之根本。丁晓原先生认为，“基于非虚构的现实品格，是报告文学文体的核心价值，是报告文学之谓报告文学的文体支撑。”而真相或真实性是有层次的，一方面它必须保证客观事实的真实，一方面它还必须有作者真诚的精神参与，即主观的真实。
    我觉得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层层递进：第一是必须追寻事实真相。这个追寻真相的过程随时都会遭遇各种困难和人为的干扰，因而不止要有“踏破铁鞋”的精神，还必须是独立调查；
    第二是你对真相所揭示的深刻程度。这是对报告文学更具挑战性的难度，报告文学不但要直面真相，还必须穿过事相的外壳去探寻更深层的、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发现表相背后的真相，探悉并揭示出其真实的本质，有时候甚至会发现真相背后的假相。
    这个难度在于，一个报告文学写作者很容易迷失在纷繁复杂变幻莫测的现实事件里，有时候离真相愈近，愈是看不清真实；
    第三在于你敢不敢直面真相、揭示真相。我觉得这是考验报告文学真实性的最高难度。当你试图了解真相的时候，就已经很危险了，当你试图揭示真相的时候，就高度危险了。
    有些人哪怕洞悉了真相也会失语，而失语对报告文学作家是一种失职，也会导致报告文学的严重失真。
    譬如说某些“非虚构”写作者，为了规避揭示真相的风险，在其“非虚构”作品中却虚构了绝对不能虚构的地点、人物，对时间采取模糊处理，其中写的那个地方你在现实中根本找不到，那些人物都是无法查证的化名。
    这样的“非虚构”写作，直接违背了“非虚构”写作的基本伦理。只有不顾一切、敢于牺牲的大无畏的精神，才能让你像追寻真理一样追寻真相、揭示真相，报告文学才有直抵灵魂的真实力量。
    徐芳：写民生，正是报告文学描述探究社会生活的能力的价值所在？而反过来说，如果失去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表达的自觉，报告文学就很容易简单地变成对生活的“照相式截取”和“技术化剪裁”？怎样的选题是具有较高社会文化价值的报告文学好选题？
    陈启文：一个社会的综合问题、诸多症结，均可归入“民生”问题，这也是当下最直接的现实生活。你说到的对生活的“照相式截取”和“技术化剪裁”，我是这样理解的，前者截取的是浮泛的表象或现象，没有触及到社会生活的内核或本质，后者则是在刻意回避一些不能回避的问题，说穿了也是不敢直面真相，或是有选择地说真话，以部分真实去掉了另一部分他不敢正视的真相。
    至于那些具有较高社会文化价值的报告文学，我以为选题并非决定性因素，最重要的还是能否体现知识分子的写作立场。如果说“非虚构”更能体现纯文学作家的审美追求，报告文学则更突出地体现了知识分子写作的特征，也是最能体现知识分子写作的文体。
    诚如李炳银先生所说，“它是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的人文情怀的表达，通过这种表达，它能使你的思考变得更有价值更有力度。”知识分子的标志之一，就是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中国古典士人的优秀传统看，还必须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等忧国忧民的人文精神。
    诚然，在揭示真相上更需要鲁迅先生那种“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真勇士精神，如此才能在报告文学中体现出人文精神在当代文学中所达到的境界。这也是社会文化价值的高度体现吧。
    广义的时代性，也可谓是当下意义或现实品格
    徐芳：当下报告文学的问题意识和文体意义在哪里？它能否在铺天盖地的文化传播领域里仍然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有人说现在要为报告文学的尊严而战，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挑战？或者当作“警示”？
    陈启文：关于当下报告文学的问题意识，如我此前提及，在每年批量生产的报告文学作品中最缺乏的就是问题意识，压根就没有问题，一个答案在采写之前就早已预定，而且是标准答案。关于报告文学的文体意义，或主要特征，其实从这一文体诞生以来就一以贯之，主要是通过新闻性、真实性和文学性来实现的。
    也许，在中国新闻奖的评选中，报纸副刊作品中的报告文学可以跨界参评，就在于它具有新闻性。而在历经多年发展后，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狭义的新闻性，已经逐渐演绎为广义的时代性，也可谓是当下意义或现实品格。
    判断一个作品是报告文学还是“伪报告文学”，我觉得这是一个真伪立判的标准，那就是看一个报告文学作品是否具有当下意义和现实品格。在丁晓原先生看来，“当前报告文学创作中最缺失的就是现实品格。报告文学的现实品格，要求作家能主动回应社会的关切、介入现实、呈现真相。”而当下报告文学的又一突出问题，就是以时代性为表征的现实品格的根本缺失，从而造成文体边界的模糊不清。
    很多历史题材的纪实文学、传记文学甚至人物评传性的随笔也被贴上了“报告文学”的标签——历史报告文学。这与报告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伦理上的悖论。对这种“以纪实文学置换报告文学的倾向”所造成的文体边界不清的状况，丁晓原先生指出，“本来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新闻文学，边界是比较清楚的，但历史报告文学的风行甚至泛化，使得对其边界的定义难以自圆其说。”
    对丁晓原先生的上述观点我是高度认同的，历史题材作品如作为报告文学不是不可以，但应该通过当下的现实去打通。从我个人的写作实践看，像《共和国粮食报告》《命脉——中国水利调查》《大河上下》《袁隆平的世界》，这一类时间跨度很大的报告文学，你不可能只写一年的粮食、一年的水危机，必须向历史纵深开掘。
    这样的报告文学，虽然穿插了历史叙事，但必须以当下现实为出发点和最终的依归，不止是对过往历史的呈现，而是在当下现实中对历史的发现和重新发现，它是有鲜明的时代性或当下性的，从历史回到当下，几乎没有了时间的距离感。
    报告文学能否在铺天盖地的文化传播领域里仍然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就看它是否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从当下看，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应该是“时代的报告”，它的真实性是小说等虚构类写作无可替代的，一直是最具时代性的一种文学类文体。它的文学性又是新闻无可替代的。
    尽管报告文学虽不具备在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的价值，却有新闻报道所缺少的深邃与厚重。实际上，报告文学就是介于新闻和文学之间的跨文体，取两者之长，补两者之短，承担了新闻和别的文学体裁都无法承载的使命，这是报告文学无可替代的文体意义，也是报告文学诞生的原因和存在的合法性。
    一如木弓先生所言，“它比其他任何文学体裁更深地受时代生活影响，也就更直接更敏感地与一个时代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报告文学的生命力所在，也是报告文学美学力量所在。它的文学优势是小说、散文、诗歌在正常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所不可企及的。”
    当下报告文学所面临的挑战也好，警示也罢，我觉得首先是报告文学写作者的自我挑战，而要为报告文学的尊严而战，报告文学写作者先要有自尊，还要有对这一文体的尊重。当下报告文学最突出的问题，还不是为许多评论家所诟病的文学性缺失的问题，而是报告文学恪守真实的立场发生了致命的倾斜，当权势和资本一次次绑架报告文学，一个报告文学写作者很容易出卖自己的灵魂，以致堕落为某些利益集团或权贵利用的工具，很多“报告文学”一生下来就是一个充满了铜臭味和奴颜婢骨的“死孩子”。
    正是这样的“伪报告文学”大面积地侵害了报告文学生态，严重毁掉了报告文学的名声，声名狼藉。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家，必须恪守坚定的知识分子立场和信念，才能保证自己的调查和写作尽量客观公正。这其实也是我对自己的拷问。
    扪心自问，这些年来我一直恪守着几条基本底线：第一，我的写作与任何写作对象都不能发生直接对应的利益关系；第二，在采访过程中我必须保证独立调查；第三，在写作过程中我坚拒一切来自外部的干扰，我不对任何单位或个人负责，但我必须对自己写下的每一个文字承担责任。
    我觉得，一个报告文学写作者，只要坚守住了这三条基本底线，就可以保证自我的尊严，同时也可以维护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尊严。
    【嘉宾介绍】陈启文，1962年6月生，湖南临湘人，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一级作家。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河床》《梦城》《江州义门》、散文随笔集《漂泊与岸》《孤独的行者》、长篇报告文学《共和国粮食报告》《命脉》《大河上下》《袁隆平的世界》等20余部。曾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第四届老舍散文奖、第五届徐迟报告文学奖、全国电视纪录片一等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