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学早有书写历史演义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姚雪垠的《李自成》堪称开启当代历史长篇小说的先河，近数十年历史长篇小说的创作络绎不绝。从炎黄二帝直到晚清，重要的历史人物几乎都有长篇的传写。杨友今是学者兼作家，他有研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著作，还写过《文天祥》《林则徐》等历史小说，他的新作《贞观大帝》上、下两卷（作家出版社出版），尤引人注目。
    隋末唐初，李世民横空出世，以他的雄才大略扫除群雄，励精图治，创造了盛唐的贞观之治。以这样的历史人物为题材，书写一部长达65万字的长篇小说，是需要胆魄的。这不仅因为人物本身从乱世到治世，时间跨度大，史实纷纭复杂，还因为这段历史已有前人敷写，如《隋唐演义》等。所以，要在历史认识、艺术构思和人物描写等方面超越前人，相当不易。而《贞观大帝》却以浓重的历史意识和新颖的艺术格调独创机抒，自李世民劝父亲李渊晋阳起兵写起，到唐太宗驾崩结束，把数十年间的历史风云、人物浮沉和由乱而治的历史过程，都熔铸在自己的笔下。小说描写的主要历史人物和事件都于史有稽，在次要的人物和情节设计上又辅以必要的虚构和丰富的想象，在艺术表现方面以现实主义为基础，又广泛吸取了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某些手法，从而使作品显得波涛起伏、旖旎多姿、色彩纷呈，兼具雄奇与婉丽的格调，给读者以新颖之感。
    文学是描写人及其生活的，人的形象是文学作品的中心。从人物的肖像、服饰、言谈举止，到习惯、品质、思想、情绪、兴趣、爱好，到家庭、亲友、爱情、生活方式，他的理想、信念、向往或反抗，他的命运之悲剧或喜剧，都应是小说描写中所关注的。《贞观大帝》正是这样。它总把人物放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或历史时期的土壤上，放在人与人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中，放在生活的无休无止的变动当中，放在或大或小的事件中来刻画。作品以浓墨重彩塑造了唐太宗李世民的乱世之英雄、治世之明君的形象。《贞观大帝》上卷着力描写在统一战争过程中，李世民带兵征讨四方，先后攻取长安、洛阳和山东、河北，削平薛轨、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刘黑闼等割据势力，为唐朝开国建立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汗马功劳。其下卷则转入经过玄武门事变，李世民登上皇位，采用儒家的“仁政”、“仁义”思想及政治原则，推崇理想君主的“君道”，虚己纳谏，求贤致治，革故鼎新，为唐朝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开辟了通途。先后又北征突厥，西讨吐谷浑、薛延陀、高昌，东征高句丽，开拓了唐代广阔的疆域。李世民在战场上的勇武、机智、多谋善断，在庙堂上的礼贤下士、胸怀开阔，从谏如流，都跃然纸上。小说还写了他跟长孙皇后的夫妻深情，刻画了长孙皇后的贤惠形象；小说更虚构了李世民与突厥白雪公主的曲折爱情以及他与隋代南康公主、潇湘公主的关系，还写了他临幸武媚娘前后所引发的涟漪，使小说平添了浪漫主义的色彩，也使人物形象得到多侧面的刻画，性格更加丰满，感情更加丰富，从而也更加显得有血有肉。
    小说还以不少篇幅刻画了魏征、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文臣和李靖、李世勣、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等武将的形象，给读者留下比较生动的印象。其中，魏征的形象尤为深致，他的正直、耿介、廉洁、忠诚的性格，进谏无私无畏的举动，写来都分外感人。其中写到李世民被魏征的谏言所激怒：
    退回后宫，李世民铁青着脸，牙齿咬得咯咯响，怒气如火山爆发似的喷射出来：
    “讨死！真不知天高地厚，看我找机会杀掉这个村夫子！”
    ……
    李世民瞪圆了眼睛，上前扯住长孙敏问道：
    “梓童，怎么回事？你要干吗？”
    “向皇上贺喜啊！”长孙敏畅快地答道，“臣妾听说，只有皇帝英明，臣工才能正直。现今朝廷中有魏征等正直大臣，肯定是由于皇上虚己纳下，鼓励极言规谏。臣妾怎么能不祝贺！”
    “常言道，妻贤夫祸少。看来想做个开明的皇帝，也离不开贤内助。”李世民心情一变，转怒为喜。
    短短一段描写就把魏征、李世民、长孙皇后三人的性格都写活了。其文笔流畅、饱满、生动于此可见。
    在人物形象塑造中，作者十分重视人物的心理描写。他调动了多年的学养积累，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传统表现方法与西方文学现代派、后现代派的技法加以糅合，融会贯通，深入到人物的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情感、意志、性格、能力等方面，将回忆与想象相交织，抒情与议论相配合，动作与心理描写相交错，更衬以景物描写，并借鉴意识流方法，在《美人计》《醉舟》《十思疏》《幸与不幸》《春梦》《情与欲》等章节中，以自由联想突破时间、空间的局限，突破逻辑的因果关系的束缚，而用人物的意识或潜意识的流向为表现对象，使得人物形象的刻画更有深度，也更有立体感。
    小说的语言文白结合，既吸纳古代汉语洗练的长处，又辅以流畅的白话，读者没有阅读的障碍。语汇丰富、激情洋溢、色彩强烈，许多描写淋漓尽致。令人略感不足的是，可能拘于历史，写到的人物过多，无法展开描写，既占用篇幅，又难以让读者留下印象。而对于比较重要的文臣、将帅，特别是《隋唐演义》中人们耳熟能详的重要人物形象反而难以得到足够的笔墨。隋末由于隋炀帝骄横、奢侈、荒淫，过于役民伤财，引起天下大乱，其失民心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当时，窦建德、翟让等属于农民起义，而李密、王世充、刘武周等则为军阀割据。小说对这两类力量的描写如果有更多区别，对农民起义力量给予更多的同情、理解和歌颂，既挖掘他们失败的教训，也指出他们的愿望如何影响到唐初实现均田制，迅速恢复经济，那么作品当会更有深度，也更能提供历史的鉴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