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拟话本时空叙事是小说的基本叙事模式。它首先是一种时间艺术，时间意味着人类对天地万象生生不息的认识和把握，时间意识联系人类的宇宙意识和生命意识。它同时又是一种空间艺术，任何叙事都不可能完全取消空间寻求纯时间的存在，空间可以为叙事提供情节发展的境域或铺垫。叙事性的作品都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展开情节或联接空间场景，同时故事情节的发展都是在一定的空间场景中进行。白话短篇小说创作在明代进入繁盛期，凌濛初的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成为拟话本小说的典型之作。本文以“二拍”为例，尝试从多个方面对明清拟话本小说的叙事模式进行探究。
    江南水乡地貌叙事
    江南地域湖泊遍布，河道纵横，“水乡”江南名副其实。凌濛初的 “二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叙事的，其故事模式大致有以下三种。
    江南拥有得天独厚的港汊纵横、横网密布的水乡泽国自然环境，形成 “依山筑屋，傍河而居，依水成街，因河成镇”的水乡格局。出行就是水路，依靠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船。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村镇之间，甚至是城市内部，都可以由水路贯穿南北。“船”的使用频率在“二拍”中极高。凌濛初在作品中穿插江南水乡特质，越是核心江南区域，其水上交通航运叙述得就越详细，具体到城市名称，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三中崔生带着吴庆娘到旧仆家暂住，一路坐船，途经“瓜洲”、“润州”、“丹阳”、“吕城”等江南的港口城市。
    拟话本小说中的无法预料的自然灾害往往是故事的转折点，也就是说，大风大浪反而因“巧”而成就痴心男女的爱情，可以使有心人否极泰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得作品具有劝惩的功效。同时，风浪故事还能促成主人公的财运。如《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中的徽商程宰，既得到了海神的陪伴，且在其指点下数年间就赚到数量可观的白银，富贵后乘船还乡途中，海神还暗中帮助程宰逃过两劫。这故事“巧”得令人艳羡不已。作者在叙事过程中熟练地布局江南水乡面貌，铺展趣味横生的故事，使“二拍”大量的故事都具有独特的水乡文化气息。
    江南各地深浅不同的神秘水域往往成为一些故事的发生场地，并在整个故事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本来线性的时间叙事，通过江南水乡这样的水域空间叙事，便会改变故事的轨道。“上了贼船”是上当受骗或陷入某种困境的代名词，可见“贼船”对行走水路者危害很大，也是坐船人最为担忧和恐惧的事。水上贼船害人故事有个大致模式：某官携家眷走水路上任，或不知水上规矩，或被人算计，死里逃生，历尽周折，或团圆，或报仇，或否极泰来。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七，写元朝年间真州人崔俊臣携夫人王氏赴任浙江永嘉县尉，在苏州水域遭到船家打劫，被逼投水自尽，王氏亦被劫走，后得以逃到一尼庵，落发为尼。崔俊臣熟谙水性，得以逃生，到高家当了私塾先生。因为芙蓉屏的缘故，崔王二人得以团聚。
    江南地方习俗叙事
    中国古代各地习俗有着很大差异，一个地方世代相袭的习俗对居民有很强的制约性。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当地习俗了解历史文化的积淀。拟话本小说与江南联系起来，江南习俗的叙写就具有了叙事学的意义。拟话本小说常常借助于传统节日和地方习俗来安排结构、展开故事叙事，叙事者往往抓住这些独特的时间刻度，解读其所蕴含的文化密码。叙事时间既能起到连缀情节的作用，又能增强故事本身的文化意蕴。以独特的文化心理对作品加以审视，就会发现，节日习俗有助于拟话本小说表达人物情绪的起伏变化，以及感叹人物命运之离合悲欢。
    清明节是我国传统的节气之一，大多地方有扫墓的习俗，也有外出踏青、插柳等习俗。“二拍”往往以“清明”为时间刻度展开故事，成为江南时空叙事的一大亮点。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三写的就是扬州吴防御的大女儿兴娘婚配给崔生，无奈兴娘忧虑病亡。崔生迟来一步，懊悔不已，很尴尬地暂住“妻”家。已到妙龄的妹妹庆娘三月清明祭祀姐姐，顺便游玩。崔生无意拾到掉下的金凤钗，以此为契机，成就了姻缘，与小姨庆娘续上前缘，了却兴娘亡魂一桩心愿。
    七夕节是汉族的传统节日，因此节日活动的内容以乞巧为主，因而也称“乞巧节”、“少女节”。七月初七又是牛郎织女相会之日，以此又可看作“中国的情人节”。拟话本小说常常借七夕节进行叙事。如《二刻拍案惊奇》卷三讲述的是南直隶宁国府人权次卿在京师翰林衙门为官，一次逛庙市无意买到一个旧紫金钿盒，但只有盒盖，钿盒内藏苏州少女徐丹桂的婚姻照验纸。权翰林妻子亡故，回家休养，无事闲逛吴门，借寓城外的月波庵。权学士咏诗赏月之际，看见一素衣女子来庵内烧香拜佛。从老尼妙通那得知此女子就是自己买的旧紫金钿盒中的婚书的女主人——徐丹桂，这才有后来的冒名混进丹桂家之举，最后成就了才子佳人的美事。
    江南人文地理叙事
    时间具有很强的延续性。不同时期的文人在同样的地域空间中生存，对同一空间的自然景物、名胜古迹进行描述，如此便可以形成一个时空序列，使得这一区域形成深厚的文化积淀。也正是源于时间的积累以及江南地域空间的独特性，具有独特风情的江南地域文化才得以形成。生活在吴越湖州地区的凌濛初将江南地区的历史人物与事件、民间神话与传说、市井生活与故事等他所熟悉的题材写入小说，汇成一幅幅江南世情画卷，从而展示了丰富的地域人文景观。
    走进江南的历史名人，他们留存下来的人文风貌，逐渐融入并形成了这一区域的文化累积。这些名人的赏析都会为这些景物增添新的文化价值，给当地的景观注入更多的人文内涵，使一个城市的景观文化意蕴不断地加厚加深。历史上，白居易来到杭州，在此题写大量咏山模水的写景诗，给这座古都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后世拟话本小说常常以白居易为话头，引出故事内容。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八篇首写海上蓬莱有白居易仙居：“近有人从海上回，海山深处见楼台。中有仙童开一室，皆言此待乐天来。”（《初刻拍案惊奇》，中华书局2009年版）故事由此得以穿越时空，回到唐朝白居易的生活现场。
    此外，拟话本小说还常常叙写明代的历史名人故事。《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二把有名的历史官案融合女子的勇毅坚韧，批判道学家的固执虚伪。小说有时也写市井人物故事，婚姻往往是其故事的主要话题。《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姚滴珠避羞惹羞》、《初刻拍案惊奇》卷十《韩秀才乘乱聘娇妻》、《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五《误告状孙郎得妻》，等等。
    自“二拍”问世之后，类似的作品不绝如缕，在江南又出现了一系列以西湖为背景的话本小说，如周清源的《西湖二集》、古吴墨浪子辑的《西湖佳话》、艾衲居士编著的《豆棚闲话》等。这些话本小说大多都是展示小说家对某一特定城市文化内涵的自觉追求。总之，浓郁的江南水乡地域文化气息，催生了一批又一批具有江南叙事特征的优秀之作，值得研究者高度重视。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