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文化相互回应，相互质疑，并非简单地叠加各自所得成果，而是相互比较，某种程度上说还是相互交流各自的缺陷和不足。这句话也适用于“中国故事”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建设性竞争”的姿态。”
    如何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里，重新认识、评价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辨识、保持、更新“中国”的主体性、丰富性和差异性？这些宏大的问题，在新世纪以来不断被重新提起，在很多时候，它们会被通俗、形象地称之为“中国故事”。就宏大的历史进程而言，“中国故事”的核心是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变动中，重新燃起的重述历史的冲动和重建国族叙事的诉求。具体到学术层面便是，在一个充满普遍主义陷阱的概念、知识、理论体系中，如何为中国的现代性历史经验和当下感受找到一个自洽、充沛而且又具有辨识度的表达形式。
    当“中国故事”与中国文学相遇时，便成为更加具体的提问，即在全球化语境下、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如何辨识、阐释中国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所谓的价值和意义绝非只是审美层面的传播和影响，而是以审美名目出现的我们的经验、情感和想象及其所包含的权利诉求如何被识别、承认和尊重。也就是说，谈论“中国故事”范畴内的中国文学时，需要正视其中所包含的与“抵抗”、“正名”相关的文化政治诉求。这个问题既涉及百年中国的历史进程及其表述，又涉及当下现实情境的分析和判断。
    首先，这个概念在近些年被不断提起，是有其现实依据的。新世纪以来的“底层文学”、“打工文学”等文学现象和话题总是与“中国故事”的批评话语相关联。因为，这些文学现象从内部根植于中国社会现实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在外部又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全球分工有直接联系。其次，这个概念的起源也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中国故事”并非只是中国日益深陷全球化市场之后才有的文化问题。“何谓中国”、“中国去往何处”等深层焦虑一直伴随着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或者说，“中国故事”与中国“走向世界”的国家历史进程始终紧紧捆绑在一起，前者是后者的民族性焦虑在文学上投射的结果。顺着这个思路，我们也可以把“中国故事”理解为对1930年代末提出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历史回应。有所区别的是，彼时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本质上还只是民族主义范畴内建党、建国、执政等鲜明、直接的现代政治诉求。而如今的“中国故事”则是建立于政治、经济实力之上的、直面资本主义全球话语体系的文化诉求。
    基于此，在百年中国历史进程中理解“中国故事”，未尝不可将其理解为一个庞大、复杂的叙事，同时因为语境的更迭，它会变现为不同的主题和形式。简而言之，具体地讨论“中国故事”首先需要考虑的便是“叙事”与“语境”的关系。举例而言，“进城”是1980年代文学中非常重要的话题。与这个话题的兴盛相伴的是，“文革”结束后由国家力量所主导的从乡村到城市的社会进程的重启和加速。因此，所谓“进城”其实是乡土社会对城市文明的想象所引发的问题，与此相关的农民问题放在乡土社会、乡土文学这样的历史文化视野中方能得到妥帖的解释。当有人把新世纪以来兴起的，特别是“非虚构”写作中的“返乡”话题视为乡土文学延续、新变，并冠以“新乡土”之类的说法时，辨识语境差别的重要性便显示出来。抛开如何评价当下飞速推进的城市进程和一些局部的特殊现象，我们必须意识到，依托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力量，以城市文明为主导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已经渗透到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理解了这个前提，便不难发现，所谓“返乡”及其与之相关的写作，其实是在城市文明的视野中重新发现了乡土。因此，“返乡”现象其实是城市文明的构成部分，而“返乡”写作则是城市书写的延伸。更直接地说，“返乡”及其引发的讨论和命名是城市文明的精神折射，是“城市病”的一种。
    辨析语境是为了清醒审视“中国故事”范畴下具体问题的症候，而对语境差别的发现和判断又与参照系的调整和设置相关，因此，边界和视野成为“中国故事”不能忽视的另外一个前提。“中国故事”是自我辨识、形塑主体性的概念，这便意味这个概念在生成时，同时包括了自我确认和争取他者认同这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后者是一种“承认的政治”，它强调在他者的聆听和目光的凝视中映照出自身，从而修订前者。所以，“中国故事”若想成为阐释当代中国的有效概念，它需要在与外界的交流和竞争中来建构、调整自身的理论规划。换而言之，我们需要把“中国故事”视为一个开放的、竞争性的建构概念，始终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而非封闭、排他的霸权理论。如法国左翼思想家皮埃尔·马舍雷所提醒的那样：“只有在集合了各种文化的复杂关系体系的内部，通过维护各文化的差异和对立，才能拥有文化身份……任何文化都不会因自身或为自身而存在；文化只能在有区别的全球体系内部才能自我建构，让人认可。不同文化相互回应，相互质疑，并非简单地叠加各自所得成果，而是相互比较，某种程度上说还是相互交流各自的缺陷和不足。”我想这句话也适用于“中国故事”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建设性竞争”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