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阎崇年携其新著《御窑千年》莅临方所广州店，与广州读者分享御窑瓷器的千年中西历史。他指出，“中国古代宫廷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如要了解其精髓，必须通过其载体‘御窑’。御窑，是帝制时代的产物，依托国家力量，荟萃了瓷器文化的精华。了解御窑与瓷器，是对历史的敬畏，是对文化的凝聚。”
    阎崇年表示，自己在撰著《御窑千年》的过程中，不仅做了文化梳理，也做了学术考证。譬如，《清史稿·唐英传》记载：“顺治中，巡抚郎廷佐所督造，精美有名，世称‘郎窑’”。这就是说，“郎窑”的“郎”，指的是郎廷佐。经过考证，此“郎”不是郎廷佐，而是郎廷极。
    “御窑不姓皇帝的‘皇’，而姓新。之所以御窑千年不断，关键在于新。”阎崇年感慨道，工匠是御窑历史的主体。“伟大的瓷器文化真正是由工匠在第一线创造出来的。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今天特别需要弘扬。”
    就此，阎崇年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羊城晚报：您之前以清史研究著称，是什么契机让您关注瓷器研究？
    阎崇年：看咱们传统的历史学，第一关心人，做的是纪传体的历史，像司马迁《史记》，以人物为中心。过去我也研究人物，努尔哈赤、袁崇焕、康熙皇帝等等。另一种是以事情为中心。咱们中国历史的体裁，叫纪事本末体，像《明史纪事本末》，《清史纪事本末》，把一件事情从头到尾说清楚。然而，历史不光是人，不光是事件，还有物。物可以是皇宫，比如明清的故宫。你不能只关注房子，还有其他用品，比如说杯子、瓷器，这也是物。宫廷里面有物，老百姓也有物。而历史学者关注的是大家关注的，不仅中国关注，而且让世界关注这个物。
    我们中国衣食住行的物多了。那在中外大家关注点上的物就是瓷器。西方把我们中国叫“China”，把瓷器也叫“China”。把物和一个国家联系起来，只有中国，只有瓷器。所以我说这个很有意思。通过研究物，能够把我们历史串起来，可以把中外之间文化的交往串联起来。我曾讲过自己研究明清史的几个皇帝、著名的大臣、重要的科技人物，后来我在《大故宫》的时候讲了建筑。
    在过去我们对外交流，茶叶很重要。我们中国是茶叶大国，喝完了就完了，就看不到了。丝绸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产物，丝绸咱们一二百年就不行了。但是瓷器不是。咱们广东的南海一号沉船，宋朝的，三百年了，埋到沙里以后风吹浪打，现在挖出来以后，像新的一样。所以我选择了瓷器。
    羊城晚报：在瓷器中，我们可以看到怎样的历史？
    阎崇年：瓷器的发展历史，可以联系跟宫殿的关系来看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特别看我们中国跟外国的东西文化交流这段历史。它也有思想，你不能面面俱到去研究，但是要抓个典型的。研究也有这样的，研究清朝的人太多了，那我就抓几个人，抓康熙，康熙有六十年、六十一年的历史，所以我就选了个重点，选瓷器。瓷器也太多了，官窑的，民窑的，广东也出瓷，浙江也出瓷，江西也出瓷，河北、河南等等也出瓷。选哪儿呢？因为咱们不是讲瓷器的历史，我不是研究这个的。那我选哪个好呢？我选官窑。民窑不是不重要，它也重要，但是官窑更能反映历史上我们国家瓷器的最高水平。为什么它反映了历史上我们国家瓷器的最高水平？第一，它的财力雄厚，是国家的财力；第二，它的技术雄厚，最优秀的工匠在那里，把书法家、画家的艺术作品烧到瓷上。皇帝亲自关心，一把手直接抓，所以它应当做得更好。
    羊城晚报：官窑瓷器的水平，或者说它的艺术风格，和皇帝个人的审美水平有关系吗？
    阎崇年：这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反映这个时代的大水平，另一方面反映皇帝的性格、皇帝的志趣，他喜欢什么。为什么两方面都要关注到呢？你并不光是关注皇帝性格。明朝做的珐琅彩，它有时代文化的特点。唐朝它也做不出青花瓷来。所以瓷器，首先是一个大的文化。搞瓷器的一些工匠、艺术家关心具体的物，历史学者学不了他们。上下五千年，东西五万里，他学不了。放在一个大的环境下来看瓷器，它只有蒙元文化这个大的文化背景，才可能产生元朝的青花瓷。为什么唐朝没有，宋朝没有？就要研究这个时代的文化特点，这个时代的东西之间的文化交流，才能把苏麻离青，这个蓝色的颜料传进到中国，造出产品来，才有物流。元朝海、陆两个路都通，中国跟中亚、西亚跟欧洲是通的，物品就可以传出去，物流可以解决。
    羊城晚报：研究瓷器、研究物质文化的相关领域非常多，比如考古学等等，研究的人也很多。在您的研究里面，这跟您之前的工作有什么联系吗？
    阎崇年：联系就是，我用了我历史学的积累，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玉窑千年的历史，从这个角度来阐释瓷器对中国的贡献、对人类的贡献。御窑跟烧制瓷器的精神，在历史上的影响，玉器对我们今天的影响。比如说，一件瓷器，在三个维度内看这个瓷器，第一是思想的维度，第二是文化的维度，第三是在艺术的维度看瓷器。艺术比较好理解，文化也比较好理解，那思想怎么来看？譬如说康熙瓷器，它有个重要特点：恢弘。因为康熙是个大家，他要把整个国家稳定下来，他就是大气，他的性格、风度、志向，把这个“大”字反映到瓷器上。康熙朝是入关以后的第二个皇帝，经济都还比较困难，所以他属于比较朴实的。到乾隆就不一样了，乾隆国家财力雄厚，文化更发达，这个时候清朝由盛转衰了，所以乾隆瓷器很豪华、奢侈、繁荣。而雍正介于二者之间，所以雍正时期瓷器的特点是雅致，高雅、细致、精致。所以通过康熙的，雍正的，乾隆的一个茶杯，一个碗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特点，反映出帝皇的特点，反映当时时代的精神面貌，比写一本书还看得清楚。
    羊城晚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历史学界的常识在公众领域都还未被接受，或者说还没被普及开来。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阎崇年：我们研究历史的方法就是抓一个典型的东西来进行剖析，以小见大，以文化来看一个瓷器，又通过瓷器来反映文化，这样大家也好理解。比如咱们就讲一个元朝瓷器，就能讲了元朝一个时代。算它一百年，这一百年的历史就通过一个青花瓷器来反映，这大家就很容易理解。我们历史要普及，要大众化，不要搞得很玄。通过一些人物、事件、器物来反映历史，从这里得到思想的修养、文化的修养和艺术的修养。
    羊城晚报：通过对瓷器历史的普及，能够给当下社会怎样的启发？
    阎崇年：今天，大家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了，都吃饱肚子了。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我们空讲传统文化，这是不具体的。我们通过传统文化里的东西，来看我们的传统文化，提高民族的自信。瓷器是中国创造的，中国发明的，影响了西方。从两面看，别人也影响了我们。
    一方面要弘扬我们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也要吸收世界各个方面优秀的文化来营养我们自己。光讲道理不太好理解，就通过一件瓷器，讲两个方面，通俗易懂，大家都可以理解。如果我们的器物变成了一个普遍的，大家一方面看我们自己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看海外的别人优秀的东西，把它结合起来，跟吃饭一样，各种有营养的都吸收了，那我们的世界不是很好吗？我们过去有一种片面性，有时候光强调我们自己的，排外，这是不对的；有时候外国一切都好，这种民族虚无主义，我想也是不对的，就是应该两面去看。光说道理也说不清，我们就通过瓷器的历史，御窑跟瓷器的历史来讲，我想这个道理就说清楚了，大家也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