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霞
    “70后”向来被称为“夹缝中的一代”、“低谷的一代”、“被遮蔽的一代”，他们位于“50后”、“60后”与“80后”之间，既没有赶上充满红色激情的“革命”时代，与宏大意识形态与启蒙理想主义擦肩而过，又与经济发展带来的文化生产利益场失之交臂。如今，“70后”已步入不惑之年，甚至离“知天命”也并不遥远，却依然没有能够产生像莫言、余华、苏童、王安忆那样的领军人物和标志性作品。面对这个各自为阵、难以归类的写作群体，研究者也只能无奈地以“复杂性”、“个性化”等词语总结之。
    这似乎成为了一个定论。看起来，“70后”由于无法为文学史和文学阐释提供鲜明有力的论据而让研究者们颇为烦恼，也没有经验共同性地形成诸如“寻根”、“新写实”、“底层写作”等文学思潮而可能被忽略，被遗忘。然而，如果我们跳脱出“革命”、“政治”、“意识形态”、“改革开放”等范畴的拘囿，将“70后”放置于中国社会发展与写作历史的整体链节之中，对这个形态参差的代际从精神气质上进行概观，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70后”，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的文人写作。
    出身：最后一代拥有“乡村故乡”的作家
    文人写作与乡土中国的超稳定结构息息相关。在过往的中国文人写作史中，无论是改朝换代，还是动荡离乱，乡土社会强大的内在修复能力都能够使其自身保持井然的秩序和结构，为文人提供着回归田园的精神底线，也使文人写作循之有据，传承有序。
    “70后”大多出身于乡村，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拥有“乡村故乡”的人。对于他们来说，故乡有如子宫之于婴儿，他们从“熟人”、土地、村庄、山川中获得的启迪使其在成年后的故乡写作中葆有了柔软和温情。鲁敏的“东坝”系列《逝者的恩泽》、《思无邪》、《离歌》等以故乡江苏东台为原型，温暖宁静、淡泊淳朴，有着东方乡土复杂微妙的人情冷暖和伦理；徐则臣的“花街”系列《花街》、《忆秦娥》、《水边书》、《人间烟火》等小说将运河故乡描绘得湿润丰沛，如同一幅古典写意的水墨画，又充溢着“清明上河图”的烟火气息。李师江的《福寿春》激活了乡村风俗、节气时令之美，付秀莹的《花好月圆》、《定风波》绵密地白描出乡村蒸腾着暖意的境界，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指甲花开》、《遍地棉花》以乡村女性为主人公，描写她们在古老的仁义、礼仪、情感、传统观念所构建的乡村秩序中如何滋养心灵、长大成人，并最终与自己曾经不屑的老生活的轨道重合交叠。这古老的命运，既是乡村人物的宿命，也是乡土中国千年不变的精神“骨架”。
    “70后”曾经在乡村感受过生活最初的震惊、喜悦与痛苦，也经历着人生恒常且新鲜的尝试与失败。他们点燃“故乡”的柴禾荆棘、精神丝缕以取暖，由此构筑起一代人的“文学地理图”：魏微的“微湖闸”、盛可以的湖南乡村、阿乙的“红乌镇”“清盆乡”、曹寇的“塘村”、艾玛的“涔水镇”、梁鸿的“梁庄”与“吴镇”……。在他们笔下，乡村少年怀揣着梦想，经历着“村—镇—县—城”的“进城”模式，如同从外省来到巴黎的拉斯蒂涅，在梦想、野心、行动和情爱之间游走着，博弈着。乡村少年即便远离故乡，但故乡的“根”却支配着他们的人生与情感选择，使之成为无法相融于城市的“陌生人”、“乡下人”。沈从文曾经以不同的情感和笔墨表达了城乡对峙的不同感受，这在“70后”那里有所承续，比如鲁敏对于“东坝”的古典温柔情怀与对于“城市”腐朽堕落情欲的批判性书写，就以判然有别的姿态宣示了“故乡”在道德上的纯真和胜利。
    与“50后”、“60后”的务农为生不同，由于“70后”只是具有乡村的出身，并不全方位地参与农业劳动，他们籍以读书“跳农门”，最终远离了乡村，所以他们笔下的主人公也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而多具有文化素养与身份，在时代的大潮中经历命运的变化。这也决定了他们的故乡情愫：既不苦涩，也不怨愤，而是以笼罩着清雅悠远气韵的文字记述之、怀念之。这是“记忆的乡愁”，它氤氲着古老的诗意和暖旧稔熟的气息，衔接起了“田园诗”、“山水诗”、“牧歌情调”的中国文化传统。
    然而，这样的传统即将断裂。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大跃进”等政治运动中，中国乡村也曾经面临被侵蚀的危机，但一旦政策制度有所缓和，乡村便获得自我修补的机会而茁壮复原。而现在，随着中国现代性和全球化发展节奏的加速，城镇化建设的迅急猛进，以及网络、科技对世界的“平面化”处理，乡土中国正在面临“去根”的危机，这是对几千年中国农业、农村历史与基底的彻底破坏。
    三十年、五十年后，待曾经的“农二代”在城市扎根发芽，不再回返，乡土中国的结构与秩序都可能面临崩塌，如同他们掷弃于故乡而不顾的破败不堪的祖屋，这意味着乡村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末端同时又是最痛苦的一环，而作为与乡土中国在血缘和精神上有所维系的最后一代人，“70后”记录故乡，书写记忆，为我们保存了行将消失的“乡愁”的最后面相。
    姿态：不俯视，也不精英
    文人写作不仅仅是题材的选择，还意味着人文之忧思、之情怀，即对于民生人心的敏锐体察，对于世事变故的温厚哀悯。这种对于贫困、辛劳、卑微的凝重描绘与真挚同情，是从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延续下来的感时忧世的中国文人精神传统。
    在“50后”、“60后”那里，也不乏对于贫穷委顿人生的描写，但由于写作主体自身长久浸淫于其中，饱受此种生活的困厄与褫夺，因此在记述时易于落入“怨憎者”的窠臼。对于在衣食无忧中长大的“80后”来说，描写这样的生活无异于纸上谈兵。而“70后”，既有童年时期对于物质与情感双重匮乏的深刻体验，也由于时代的发展及时地止住了至少是物质上的匮乏，由此减缓或止住了他们向着艰窘生活的心理深渊滑落的节奏，这使他们有能力描写贫穷卑贱、痛苦绝望的人生，并持之以平常心、静观心。
    在“70后”作家中，文人传统在魏微笔下体现得尤为典型。她的《乡村、穷亲戚和爱情》、《大老郑的女人》、《异乡》、《家道》等着眼于底层人物和繁华底下的人事，以节制的叙事、饱满的情感和柔韧的语言，将贫穷中的高贵、日常中的明亮、世事沉浮中的人性人情刻画得生动起伏，跌宕有致。黄咏梅偏爱描写城市里的卑微者、病痛者、残疾者、低收入者和无所事事的“游荡者”，她的《骑楼》、《非典型爱情》、《天是空的》、《负一层》、《把梦想喂肥》、《鲍师傅》等作品就是以底层人物或边缘人物为主人公的。按说，生活无着的凄惶处境极易使这些人生出对社会的怨恨和敌视，但黄咏梅并没有让他们缠绕于自己的困境、停留于无法摆脱的凄凉感，而是让他们在琐屑劳作中体会艰辛的快乐，使之脱离了日常的庸碌烦琐。这种书写方式与新世纪初期以曹征路、陈应松等人为代表的、以“苦难”、“贫穷”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底层写作”不同，在“70后”作家看来，这些卑微的小人物实际上是最为彻底和纯粹的抒情者，因为即使是在灰色无聊的生活废墟上，他们也能寻觅诗韵，心灵自足。
    倘若将“70后”笔下的人物形象铺展开来，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系列：盛可以和王十月对打工者“感情之殇”和“生命之痛”的勾勒，田耳对道士、辅警、乡民的日常化书写，滕肖澜对上海小市民的持续关注，阿乙和曹寇对小县城中“无聊者”的准确记述……，这些人物的出现既表明了这一代人古老而弥新的人文情怀，也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新的补充与丰富。魏微在《家道》中借女主人公之口道出，真正的穷人“实在要高贵平静得多”、“说到他们，我甚至敢动用‘人民’这个字眼”，可谓“70后”文人情怀最为庄严纯朴的体现。
    当“70后”描写底层人物的时候，他们不俯视，也不精英，而是将自己置于与之平行的视角，不仅看到了无常世事的苦与悲，也看到了那里蕴含着、绽放着的真淳光华。这种敦厚姿态承接的是废名、朱自清、沈从文、汪曾祺一派在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中发掘出生命热能和生活价值的风格气度。
    美学：对高蹈气韵的承接和终结
    文人写作是富有诗意的写作，散发着挪腾闪跃于精神空间、悠游往来于天地之间的高蹈气息。苏轼一生遭遇政治放逐、贫穷困厄，却始终保持着心灵的余裕和闲适，在明月清风、星尘微粒之间深昧人世之乐。“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这是何等深厚的宁静与无惧。这种将人生进行审美化的做法是中国文人性格、性情和生命形式的外化。
    形而下的人间江湖与形而上的精神超越，构成了文人写作内在的巨大张力与魅力。在弋舟的《金农军》、《怀雨人》、《等深》、《所有路的尽头》中，八十年代满载诗歌、爱情、理想的生活成为当下物质社会的反衬。现代人低伏、陷溺于俗世物象之中，只能独自凭吊那逝去的灿烂的时代辉光。这种凭吊本身便蕴涵着“70后”以“迟到的一代”的身份对八十年代进行“文化化”、“诗意化”的慨叹与企及。张楚的《七根孔雀羽毛》、《曲别针》、《野象小姐》、《良宵》里都有着超拔于俗世之累的精神象征，这使主人公在历经艰辛困厄时依然能够保持对星空、云朵、良夜的追慕。张惠雯的小说洁净空灵、轻盈飘逸、囿于尘世又超脱于此。她的《爱》、《安娜和我》、《蓝色时代》、《书亭》、《场景》写现世生活的苦楚，也不乏对精神、爱情、美的寓言式表达。她以天真明媚之心带着我们重返充满纯真与诗意的年代，赋予其不被消磨的洁净和激情，并将之升华为持久饱满的精神力量。唯有那些在旧梦般的清晨、在草叶和花瓣上写下过诗篇的一代人，才能在坍塌的时代废墟上生动准确地提取并复原精神的景致。而这样的一代人，已然是被迅猛发展的现代化列车抛弃的“静物”与“古董”。“70后”，对高蹈气韵有所承接，同时又是某种终结。
    在人物塑造、韵味、语言、文意的营构上，“70后”对于中国文人写作继承得较为充分的当属东君。他自己就有文人气，爱书法、古琴、谈禅，他的小说也颇具古意，简淡有味的语言、徐缓平静的节奏、青山流水的意境，构成了与众不同的文学面相，孟繁华以“清的美学”概括之。《苏薏园先生年谱》的主人公是“传统知识分子”的代表，小说以“年谱”传记体的形式记载了苏薏园先生历经战争流离的生平，从形式到内容都契合了主人公清洁雅致的身份和内涵。《听洪素手弹琴》是向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致敬。洪素手痴迷于“难学易忘不中听”的古琴，跟着有“六朝名士气质”的顾樵先生学艺，不失初心，造诣极高，会听的人能在她的琴中听出“醉意”来。弹琴高人不愿为俗务所累，她在现实生活中的“失败”正是来源于对古典方式的执着挽留。东君着力于烘托物欲时代中的清高气节，意在召回已然微茫衰落的精神传统。他近期的短篇小说《某年某月某先生》同样也带着低温的古意，主人公东先生就像是一枚恬然的隐士，在城市的隐暗角落看浮世潦草，众生败落，于深山幽谷中寻觅别样的心绪。东君用祛除了烟火气的文字搭建起一个个关于雅/俗、生/死、爱/恨、情/欲的古典隐喻，这种古老的意蕴诗情使我们得以重温某个遥远时空的中国文化气息，在缓慢下来的叙事节奏里安顿喧闹的心。
    对生命和生存保持着优裕自如、从容遨游的心灵空间，着力记录下传统文化诸元素的遗痕，提供对于“煮酒烹茶”、“梅妻鹤子”等徜徉于物之外生活方式的探索，这些，都展现了“70后”对古典精神的认同。也许他们所身处的不再是宁静的家园，但他们通过想象、叙述和书写，将那样的生活固定在文面上，使我们记得曾经有过那样一种将诗与生活交织为一体的丰沛葳蕤的精神世界。这种荣光，足以耀亮我们委顿和凋蔽的现实。
    结语
    我将“70后”视为富有文人情怀的最后一代人，将他们的写作视为对中国文人传统的接续。这个结论一方面来自于这一代人所处的“夹缝”时代，在他们成长和成熟的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正是中国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互相叠合交叉的转型期，因此，与文人写作传统紧密相连的前现代在这一代人身上折射出了最后的余辉光华。这是历史的遗弃性抉择：历史选择了这一代人，这一代人也忠实地记录下了所见所闻的历史；另一方面，“70后”以自己的叙事格局、精神气韵、文字趣味、静谧智性、心灵秩序共同建构起了趋向于古典的美学风格。那种从容淡定、舒缓宁静、清简超脱，为我们重现了某些古老的、令人神往而不可重返的遗风。“80后”及其之后，也许会有追随文人风范的个案，但像“70后”这样从不同角度予以群体性的展现与热爱的，将会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