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潘金莲》剧照
    较比费孝通1947年在《乡土中国》中描绘的“礼治”社会，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标志之一，是西方舶来的“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反映在电影上，冯小刚导演新作《我不是潘金莲》中的李雪莲，与张艺谋1992年执导的《秋菊打官司》里的秋菊相比，尽管仍是固执“讨说法”的“法盲村妇”，可是秋菊满脑子里只有“充当调解员”的各级公安人员，影片过半才晓得律师的“能耐”，李雪莲一出场，找到的便是法官。
    但正如影片伊始所揭示，李雪莲叩开法官王公道的家门，并没立刻有事说事，而是攀起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同时奉上自制的腊肉和香油作为见面礼——“人人懂得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的当下中国，费孝通笔端的“人情”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法治语境”远非白纸黑字那般简单。这是影片滚雪球式的“荒腔走板”故事的基础，充满悖论。而圆、方和全三种画幅的精心编排与衔接，集中展示人物行为之余，遮蔽可堪猜玩的信息，冯小刚此回构建的众生百态图，原像他所配的画外音般自成一格。
    一忍再忍与绝不能忍
    影片中法院退休老院长与妻子在下属为两人特设的金婚庆祝饭局上，谈及夫妻相处之道，老院长用“忍”字概括，老伴则用“一忍再忍”纠正。两人带有拌嘴性质的总结是否放诸四海皆行之有效的婚姻准则暂且不论，“忍”字对诸多国人，却一直是把悬于头顶的戒尺。可是在本片里，这把戒尺大多时候并不能发挥功用。
    李雪莲找上王公道，是因前夫秦玉河背弃“假离婚”的口头协议，让她成为亲朋好友眼中的笑柄；从县里闹到市里，则因众人眼中她和秦玉河依旧是“真离婚”；由于“真假离婚”的事尚未说清，秦玉河又往她头上扣了一顶“现代潘金莲”的帽子，她“上访”到北京。比起刘震云的原著，电影做出了调整：将李雪莲与秦玉河“假离婚”的原因由“想生二胎”改成“为了房子”，并且让她年轻十岁，这致使她“绝不能忍”做出的一系列举措，缺乏引发观众同情的高潮事件，而她所珍视的个人声誉，仍由从男权社会发出的幽暗眼光来评定。
    这些看不见的火辣视线足以将李雪莲灼伤。她在法院院长、县长、市长被悉数罢官之后，十年间每逢人代会召开便赴京喊冤，正是受痛感驱使。可是讽刺在于，年复一年的进京，渐渐变成她活下去的唯有支撑，也让她几乎成为两性关系中的牺牲品。为自己打官司落得如此下场，独立精神竟然比24年前替丈夫讨说法的秋菊不如——“止步市里”的后者，尽管活在街坊四邻“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小圈子里，可是并不在意他们如何议论。
    但李雪莲不过是冯小刚“滤镜处理”的现世景象里的一小块拼图，她勾连起的脸孔，可居庙堂之高，可处江湖之远，或清晰可辨，或模糊氤氲。十年前她看清周边男人的嘴脸，最后进京讨到公道，属于阴差阳错，对官员的控告也并非没有漏洞，但心安理得做了“加害者”。十年后她不只是规矩方圆，更决定放下过往，却让新上任的市长、县长以及法院院长王公道急成热锅上的蚂蚁，令各式各样的男人现出原形。
    最为黑色幽默之处在于，秦玉河即使不死，也永远不可能对李雪莲说出她想听的话，与她干戈化玉帛。对此，法律和人情均无计可施。而这，由他与李雪莲联手造就。他摧毁原有的家庭和她的脸面，她摧毁了他的脸面和现有的家庭。因而，被戏称为身体里同时住着“小白菜、潘金莲、窦娥和白娘子”的李雪莲，根本不可能拥有三头六臂。法治、男权、人情交织缠绕的土地上，无论方圆，她踏步进入的只能是闭合的怪圈，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各路人马，只能在怪圈周边打转。
    方圆画幅与心理屏障
    正如几乎同期上映的李安执导新作《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让比利和出生入死的伙伴在网络上成为美国英雄的，是一段实拍的战时视频，纪实影像在展示天灾人祸或者极致环境下的人物命运时，临场感是剧情片无法比肩的。大概正因如此，《秋菊打官司》以及张艺谋另一部讲述“执拗故事”的《一个都不能少》，均用到纪录片的拍摄手法，拉近观众与片中角色的心理距离。
    但《我不是潘金莲》用到的三种画幅，不仅“强迫”观众改变观影习惯，亦如某种屏障，被挡在故事之外的观众，只好当自己在看“戏”。
    圆形与方形画幅的更迭交替，交代地点的变化，也指向中国法治化推进过程中，礼与法的角逐与渗透。在圆融的故乡，依靠人情并没能让李雪莲纾解心中的冤气，反令她的愤怒越积越多；但方正的北京，规则帮她解决掉的，又并非她认为的关键部分。走到哪儿，她都是戏台上的人物，肚子里始终装着冤水，伺机倾倒。
    而画幅的更改，则多利用隧道、寺庙的窗户等自然景致的特征，相当巧妙。尤值得一提的，是圆画幅首次变成方画幅之前，插入的全画幅的大巴夜行镜头，由右驶入由左驶出，预示李雪莲前路未卜但也可能就此获得新生——正像李安用120帧的高帧率技术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为的是让观众能身临其境体察比利的心境，感受美国式的英雄崇拜、集体狂欢与孤单个体的生命价值、灵魂安放的荒谬并置，冯小刚用三种画幅讲述《我不是潘金莲》，当然不是为了让形式凌驾内容。
    此外，圆、方画幅里的天气，关涉的是李雪莲的“走与留”。圆形画幅里的南方，除了常见的大大小小的雨水，还有并非常规意义上的降雪。它们令赣皖民居建筑或自然风光呈现出静谧的东方之美，但身在其中的李雪莲，却是紧张而焦灼的。方形画幅中的北京，亦很反常，终日晴好不见雾霾，可以视为李雪莲心绪的外化。
    最终，李雪莲像众多远离城镇纷杂人情的外来者一样，侧身北京一角，成为一名“北漂”。比起《秋菊打官司》的欧·亨利式结尾，“懂法”的小餐馆老板娘李雪莲，会否就比一脸迷茫站在村口的秋菊能有更好的未来？其实并无评判标准。而刘震云小说的尾声，被罢官的县长为了回家打麻将，效仿李雪莲举起“冤”字牌，但在电影中，他却在餐馆与李雪莲不期而遇，听她讲述被隐藏的故事真相。孰好孰坏？都不过是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