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中国 图
    近日，在一场名为“我们今天怎样打开文学”的读书会上，《打开文学的方式》一书作者王敦和读者分享了他对如何打开文学的看法。他认为打开文学需要方法，这是一个技巧活、实践活、需要将感性和理性结合起来的活，有高下之分，但没有标准答案。
    不在理论套话里打转深入浅出地说
    当我们说“打开文学的方式”时，这里的“打开”两字怎么理解？通俗地讲，我想大概就是“搞定”、“玩转”、“享用”之意。并且，这里应该还暗藏着两层意思：一是果断进行，二是尽情享用。
    打开文学需要方法，这是一个技巧活、实践活、需要将感性和理性结合起来的活。我写的《打开文学的方式》是一本关于文学理论的人文普及书。在书中，我尽量努力去做的是，不论面对专业还是非专业的读者，都不在已有的理论套话里面打转，而是掰开了揉碎了，深入浅出地把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之事说得全面且清楚。
    我认为，文学专业话语如果与日常语言脱节，拒人于千里之外，是一种失败。真正的文学理论，难道不应当就是打开文学的方式吗？理论要服务于读者分析和解释阅读经验，成为一种可以打开文学的方式。所以，在打开文学之前，首先打开的是封闭的“学术共同体”自身。
    当然，最后真正“打开文学”要靠你——读者。没有你的出场，文学永远不会被你打开，为你打开。不过对大多数“实用型”读者来说，可能并没有对于理论的自发或者功利的兴趣和需要。大家在意的是，如何来具体打开文学作品，读出收获。
    打开文学有高下之分但没有标准答案
    事实上，打开文学没有标准答案，每一位读者收获的都是属于他自己的“私人财产”。
    但有些误区是需要避免的。可以看到，很多人对文学的解读是存在一定误区的，比如，有人喜欢去想“作者传达了什么”，或者去看有名的评论家是如何评价那部作品的。我认为，对文学的解读并不是去追寻作者的“意愿”。作家完成一部作品后，等待“一千个读者去解读出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时，解读文学作品也不是选择一位权威的批评家，站在他的身后成为一个无关紧要的“零”，而是要解读出属于自己的意义。也就是说，对于文学的解读其实是一个二度创作的过程，有高下之分，但没有标准答案。
    那么，第一个问题是解读什么？是符号。老天创造了人类，人类创造了符号。符号是构成一切文本的基础。人类运用的语言符号系统是相当复杂的。从介绍文化的“符号”性入手，把构成文学书写的语言文字，和构成视觉、听觉等的表意符号（线条、图形、音符等）的编织，统称为人类“文化”这一符号表意之网。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就不是局限于印刷时代的文学生产消费，而是放在包括各种艺术形式及日常生活的广义文化大背景之下来思考。而解读行为，就是对人类语言符号运作的“解码”。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解读。我认为，打开文学需要一种文本细读的本领。人们阅读文学作品，其目的绝不仅仅是获得“浸入式愉悦”，否则打游戏或者看影视剧就能满足这一需求。如果想打开文学之后有所收获，就要多思考煽情效果之外的体验。比如，阅读狄更斯的作品时，想想狄更斯用了什么样的比喻和表述方式；再比如，读《红楼梦》时，也不能仅仅看其中的爱情故事。这需要阅读的方法——文本细读。
    对文本的细读有两种，一是沉浸其中，尽情感受、共情；二是跳出它所编织的陷阱，旁观地、有距离地、批判式地解读，即文学理论家希里斯·米勒所说的“忘情式阅读”和“批判式阅读”。
    而且，在阅读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其实不是去弄明白文本说了“什么”，而是要解读出文本是“如何”说、“为什么”说。在这个基础上的阅读获得，才是真正属于每一位读者自己的。这样，读者的价值和存在感才能得到很好的实现。
    对话
    没有再创造只能是买椟还珠
    读者：在您看来阅读文学作品是不是一件有门槛的事情？一定的文学鉴赏能力是否如同一个门槛？您在写《打开文学的方式》的时候，是否已经为读者设定了一个门槛？
    王敦：我在写作时，是想用这本人文普及作品来为读者服务，所以，主观上希望不要强调门槛。可以说，消除门槛，是我写《打开文学的方式》这本书的追求。假如大家都逡巡在文学的大门之外，都不进去，打开文学也就无从谈起。
    读者：门槛被消除之后，人们又该以怎样的方式面对文学的风景？
    王敦：一般来说，面对文学作品的时候，有的人是实证式思维，有的人是体验式思维。
    比如，面对同一首诗，实证主义者想要搞清楚诗歌里提到的情节、意象，对应着现实世界里的哪些东西。当他把所有的典故、事实、梗都搞清楚以后，他就满足了。他脑子里充斥着类似各种考证的总和，他认为这就是把这只“鸡”解剖了。
    而对体验式的解读者来说，解剖不是最终目的，把这只“鸡”吃下去变成营养才是目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解读真正重要的不是什么外在的学识门槛，是读者能否把文本符号所营造的那些形象、意象、修辞等等，从自己的内心里召唤出来，再创造出一个“平行世界”，即体验性的再创造。如果没有这样的再创造能力的话，面对再精彩的文本，解读也只能是买椟还珠。
    获得自己的理解而不是鹦鹉学舌
    读者：我回想起我刚读大学的时候，一位教授在讲课时激情澎湃地朗读《巴黎圣母院》和法国诗歌。现在想来，这样的朗读，就是帮助当时我们这些还没有接受文学理论训练的初学者，跨过“体验”的门槛吧。可见，文学教育要敞开心扉面对受众，培养大家对文学细节的感受力，而不需要用门槛等概念来割裂受众。对此您怎么看？
    王敦：对此我很有共鸣。20多年前，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本科时，课堂上的一位朗诵者，即给我们上了一年半《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钱理群老师，给我们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在课堂上，他讲到一些作家的作品时，常会朗诵相关的作品片段，曹禺的《北京人》，鲁迅《野草》，徐志摩、陈梦家的诗……那是既系统又随性，既精心又动情的启蒙呀。正是在老师忘情的朗读和讲解中，让我体验到了文本里的那些微妙，也让我懂得了研究文学必须要爱文学。
    读者：这些微妙而感性的阅读经验，对读者理论思维的养成有什么作用？
    王敦：如同当年钱理群老师在课堂上的朗读，给我带来了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愉悦感一样，我认为，理论思维的真正养成，也一定是建立在阅读经验之上的。具备了这个在阅读经验中自然生长出来的理论思维，再去看那些理论书籍，才会获得具体、扎实的理解，而不仅仅是鹦鹉学舌。再去进行具体的文本阅读，就会有自己的打开方式，而不是追随作者的“意愿”，或成为批评家背后的那个“零”。
    读者：我们在解读文学作品的时候，都是在西方语境和框架下解读的。这种西方人通过解读他们的文学文本而得到的理论，被我们拿来解读我们的文学作品时，会发生什么？
    王敦：我们当下的文学理论话语都是来自西方的，这毋庸置疑。“文学”一词是西学东渐之后进入的新名词，与西方的“literature”概念对接。
    很多读者都读过西方人写的关于文学的深入浅出的书，如理论大师伊格尔顿的《文学阅读指南》《如何读诗》等。但因为它们不涉及中国的文学经验，总给我们临渊羡鱼、隔靴搔痒的感觉，即觉得人家的好东西，我们不能百分百吃下去。所以，我觉得自己应该写一本书，既不是“高仿”，也不是“山寨”，而是基于中国本土的文学经验，面对中国读者来讲述打开文学的方式。
    这种虚幻的消费不是文学最珍贵的价值
    读者：在书中，您鼓励读者摆脱对被扣上“过度阐释”这个帽子的畏惧。但是，过度阐释的一个风险是，很可能把一个作品的价值抬高至原本达不到的高度。
    王敦：我认为，对劣质作品也可以进行文本细读，来发现其所折射的社会症候，这种文化人类学式的阅读，是文化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的“民族志”方法和“文化研究”的结合。
    当然，我也明白你的潜台词——对作品的“炒作”相当于哄抬物价，那么，对劣质作品进行文本细读，会不会相当于“助纣为虐”？其实，顺着你的思路，我还可以加一句——有些非常好的作品，却偏偏没有人去注意，更不去细读。所以，我始终觉得关于读书有一点是很重要的，那就是每个读者都要有自己的判断、坚持自己的判断，那与所谓专家、学者的判断或市场的炒作，是没有关联的。
    话说回来，炒作的效果也不会长久。有些作品很煽情，有些作品很唬人，但未必是好作品，前者类似于某些广告，后者近乎对先锋探索的致敬而徒有其表。两者都不能与我们的实际生活发生千丝万缕的关联，里面的情感、欲望、梦想、冲突，没有锚定在实际人生的上下文里。
    比如，廉价的煽情作品，强化了读者已有的固化思维，处处与似是而非的社会幻象、自我幻象相互确认，不管是“屌丝逆袭”，还是“霸道总裁爱上我”之类，都是鼓励白日梦，在逃避中获得“爽”。即只有虚幻的满足感，而没有真正的角色价值，把自己设身处地放到更广阔的人生经验里面去。这样一种虚幻的消费，绝不是文学最珍贵的价值。所以，我们可以说，解读和打开文学是一件精微的正经事业。至于某些批评家的追捧还是雪藏，是另外一件事情了，与个人的文学打开方式无关。
    （本报记者 黄玮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