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论述历代诗歌之不同：“唐以前诗次第长，三唐气壮脱口嚷，宋人句句出深思，元明以下全凭仿。”他在给学生讲课时对历代诗歌特点作了这样的总结：“仆尝谓：唐以前诗是长出来的，唐人诗是嚷出来的，宋人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诗是仿出来的。嚷者，理直气壮，出以无心。想者，熟虑深思，行以有意耳。”
    徐芳：启功先生2005年去世，今年是先生105岁诞辰。我们都知道，您与启功先生是“忘年交”。你们感情深厚，自述“情逾祖孙”。您是怎么与启功先生“结缘”的？启功是不是一个“好玩”的人？据说语言幽默的规律之一是：话语的逻辑发展突然中断、心理期待猛地扑空，随之又滑到一个并非预期、然而又非毫不相干的终点，便可以造成一种“恍然大悟”式的“笑”，可否举例说明？
    徐可：我与启功先生结缘，应该追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上半叶。1984年，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启功先生正是北师大中文系的教授。入学后我们就知道，师大中文系有几大“宝”：钟敬文、陆宗达、萧璋、黄药眠、俞敏、启功，等等。其他几位老先生，那时已是八十左右高龄，基本上不给本科生上课了。只有启功先生才72岁，在他们中算是“小弟弟”，除了给研究生讲课外，有时也给本科生讲课、开讲座，甚至还给夜大生讲课。钟先生和启先生的课我都听过。钟先生的学生给我们讲授“民间文学”课，曾请钟先生给我们做过讲座，但钟先生的口音太重了，他的话实在很难听懂。
    
    启先生就不一样了，他是地道的北京人，一口京腔，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底气十足，又风趣幽默，光是听他说话就是一种享受。再加上他的名气太大，所以每次讲课都是人满为患，过道里都站满了人。我曾经听他讲过《红楼梦》和古典诗词，具体内容记不住了，但他丰富的表情、生动的动作和风趣的讲解，却是深深地印刻在脑海中的。那时还有同学借机向他求字，或者“截留”他在课上写的字。我们这批学生有福，曾经亲承钟敬文、启功等大师謦欬，这是终生受用的宝贵财富。后来的学生就没有这份福气了。
    启功是一个很好玩的老人，不管你跟他熟不熟，只要跟他在一起待上一会儿，肯定会被他感染。有一个成语“如坐春风”，说的就是这种感觉。他经历过那么多磨难，可是却保持着乐观、开朗的心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是‘手心手背，没心没肺。’熟人之间，他喜欢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有一次我跟他道谢，他说：“甭谢（卸）了，套着喂就行了！”
    徐芳：一位国学大师究竟是怎样炼成的？
    徐可：世人皆知启功先生是一位大书法家，其实他在诸多方面都卓有建树和成就，只不过他在书法上的名声太大了，以致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住了他的其他“身份”。
    最广为人知的当然是他的书法。启功的书法博师古人，典雅挺秀，美而不俗，在当代书坛独树一帜，形成一家之风，被人们称为“启功体”或“启体”。特别是他晚期的书法作品，体现了“书贵瘦硬方通神”的风格，中宫紧凑，四外开合。这内紧外放的结体，遒劲俊雅的笔画，布局严谨的章法，体现了“启体”书法特有的神韵，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高超水准。从他的书作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内心的清雅与宁静。似深水静流，又似蓝天闲云，没有张扬，没有造作，只见一派从容和悠然。
    细细品味启功先生之书作，那瘦硬而刚劲的线条，那法度谨严的结体，那规整有序的布白，无不透射出其坚忍刚毅的品格魅力。书法界这样评价他的书法：“不仅是书法之书，更是学者之书，诗人之书。它渊雅而具古韵，饶有书卷气息；它隽永而兼洒脱，使观者觉得余味无穷。因为这是从学问中来，从诗境中来的结果。”
    他不仅从事书法创作实践，而且对书法理论深有研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观点。他对我国古代著名碑帖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考辨，写下了大量的专业论文，对书法史和碑帖史的研究可谓居功至伟。他的《论书绝句一百首》，以一诗一文的形式，系统总结了自己几十年研究书法的心得体会，在书法界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被公认为“既是一部书法史，又是一部书法研究史”。他的《论书绝句》和《论书札记》被学界誉为书论经典。启功的书法思想因其独到的创新精神，被称为“启功书法学”，被书法界公认为权威书法理论。
    同“书法家启功”的名号相比，“画家启功”的“知名度”似乎就没那么高了，这实在是对老先生绘画水平的“委屈”。启功早年作画颇勤，擅山水，风格秀逸，继承了明清文人画的传统。70岁以后常作兰、竹，构图平中寓奇，以书法之笔入画，明净无尘，清劲秀润，充满书卷气。上个世纪50年代，他的画就达到艺术高峰，专家评论他的画最突出的特点是：“以画内之境求画外之情，画境新奇，境界开阔，不矫揉造作，取法自然，耐人寻味。”后来由于他的书名大盛，“书债”不断，应接不暇，他只好忍痛割爱，所以他的画作不多，尤显珍贵。
    启功还是一位高产高质的诗人。先生从小就接受了很好的家学，打下了古典诗词的底子。青年时代，他经常参加同族长辈和诗坛名士溥心畬、溥雪斋等人主持的笔会，与师友谈诗论词、酬唱应和，当时就小有名气。后来他出版有《启功韵语》《启功絮语》《启功赘语》等诗集。他的诗词格律严谨工整，语言典雅丰瞻，意境深远含蓄，学力深厚坚实，深具古典风韵。同时又能坚持“我手写我口、我口道我心”的原则，“笔随意到平生乐，语自天成任所遭。”不为古人所宥，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密切贴近现实生活，参用当下词汇，深具现代气息。
    
    特别是一些诙谐幽默的诗，很好地体现了他的人生态度，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征，为古典诗词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启功的书法作品，很多是书写自作诗词的；而他的画作，均有自己诗词佳句的题跋。诗、书、画在同一幅作品中展现，达到了和谐统一，让人领略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
    在诗词创作实践的同时，启功还对古典诗词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从理论上对诗词创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论述历代诗歌之不同：“唐以前诗次第长，三唐气壮脱口嚷，宋人句句出深思，元明以下全凭仿。”他在给学生讲课时对历代诗歌特点作了这样的总结：“仆尝谓：唐以前诗是长出来的，唐人诗是嚷出来的，宋人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诗是仿出来的。嚷者，理直气壮，出以无心。想者，熟虑深思，行以有意耳。”他在《诗文声律论稿》中精辟地归纳了旧体诗的格律，借以诠释古典诗歌的语言艺术，探索诗体的革新，为中国诗的发展寻求出路。
    在“诗人”、“画家”、“书法家”的光环后面，启功先生还是一位博学广识、成就卓著的学者。他一生教授古典文学和古汉语，对古代文学、史学、经学、语言文字学、禅学等都有深入而独到的研究，留下了一批富有教益、启迪后人的研究成果。
    他是一位红学家。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红楼梦》程乙本。经俞平伯先生推荐，启功凭借自己深厚的文史功底为这部文学巨著作注释。俞先生说：“注释《红楼梦》，非元白不可。”在为《红楼梦》作注释的过程中，启功写下了《读〈红楼梦〉札记》。《读〈红楼梦〉札记》和他注释的《红楼梦》程乙本，位列红学研究的必读书目。在这两本书中，他对照自己所熟悉的旗人上层社会文化生活，从朝代、地名、官职、称呼、服饰、礼仪等方面，揭示了曹雪芹运真实于虚幻的艺术手法。
    他是我国顶尖级的文物鉴定专家。先生说过：“我平生用力最勤、功效最显的事业之一就是书画鉴定。”1947年，35岁的启功即受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成为故宫文物鉴定小组中最年轻的成员。在古物馆负责鉴定书画，在文献馆负责审阅文献档案。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文物局邀请谢稚柳、徐邦达、朱家溍、启功等组成专家小组。凡有清代书画时，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就说：“一定要找启功来！”
    1983年，国家文物局聘请国内顶级专家组成七人小组，对国内各大博物馆收藏的珍品进行甄别鉴定，启功和谢稚柳担任组长。1986年启功又被国家文物局聘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几十年间，他所经眼的书画文物数以万计，还参与了震惊文物界的《出师颂》《淳化阁帖》的收购与鉴定工作，为保护我国珍贵文物遗产作出了卓越贡献，被公认为“不可多得的国宝级人才”。
    此外，启功在文字学、文献学、语言学、声律学等方面都有过人的成就，一时不可尽述。他学问广博，可谓诸子百家无所不知，三教九流无所不晓。他自戏为“杂货铺”，实则是博学多闻，而且能打通各学科的界限，成为一名通学博儒。
    启功在学术上也从不迷信古人。
    
    启功从古人那时吸取了丰富的艺术营养，但对他所崇敬的先辈大家，他同样保持着自己可贵的品格：不泥古，不迷信。他善于与前人“求异”，从先辈大师的经验中发现可以改进创新之处。比如，宋元书法家赵孟頫说：“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功。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启功通过几十年的实践得出的结论却不同。他认为：“从书法艺术上讲，用笔与结字是辩证的关系。但从学习书法的深浅阶段讲，则应是以结字为上。”他经过多年的探索，发现练字的九宫格、米字格并不准确，因为字的重心聚处并不是在格的中心点，而是在距离中心不远的四角处。根据这些体会，他大胆地修正了赵孟頫“书法以用笔为上”的理论，提出“用笔何如结字难，纵横聚散最相关”的结论。
    徐芳：提到启功，人们常常会想到两个人，一个是他的恩师陈垣，一个是他的夫人。启功对他们的感情令人感动。而在糟糠之妻子于1975年病逝不久，也就是他66岁时，他自撰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好像没有人像他那样，提前27年用打油诗给自己盖棺定论了。那样写，情动于衷，莫贵乎真！
    徐可：的确如此。陈垣先生和启功的夫人是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两个人，启功是一个重情重义的至人，他终生对他们怀有深厚的感情。
    陈垣校长作为启功成长途中一贯的赏识者和坚定的提携者，在启功的人生中占据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启功在《“上大学”》一文中特别强调：“恩师陈垣这个‘恩’字，不是普通恩惠之‘恩’，而是再造我的思想、知识的恩谊之恩！”终其一生，启功都牢记并感激陈校长的再造之恩。陈垣逝世时，他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一字一泪地撰写了一副情真意切的挽联：“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师生同父子；刊习作二三册，痛馀文字答陶甄。”在北师大举行纪念陈垣诞辰百年大会时，启功跪在地上书写了大会会标。他流着眼泪写下《夫子循循然善教人》一文，回忆陈垣先生对他的耳提面命。为感谢陈垣先生对自己的培养并作永久纪念，他义卖书画作品筹集资金，以陈垣的书斋名命名设立“励耘奖学助学基金”，用于资助和奖励贫困学生。
    启功对夫人章宝琛的感情更是令人泪下。章宝琛长启功两岁，23岁与启功成婚。启功的婚姻是母亲包办的，是“谨遵母命”的产物。他们结婚之前并不认识，当然更谈不上什么感情。妻子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勤劳、善良、贤慧、乐于容忍，几乎具有中国妇女一切传统美德。自从她进门之后，家里的一切大事小情都无需启功操心，他只需集中精力做他的学问。当生活拮据的时候，她把珍藏的首饰拿出去典卖，换点钱以供家用。她知道启功醉心学业，生活再紧，也要留出一部分钱给启功买书用。在安葬了母亲之后，启功悲伤中想到妻子日夜侍奉老人的辛劳，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激之情，双膝跪地给妻子磕了一个头。可以说，他们是“先结婚，后恋爱”，他们的感情是在婚后产生、发展起来的。
    真正的夫妻，贵在任何厄境中都能携手同行，不离不弃。1957年启功被划成“右派分子”，妻子心疼而坚定地劝他：“那么苦的日子我们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能难倒我们？”“谁批你，骂你，你都不要怕，陈校长知道你是个好人，我也知道你是个好人。”“文革”中，红卫兵抄家，细心的妻子偷偷地把启功平素珍爱的书画和文稿用油纸包了一层又一层，深深地埋在后院墙角的深处。直到1975年一病不起的时候，才把藏书画、文稿的地方告诉了启功。
    自从妻子病重起，悲伤欲绝的启功就开始将她的身影言行织进诗篇之中，他为妻子写的《痛心篇二十首》，字字啼血，句句情深：“相依四十年，半贫半多病。虽然两个人，只有一条命。我饭美且精，你衣缝又补。我剩钱买书，你甘心吃苦。今日你先走死，此事坏亦好。免得我死时，把我急坏了。枯骨八宝山，孤魂小乘巷。你且待两年，咱们一处葬。”“梦里分明笑语长，醒来号痛卧空床。鳏鱼岂爱常开眼，为怕深宵出睡乡。”如今，当我重读这些诗篇，我仍是泪如雨下，不能自已。
    妻子的去世给启功留下了年复一年揪心的痛，每年清明节，他都坚持去墓地“带”妻子回家。他对身边的亲属说：“要是我走了，就把我与宝琛合葬在一起。我们来生还要做夫妻。”丧妻之后的启功形单影只，做媒的人四面八方涌上门来。但启功一心怀念着患难与共的老妻，坚决不同意续弦。为明心志，他还把双人床换成了单人床。同时，他还怀念着他的母亲、姑姑，以及其他亲人。他很看重友情，对朋友们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1993年的一天，我去启功家里，见他的脸色很不好。他说，昨天一夜未眠，想念他的母亲、姑姑、老伴，写下一首《中宵不寐，倾箧数钱，凄然有作》：“钞币倾来片片真。未亡人用不须焚。一家数米担忧惯，此日摊钱却厌频。酒酽花浓行已老，天高地厚报无门。吟成七字谁相和，付与寒空雁一群。”他说，“我夜里睡不着觉，老是想起我最亲爱的人，我的母亲、姑姑、老伴，她们在世的时候，我没有钱让她们过好日子。现在她们都死了，只留下我一个人，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言语间不胜悲戚。启功先生给人的印象，是乐观开朗，幽默风趣，其实他的内心有大悲哀大痛苦。
    徐芳：启功先生曾论及现行的几种古代文学史教材有一定的局限，因此虽不可不读，也不可“太”读。他本人曾受到了传统通达教育的影响，在诗书画创作、文物鉴定、文学训诂、唐诗研究等方面殚精竭虑，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可说是当代的集大成者。在碑帖之学上，他开拓了新的研究方法，尝作诗论曰：“买椟还珠事不同，拓碑多半为书工。滔滔骈散终何用，几见藏家诵一通。”您能否介绍他在文化传承与建设上的“突出贡献”？
    徐可：启功是一位杂家、博家、通家、大家。他没有接受过科班教育，这是他的一个遗憾，但也许正是这个“遗憾”成就了他。他说过，他的学问是“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抓来的。他自嘲是“猪跑学”，意即“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有感于此，他反对割断传统的做法，对现行的教育方法也颇有微词。他写过一首《如梦令·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前身）八十周年纪念》：“历史不能割断。今古年经亿万。文化五千春，处处繁荣灿烂。多看，多看，民族光辉无限。”
    启功认为，我们的教育长期以来有一个问题，就是人为分段，画地为牢。一个学科只能教一个学科的东西，一段只能教一段的东西。比如，中国古代文学就分成先秦、汉魏、唐宋、元明清四段，四段中又按朝代分为若干个小部分，学生只能选择其中的一段去学习，老师只能讲自己的那一段，讲唐诗的就不能讲宋诗，讲宋词的就不能讲清词，否则就越界。实际上宋诗和唐诗之间是有着继承关系的，不能割裂开来。并不是宋朝一建立，唐朝的诗人们就跟着都殉国了。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知道的就是他学的那一点点东西，也就培养不出通才。这里实际上也有一个尊重传统的问题。
    前面说过，启功在《红楼梦》研究上颇有成就。实际上他对《红楼梦》是有自己独特见解的。比如，大家都说“宝黛爱情”是一个伟大的悲剧，说贾母是阻挠定黛自由恋爱的罪魁祸首，启功就不以为然。他认为，第一，在宝玉婚姻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宝玉的父母亲，即贾政和王夫人。贾母虽然在家里有绝对权威，但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要尊重儿媳妇的意见的。第二，宝玉之所以不能跟黛玉结婚，其实是一个简单的常识问题：从前习惯“中表不婚”，尤其是姑姑、舅舅的子女不婚。如果姑姑的女儿嫁给舅舅的儿子，这叫做“骨肉还家”，更是犯了大忌。黛玉是姑姑的女儿，宝玉是舅舅的儿子，如果黛玉嫁给宝玉就是“骨肉还家”。我们的古人还是很科学的，虽然可以表兄妹通婚，但绝不能“骨肉还家”，那样生出的孩子会有缺陷。这是连农村老太太都知道的常识。所以他主张，对《红楼梦》研究不要神化，要用一颗平常心对待它。他对当时一些现象也有自己的看法，比如对所谓的曹雪芹故居，他就持怀疑态度，说“打死我也不相信”。
    启功对碑帖有精深的研究，是碑帖学的开拓者之一。他认为，碑帖是很重要的古代文献，其中内容非常丰富。碑文上记有古代的很多事，贴上有古人的书信往来，这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了很好的资料。另外，碑帖本身也是很好的书法作品，可以供我们欣赏学习。所以，研究碑帖，主要目的有二：一是研究其中的历史资料，以碑刻文辞证史补事，或校读文辞。二是鉴赏、研究其书法艺术。这二者都很重要。可是很多人往往只注重后者而忽略前者，只注重形式而忽视内容，等于是“买椟还珠”，所以他写了前面那首诗对这种现象提出委婉批评。
    启功认为，研究碑帖，是学习书法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一定要防止机械地模仿。他还写过一句诗：“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这是他几十年学碑的心得体会。一定要透过碑刻的表面现象看出原迹的面目。我们都知道碑帖要经过书丹（或摹刻上石）、镌刻、传拓等多道工序，加之年代久远，风化剥蚀，距离原作面目越来越远。学习碑刻书法，要明白刀和毫是两种不同的工具，用刀雕刻的效果和用毛笔所写的效果当然不同。勉强用毛笔去模仿刀刃的效果，那能好得了吗？所以他另有一诗：“少谈汉魏怕徒劳，简牍摩挲未几遭。岂独甘卑爱唐宋，半生师笔不师刀。”这也是他多年研究碑帖的经验之谈。
    徐芳：人们提到启功先生，除了他在学术研究、书画创作、文物鉴定方面的巨大成就外，总要讲到他的为人，他的高尚人格为人称颂。
    徐可：有人说：“世无完人，启功例外。”这话当然有点夸张了，不过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启功先生人格的伟大，以及人们对他的无限崇敬和爱戴。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仁、义、礼、智、信，他几乎无不具备。凡是有机会跟他接触的人，无不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事实上，我跟启功先生交往十几年，我最为尊崇的就是他的品格，他对我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也是他的品格。
    启功达观开朗，胸襟旷达，淡泊名利。他66岁就给自己写好了墓志铭，表示“六十六，非不寿。……身与名，一齐臭。”他从不把书法当成牟利的工具，不管三教九流，几乎有求必应。他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后，有人向他祝贺：“这可是部级呢。”他一笑了之：“不急不急，我真不急。”他曾经为我写过一幅对联：“能与诸贤齐品目，不将世故系情怀。”这正是夫子自道。
    启功为人谦和，但是外柔内刚，在原则问题上从不退让。1993年，因为有人假冒他的名义进行所谓的古字画鉴定，他郑重请我代发声明，愤然表示不再为任何个人鉴定字画。有一次，有人自称是某首长秘书，命他写字，被他断然拒绝。“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正是他性格和为人的真实写照。
    启功心地善良，知恩图报，关心社会。他慷慨捐出创作所得，以恩师陈垣书斋名设立励耘助学奖学基金。他经常参加赈灾捐献活动，热心慈善事业。他特别重情重义，对母亲、夫人、老师、朋友莫不如此。先生对人彬彬有礼，特别讲究礼节，用北京话讲就是“讲老礼儿”，对我这样的晚辈说话都是称“您”，为朋友题签落款都是“启功敬题”，每次必送我到门外。
    关于启功先生，那真是说不尽、道不完。虽然他走了，但是他一直也永远活在我们这些后人的心里。
    
    【嘉宾介绍】徐可，江苏如皋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编辑，启功研究会理事，《文艺报》副总编辑。致力于启功研究，著有《三读启功》《文衡史鉴总菁华》《启功先生的文化品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