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面对自己的过去都有各自不同的态度，特别是面对历史的创伤时，无论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无论是参与者还是旁观者，随着时间的流逝，其表现的差异性会显得更为明显。有的人选择担当，有的人选择推诿；有的人选择面对，有的人选择逃避；有的人选择反思，有的人选择失忆；有的人选择遮蔽，有的人选择救赎……但无论何种选择，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虽然不堪回首的一页渐渐远去，但作为这个历史创伤的制造者或参与者，如何面对那段锥心的历史，是拷问我们每个人的灵魂之问。
    王华的小说《陈泊水的救赎之路》（《民族文学》2017年第1期）中的主人公陈泊水，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文革”期间，带有几分盲目也带有几分卫道色彩的陈泊水参加了“红星战斗队”，沉浸在人性恶的放大与扭曲之中。他惨无人道的行径不仅使黄秀容的母亲成为这场悲剧的牺牲品，也使年仅12岁的黄秀容成为这场灾难的受害者。无情与残暴就是陈泊水荒诞时代的精神印痕。然而，当陈泊水迈向老年时，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却缠绕着他：他必须还清他在人间的孽债才能离开这个世界，否则将会遭到报应——挨锯刑和油锅刑。流传在花河一带的这一迷信说法和黄秀容被他蹂躏的一幕让他寝食难安。于是，他决定用经济补偿的方式完成自我救赎以消除来世的报应。他开始存钱。终于，在15年后——他72岁时，他把他存了15年的那个存折交给了受害人黄秀容，算是偿还他曾经犯下的孽债。这一切看起来似乎很正常，也很如愿，但令人们没有想到的是：首先，受害人黄秀容根本不认账；其次，陈泊水的儿子、孙子也不赞成这一偿还方式；再次，“红星战斗队”几位在世者也不认同这一赎罪形式；最后，也是最为要命的是，陈泊水此时已患老年痴呆症，在法律意义上是无行为能力人，他所说的和他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法律效力。于是，一场救赎与被救赎的行动就在受害者、亲历者、旁观者以及加害者（现在的无行为能力人）之间看似有效实则无效地展开。
    黄秀容要救赎自我——撇清利害关系以维系自己的声名；家人要救赎陈泊水——承认陈泊水的无行为能力人的身份以讨回财产；“战斗队员”要救赎自我——分清责任关系以安妥自己的灵魂；陈泊水要救赎自我——确定自己的犯罪嫌疑人身份并得到惩罚以偿还欠下的孽债，享得来世的平安。但现实的尴尬就在于：由于加害人为无行为能力人，因此，他想证明自己有罪的行为就没有法律效力；而受害方对自身身份的推翻也无需提供任何证据，这也就注定了陈泊水的这场“救赎”之战自一开始就完全处于劣势，处于永远无法取胜的地位。也就是说，既不能自救，也不能自赎。于是，一场灵魂的拷问演变为一场无望的救赎，一种永远的期待。
    我想，作者在这里表达的是，面对历史的创伤，我们如何救赎我们曾经遭受凌辱的心灵？我们如何面对难以琢磨的复杂的人性？我们又如何正视自身所面临的困境？而无论我们以怎样的身份回望，面对历史，我们都必须认真反思，真诚忏悔，追问因果，而不是推脱原委，逃避责任，掩盖遮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抚慰那些受伤的心灵，鞭挞那些卑鄙的灵魂，以忏悔之心救赎心灵深处永久的愧疚与隐痛。这是人性向善的试金石，也是中华民族面向未来的灵魂之问。
    不止是对历史的反思，更重要的是，小说写出了作为社会一分子的个体，在历史大潮的裹挟下的悲剧命运。更多的时候，善与恶，只在个人的一念之间。当我们回望历史时，不能把一切过恶简单地算在“历史”的账上。这也正是小说现实的警示意义之所在。
    刊于《民族文学》2017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