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乔小乔》是80后作家张悦然发在《收获》上的最新中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家庭、两代人的悲剧。
    故事起源于那个众所周知的年代，基本国策被轰轰烈烈地执行，上了节育环的母亲意外怀孕，又因风湿性心脏病医院都不敢为她终止妊娠，一直拖到孕中七月才被强制引产，可这个婴儿却意外地活了下来，被外婆带大。因为超生，在中学当老师的父亲被开除，他拒不接受这样的处罚，申辩呼号，愤怒消沉，无暇顾及病弱的妻子，年幼的孩子，一家四口在抱怨、争吵、冷漠中度过了难以言说的漫长岁月。成年后的大乔未婚先孕却因为父母的缘故得不到男友家庭的承认，身怀六甲还在为父母的意愿四处奔走；妹妹小乔从未得到父母的认可，在办身份证时她更改了自己的姓氏，从乔妍变成了许妍，考上北京的大学并留在当地一家电视台做主持人，她暗下决心再也不回老家。大乔到北京联系电视台做专访，并希望找到最好的律师帮忙打官司。许妍的男友就是律师，为了守住自己来之不易的幸福，她隐瞒了自己的身世，称大乔是表姐，并禁止大乔向男友说出实情，因为，她还隐瞒了一个更为可怕的事实——出生时的经历，使她早已丧失了生育能力。大乔在北京求告无望，返回家乡后不久生产，严重抑郁的大乔在孩子满月后自杀，给许妍留下了难以承受的自责与追悔。
    大乔小乔，本是历史上两位有名的美女，她们被写进历史的方式，虽与张悦然笔下的《大乔小乔》天地悬殊，大相径庭，可她们的结局似乎也是悲剧性的。战乱的三国时代，她们是作为战利品被胜利者收入囊中的，而她们赖以生存的夫君，孙策与周瑜皆英年早逝。
    也许历史是酷爱悲剧的。人的适应性，使他可以在跌宕起伏绵延不绝的悲剧中，保留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而文学的适应性，使我们有机会重新认识历史的悲剧。这让我想起余华的《活着》，徐福贵的一生都在经历丧失的悲剧——家产、父母、儿女、妻子、外孙……他几乎失去了在人世间一切与他相亲的事物，可他依然活着。余华在自序中曾说，活着是为了活着本身。他说他写出了高尚的作品。福贵的坚韧可谓是一个民族可贵精神的缩影，那的确是值得歌颂的。可我们每个人都清楚，仅仅是活着太无奈了，仅仅有活着本身是不够的。
    虽然都是写那个时代的故事，张悦然的《大乔小乔》却不像莫言的《蛙》，后者是用一种近乎魔幻的手法，大开大合地再现了那个特殊的时代，张悦然的这个中篇更像是一面文学的显微镜，它聚焦于一个意外存活的个体，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个体生命的命运转折，对个人的悲剧进行着价值重估。
    事实上，在整篇小说中，最使我感兴趣的不是大乔小乔，而是她们的父亲乔建斌。许妍的意外存活，失去教职的他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他的一生都葬送于这个意外，可以说，在这个事件中，他是最缺乏适应性的个体，他一直在为自己申辩，因为他没有任何过错——节育失效不是他的错；引产术后诞下的本应是个死婴却哭声响亮地活着，也不是他的错。无力对抗命运的他，酗酒，暴戾，将满心的怨气撒在妻女身上，对偶然见面的许妍从来视若无睹，冷眼相加；他身边的亲人不过是苟活，连快乐都不敢释放，因为那样对不起痛苦的父亲。这种适应性缺乏，才是导致他的家庭以及一双貌美如花的女儿悲剧命运的直接祸手。
    事实上，乔建斌至少还有另外两种选择，一种是像《活着》中的徐福贵那样，坚韧地背负自己的命运，即便无奈，却仍能活出生命的质感，我相信这是绝大多数经历那个时代的人的选择；一种是勇敢担当，爱自己的亲人，同时维权，与命运抗争。可他选择了最坏的一种！他沉溺于自己的失败情绪，陷入无意识的自我催眠，并将整个家庭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所以，与其说《大乔小乔》在写历史的悲剧，我更愿意相信，它写的是自我催眠的受难者的个人困境——即便是在那样的年代，我们也很难理解乔家父母的冷漠，他们不承认小乔的存在，大概是因为唯如此他们的申辩才具有了合理性；直至大乔的死亡再一次成为被他们利用的材料，我不禁要想，是什么造就了这样的怪物，又是什么样的力量将他们从人性的地狱之中释放出来。小说中有一个细节让我久久难以忘怀，大乔死后，许妍犹疑多日终于回到家中，她的母亲一边为失去大女儿悲哭，一边却无时无刻不牵挂着网上人对她家庭遭际的关注，却忽视了尚在襁褓中嗷嗷待哺的新生婴儿——“家里的灯坏了，没有人修。冰箱里臭烘烘的，还放着乔琳买的蛋糕和酸奶。桌上的婴儿奶粉敞着盖子，已经结成了疙瘩。一到天黑，蟑螂就变得猖狂，在桌子上到处爬。”这个细节绝非闲来之笔，它正是大乔小乔被忽视的童年情景的再现：一对不知爱为何物的父母，两个缺乏生命自觉、自我催眠的受难者，才是大乔小乔悲剧命运的始作俑者，历史大环境的逼迫，不过是让他们显出个人缺陷的一面魔镜。写到这里我想起一部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被抓进纳粹集中营的犹太父子，父亲为了保护儿子免受战争残酷的伤害，谎称他们在玩一个捉迷藏游戏，他用深沉的爱与智慧，守护了儿子幼小的心灵。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张悦然绝无要把个人的困境看得比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困境更为重要的企图，她撕开的是一个社会单元的内幕。可我们也无法自动将已经发生的苦难清零，将身负悲怆的个人交给时间或上苍的悲悯。陈晓明教授曾说，文学是弱者的伟业。张悦然笔下的乔建斌夫妇可谓是那个时代中的最弱者，他们的弱，不是别的，而是精神乃至人格上的缺陷。文学对这一类人的发现与关切，正是对人的全体的最为深切的关怀——没有完美甚至没有完整的个人，不同的镜子，将照出不同的人的不同的缺陷，一个好的制度、好的政策、好的社会，就是要避免将人从他的精神空白之地连根拔起。
    相反，小说中最令人唏嘘的人物不是被禁止出生的许妍，而是她的姐姐乔琳，这个最应该活得理所当然理直气壮的女儿，却成了父母缺陷造成的生活空洞的最为无辜的填充物——没有得到过父母之爱的许妍，却得到姐姐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她为父母、为妹妹献出了一切，初恋、男友、婚姻、生命乃至孩子。对苦难的救赎，不是以许妍收养姐姐的孩子完成的，而是用姐姐的彻底牺牲换来的。并且，这种救赎也是有限的，它或许可以将许妍从难以释怀的苦厄与怨毒中拯救出来，却依然无法改变即使得到补偿也仍不满足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