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洁茹的文章，我不知道该称呼它们为散文还是小说。前面出版的《岛上蔷薇》以及这部刚出来的《我当我是去流浪》，似乎都可以另外挂名为长散文和短小说。《岛上蔷薇》的故事，作为作者的“她”和作为叙事者的“她”有多大程度的重合度不要紧，仅仅那叙述的腔调就能让人进入一种阅读女性心灵记录的幻象中，这是读散文才有的感觉。而《我当我是去流浪》那些说人和说事的小文章，拎出来都生动活泼、颇可回味，集合了短小说的丰趣和寓意。
    文体的模糊化，或许在一些人看来是外行的表现，但这也是超文体的表达。我们虽然应该重视文体感，但是文体进入了一套话语体系，就僵化了。所以看很多散文和小说，感觉它们太像散文、太像小说，尤其散文，太像散文反而就失去了散文的魅力。散文本来就是没有定法的文体，写成了“定法”，那这叙述就不再自由，失去了散文写作最核心的写作精神。而小说，如今普遍都在追求“完美”，讲究结构精巧、语言精致，对精神性的、逾越限度的东西，那些可以有的闲笔和应该溢出结构和语言世界的性格、思想，往往不重视，而小说真正重要的其实并非语言和结构，而是看有多少东西可以不断溢出。
    具体到周洁茹的作品，她以前的小说，如《中国娃娃》虚构成分高，而十几年后，她重新展开文学写作，那些新出现的故事，必定会带着她过去多年满世界“流浪”的个人经验。也因此，她今天的叙事也更为实在。而她描写人、物、事的笔法还是那样充满个性。实在的经验感受与个性化的语言，造就的是语言的鲜活。
    鲜活，这一词汇在当前文艺美学的话语中，是被歧视的。在这个现代、后现代各式理论概念满天飞的语境里，鲜活让人感觉肤浅、随意、简单。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一切不理论、看似不深刻的文字也嗤之以鼻，可是后来发现，那些读来晦涩、颇感复杂深邃的玩意，又能为本就晦涩复杂的理论思想提供什么？无非是换一种口味的咀嚼，玩来玩去还是那些东西。那么，回过头来再看看那些经典，它们所展现的深刻，绝非先有概念先有想法，而是有生活故事、有一些模糊的不清晰的生命感受。在叙述这些故事、感受时，很多无法确证的思想概念才得以全面表达。成为经典，也是因为不同时代的人们在阅读这些故事、体验那些生命感觉时，能触摸到无限丰富的内在性和外在性。文学最宝贵的东西确实是思想、精神，但这是对于读者对于评论者而言需要重视的东西。对于作家而言，文学创作时最宝贵的不是先有多少思想，而是他们有多少真正的生命感觉。或者说，作家创作所需要的思想与读者、评论者所感觉到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
    并不是所有的生命感觉都值得书写，这里面包含着复杂的选择和书写能力。选择能力也即作家洞察到了什么，是只发现自我世界的不满和欲望，还是洞察到了时代情绪、历史精神，对于这些感知，用了什么方式表达，表达得如何，这些才是作家需要的能力。在这些方面，周洁茹的这些作品很可谈论。《我当我是去流浪》里收录的散文，多的是个体在路上的生命感受。她的文字，有很多写人记事的，入口虽小，却往往看到一种普遍性的人文特征。
    为什么周洁茹愿意并能够捕捉到这些情绪特征？很多人写作，取的题材太大反而遮蔽了最基本的情绪感受，有的作品追求小视角却走入了偏和怪，特殊性成为绝对的奇葩性，阅读时也就失去了文学作品必要的共鸣感。我想，捕捉到这些真正有价值的时代情绪，也许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能力，只需要保持“真”。真诚地生活，真诚地感受，真诚地书写。这种“真”不是说不虚构不想象，而是写作态度上的“真”。
    如今的一些写作，几乎处于“失真”状态。要么过于观念化——这种写作看似高高在上，本质上也是一种面具写作；要么过于日常、细碎，庸常的生活呈现，看似原生态，其实也在遮蔽着生活在其中的人；或者过于感官化——个体经验被商业、网络时代的资本操纵，选择怎样的语言和想象，都是出于资本的需要……这些“失真”，导致的是鲜活感的丧失，没有鲜活感，形象不再生动，作品也就不再感人，文学书写时代精神状况的能力也就值得怀疑了，读者也不能再相信作品本身。这种情况下，阅读周洁茹的新作，那些句句都带着性格和篇篇都饱含实感的文字，也就显得别具意味。
    （作者系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