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拿到《青鸟故事集》的时候，恰好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学期末，总结，会议，见朋友，说很多话。而且，很多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不知道又有谁在听。因此，在一个忙里偷闲的下午，我盘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口气读完《青鸟故事集》中的《枕草子、穷波斯，还有珍珠》和《沉水、龙涎香与玫瑰》等几篇的时候，我流泪了——听起来这有些矫情，如果说给李敬泽听，他也许并不相信，其实我自己也不是那么相信。但是在那个下午，那个关键性的时刻——我刚刚参加完一场关于雾霾时代的诗歌对话——在黄昏、音乐和空旷居室的中央，我仿佛看到了巨大时空如鲲鹏展翅。我对这鲲鹏并非不感兴趣，但我更感兴趣的是，那观看鲲鹏的人是多么的惊讶，多么的好奇，然后，又是多么的卑微。我从这文字的镜像之中，看到了很多人——我在为他们流泪，也是为自己。
    书中写到的第一个人是清少纳言，这位日本平安时代的三大才女之一，她写“不相配的东西”、“高雅的东西”和“可供怀恋的过去的事。”穷人家里下了雪，老太婆吃酸杨梅，那是不相配的。梅花上积满了雪，长得好看的孩子吃草莓，这是高雅的。相好人的信札，去年用过的蝙蝠扇，是很可怀恋的。
    由清少纳言又引出了李商隐提到过的“穷波斯”。在遥远的唐朝，孤旅的人会遇到一位穷困潦倒的波斯——此谓“穷波斯”。但“穷波斯”如果仅仅是穷，就无趣了。关键在于，在故事的峰回路转之处，这些“穷波斯”往往会掏出一颗硕大的珠子——或是从破席底下，或是从破旧的夹袄中，更惊悚的是，从身体的某一部分，比如大腿根处。那枚珍珠，于是成就了一段传奇和神话。
    还有两个雷利亚，一个是在北京的酒吧里，让李敬泽和朋友老熊心猿意马的时尚女郎；而另一个，是生活在16世纪明代中国一个小地方（江苏邳县）的一位异族女子。据说，她的父亲，是传说中已经被处死的葡萄牙使节托梅·皮雷斯。这两位雷利亚，哪一个更真实？
    还有鼎鼎大名的利玛窦，这位1583年进入中国，并最终老死于此的耶稣会传教士，几乎是在中国最早有令名相传的“外国人”。在漫长的历史流变中，利玛窦简直就变成了一个中国人，但是，有谁知道，这位传教士在大明王朝的“误解”之中度过了多么孤寂的一生？在皇帝的心中，他长得不过像一名中国的回回，而他最大的能力，也不过是善于修缮他自己进贡的巨大的自鸣钟？他唯独没有被认为是一名传播福音的上帝的子民。
    还有马尔罗。在中国的语境中并不为人知道的马尔罗。根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他曾游走于柬埔寨、安南、印度支那，他同时也是一名坦克手和飞行师，并在几次重要的战争中为了正义而战。诡异的是，他还曾担任中国国民党印度支那和广州的委员。当然，他更是一位重要的作家，出版过重要的作品并屡获大奖……但是——但是——最后我们发现，他所谓的去过柬埔寨可能是他的一个午夜之梦，而他也压根就不会开飞机和坦克，更没有参与甚至是见证过中国的大革命——他“主要是会吹”，或者用稍微文雅一点的话，他主要是一个小说家，因为他善于虚构历史和命运，并将这种虚构变成了历史的一部分。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如大梦初醒，猛然意识到知识、历史、价值等等这些后面的巨大的黑洞——时间的黑洞和人性的黑洞……
    当然还有更多的人，更多的故事和更多的细节，我上文所述，不过其中万一。这简直就是一本书的万花筒，李敬泽像一个招魂者，将那些过往的点点都召唤于当下，让他们在一本书里跳舞和生活。这本书关乎博物、知识、考辩、对话、误读和他者的眼光，但这本书更关乎人心、世情、心有千千结与巨大的慈悲和巨大的怜悯。他是少年敬泽——虽然已到中年，但却对世界永远保留着少年的真诚和赤烈——的一场奇幻之旅。在这场无边的旅行中，我们将看到：
    人与物。
    以及与物结同心。
    以及大地和海洋是多么无言地承载这一切。
    二、
    一个重要的问题必须提出来。这些事物来自何处？或者说这本书来自何处？李敬泽在书的后记中说：1994年，在长江三峡的游轮上，我第一次读布罗代尔，读他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在那时，布罗代尔把我带向15世纪——‘现代’的源头……我们看到五百年前的人们在艰难行进，我们注视着每一个细节：他们身上衣裳的质地，他们的车轮和船桨，他们行囊中银币的重量，他们签下契约时所用的纸和笔……”
    但显然，这本书并非来自布罗代尔，布罗代尔不过是提供了一种灵光一闪的念头，或者说，在布罗代尔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描述中，有一个灵感式的缺口，这个缺口洞开了另外一个原创的心灵。他现在需要调动他的天赋和积累，在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脉络上——布罗代尔是伟大的年鉴派史学家，但其最擅长的领域是地中海史——而我们的作家李敬泽，并非是一个史学家，但对于中国15世纪以来的历史，却有着比史学家更精微的透视。
    于是我们会发现，这本书首先来自于另外的一些书，这些书包括但远不止于以下这些：《枕草子》、《杂篡》、《太平广记》、《开元天宝遗事》、《太平御览》、《登罗山疏》、《博物志》、《影梅庵忆语》、《中国基督徒史》、《早期澳门史》、《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中华大帝国史》、《异物志》、《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已经不能再列举下去了，因为在书中还有书，在书的背后还有书，这简直就是一个没有尽头的书的幻影。它几乎就完成了本雅明一个没有实现的现代宏愿：用引文写就一本大书。在这个意义上，李敬泽开创了一个无法简单命名的表达形式，他一方面是对中国最古老文体——我怀疑“文体”这一概念在此是否适用——类书——的现代激活，而另外一方面，他又在内部调整着类书的指向，将资料汇编式的类书传统改造为一种首尾关联、气息浑然一体的现代书写形式。对，似乎只能以一种新的书写形式来对之进行命名，不是散文，也不是小说，更不是诗歌，但又全部包括了这一切。在一种创造性的综合中，一种可以称之为“李敬泽体”的现代书写形式完成了其自身的曲面，并狡猾地回避着任何一种狭隘的指认。
    这并非随心所欲，也非那种表面上看起来的信手拈来，这关涉到这本书另外一个维度，那就是，不仅仅是索引或者引文，而是在对这些进行一种知识考古式的发掘、比较和重新创造。柴尔德在《历史的重建》中强调了一种物质主义的考古学，他说，任何一种对过去生活的重建都必须建立在严格的实物考古基础之上，因为离开了那些从废墟里发掘出来的文物，将无法重建（真实的）历史世界。在最基本的方法论上，李敬泽遵循着这个最朴素的原则——他当然永远都在进行一种改写——他从那些不同的文献记载中，细细考辨“物”的起源、命名和变形。由是我们知道，关于龙涎香的来源居然有“泉水说”、“露水说”、“粪便说”；我们也明白了，中国人是如此早地接触到了一瓶来自欧洲的香水，却一直没有搞清楚它的原材料是玫瑰还是蔷薇——实际上直到今天，我也没能完全区别这两样植物，这当然并不妨碍我在情人节时购买大束的玫瑰献给心爱之人。
    在对“物”的考辩和书写中，李敬泽触及到了历史的地基，那就是，“物”在某种意义上是第一位的，而精神，虽然在现代以来的形而上学谱系中经常跳脱出来占据思想的高位，但实际上，真实的历史或者说正常的历史，“物”无可辩驳地构成了第一内驱力。这或许会让我们想到马克思的经典论述，但谁又能否定呢？只不过在李敬泽这里，他对经济学或者考古学不过是虚晃一枪，然后就立即遁走了，他关心的，不仅仅是“物”——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强调李敬泽考古世家的学术背景并没有抓住重点。因为他们并没有发现这里有一种更高妙的形而上学：“物”指向的是心，而心，又在与“物”的互博中获得真实的存在感。
    现在也许可以回答开头的那个问题，这本书来自何处？它来自许多的书，它来自许多的物——但本质上，它来自“及物”或者说“格物”——也就是说，在一种准确、反复、系统的操练之中，心智和创造力被洞开了。汪晖将这种创造力爆发的时刻称之为“巧夺天工”的时刻。在《公理、时势和越界的知识》这篇文章中，他在分析了欧洲“会计学之父”帕西欧利对其好友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的评价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达o芬奇将神情专注而又满脸震惊的人物带入了圣餐的场景，像传统构图那样将人物排成一线显然不能成立了。在‘这幅永不安宁的杰作’（布克哈特语）中，中心人物是耶稣、圣徒和背叛者，他们被错落有致地安排在画面中，形成了一种被后来的评论者称之为‘波浪形’的光学图谱。达o芬奇为了追求作品的精确性，甚至在画面中心钻了一个小孔，这就是落在耶稣右太阳穴上的整幅壁画的没影点。专注、震惊的气氛是精确计算的产物。”
    我愿意再强调一遍，对于所有创造性的时刻来说，都并非灵光一闪，而是在对“物”与“心”的穷形尽相的观察和追慕中获得了最后的“巧夺天工”的塑形。
    这或许就是《青鸟故事集》的起源秘密。
    三、
    在开篇的《枕草子、穷波斯，还有珍珠》中，李敬泽说：“来自远方的波斯人也应该富，而不应该穷，这就是世界的秩序，是知识。当然世界与它的秩序、生活与关于生活的知识之间常有不相称，这就需要予以矫正，就要讲故事。”
    在另外一篇《布谢的银树》中他提到了一个更有戏剧性的细节：1999年的12月，李敬泽和一位来自美国旧金山的学者在北京的一家酒店见面，本来以为是一场愉快的交流。结果却变成了一场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争论，文化、价值观是普遍的还是相对的？李敬泽是这么总结这场争论的：“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普遍主义者，至少是有保留的普遍主义者，但是，当面对一个美国人，感受着普世价值观的烈焰灼烤，你就会本能地变成一个强硬的相对主义者：这个人甚至连北京的东南西北都还分不清，他却自以为有权向我们宣布应该怎样生活。说到底，‘你们怎能知道上帝应该向谁表示慈悲’？”
    这最后一句话，引自蒙古大汗贵由致英诺森四世教皇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强大的相对主义者对那个骄傲同时孱弱的普遍主义者进行了富有尊严的告诫。那是在公元1246年。
    但就在李敬泽奋笔疾书《青鸟故事集》的1990年代，情况却已然改观。冷战终结导致的资本主义胜利带来了一个看起来“普遍主义”全面铺开的时代，撒切尔夫人在1990年代初发表了著名的“你别无选择”的宣言，你别无选择的意思是，你只能选择资本主义和普世价值，因为已经不需要考虑一切其他的选项了，与此同时，福山提出了那个著名的同时又反历史的“历史终结论”——当然在2015年，福山已经承认自己的判断有失偏颇。
    在这样的语境下，来重读《青鸟故事集》中的一些篇章，如《布谢的银树》、《巨大的鸟和鱼》、《利玛窦之钟》、《近看鱼忙》、《雷利亚、雷利亚》，我们或许会读出其中的微言大义，曲折幽微。李敬泽虽然和那个自以为是的美国佬争论了一番，但很明显，他对这种直接的短兵相接并无更大的兴趣，他骄傲的内心也不允许他脸红脖子粗地去编一套牵强的说词。他选择了更悠远和更有力量的方式，回到历史和故事，他开始重构中西方交流的历史，并在这双重的镜像中重塑主体。
    他从两条路开始进发，一条从陆路出发，一端是中国的长安，一端是地中海各国，而中间，是广漠茫茫的大沙漠诸国。一条以海路为主，一端是中国的北京，一端是欧洲各国，其核心的中点，是著名的马六甲海峡。在这两条路上，行走着传教士，商人，外国的使节，翻译的舌头；也行走着穷波斯，盗匪和骗子，殖民者；当然行走着珍珠、龙涎香、沉木、蔷薇水、圣经、自鸣钟、丝绸、瓷器、火药和坚船利炮。——最重要的是，这其中行走着一种误解，一种无法解释，无法翻译，无法一一对应的表达和想象的权力。
    李敬泽几乎是用一种并置的方式将这一切呈现在我们眼前。他创造性的引入了一种既古老又现代的时间概念——注意，利玛窦的钟声处理的就是一种时间性，在利玛窦的钟声中，我们古老的皇帝似乎差点就被卷入了现代性——但是在李敬泽这里，时间变得更加微妙，他是非现代的，同步性的。这种基于“同步性”原理的时间，被荣格称之为一种源自于《易》的东方时间观，相对于强调逻辑和线性的现代西方时间观。在这种“同步性”里，时间的因果链被打乱了，被扭曲了，并因此在思想和观念的层面折回到了存在本身。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有一种双重的解构因此发生了：建立在这种线性时间观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本质上其实是西方中心主义镜像的“东方主义”都被解构了。
    这或许就是李敬泽《青鸟故事集》最重要的文化所指。在一个普遍性泛滥成灾的时代，他没有进行一种表面的抵抗，而是一转身，进入到历史和文化的内部，在其起源和根基之处对之完全进行拆解。他将那些装置的零件一件件拆散，然后将他们摆在一个玻璃大罩里，然后我们就看到了：东方是如何在葡萄牙商人眼里变成了乌托邦的“中国生意”，又是如何变成了罗马人眼中的“丝国”和“丝人”，又是如何在弥尔顿的《失乐园》里变成“从中国的北京和撒马尔汗，直到中国的北京。”
    一个和普遍主义不相配的中国从来就不曾存在过。相配和不相配，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这些都不过是伪命题，是在西方现代时间的观照下所建构出来的一种“文明的等级论”。不过这一时间观念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依然生活在这种时间的阴影之中，而忘记了我们的老祖宗（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那些从来视时间不过是内在生命张开方式的人——从来就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之内的人，他们用一种直接性的智慧，痛击在我们这一张张被所谓的现代文明喂得虚胖的脸上。
    1930年5月，荣格在慕尼黑举行的纪念卫礼贤大会上做了一次重要演讲，在演讲中他睿智地指出，“要体验活生生的东方智慧，我们需要一种正确的三维生活。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关于我们自己的欧洲智慧。我们道路的出发点是欧洲的现实。而不是瑜伽功法，后者只会掩盖我们的现实。我们必须在一种更广的意义上来继承卫礼贤的翻译工作，这样才能无愧为这位大师的学生。正如他已经将东方的精神财富转化为欧洲的含义，我们也应该把这种含义转化为生活。……把这种Sinn转化为生活，亦即实现‘道’，这正是学生的任务。”
    我想借用荣格的这段话来评价李敬泽的《青鸟故事集》，他没有执迷于西方中心主义所生发的那一套价值观和普遍主义，这么说并非说他就拒绝这一切，恰好相反，他高度尊重这种普遍性和价值观，不过，他牢牢地站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用一种中国的智慧来理解西方，而且真正地转化成为了生活——过去的生活和当下的生活，皇帝的生活和普通人的生活，最终是，最日常的中国生活。
    此谓之“道”！
    因此，误解也许并非是一件那么坏的事情，相反，它也许是最好的事情，因为误解，我们才拥有了混沌的生活，才有鲲鹏浮游，巨大的鸟飞过，巨大的鱼游过……并且永恒。这是生活的辩证法，它高于一切的辩证法。
    四、
    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
    西方主义和东方主义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
    这位有突厥血统的人回过头来。在八大处的门口，我见他抚摸一只无名的流浪猫，手与心，满是慈悲。
    那就从那些微言大义中转回凝视的目光，看看那些和我们一样的人与物吧：
    “而很多年后，清少纳言老了，她又回到了京都，贫病交浸，孑然一身。在下雪的日子，又有凉薄的月光照到庭前，她也许会忆起，多年前，在红烛高烧的夜里，她写过的《不相配》。”
    “姬每与余静坐香阁，细品名香。……露沃蔷薇，热磨琥珀。久蒸衾枕间，和以肌香，甜艳异常，梦魂俱适。”
    “那是由七块巨石拼成的四副浮雕，美极了，是一种沉睡的、无人窥看的美；直到有一天，停滞的时间重新流动，它被两双蓝色的眼睛看到，然后就被偷运出深山古刹，去向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
    巨人们继续行走在时空中，青鸟飞来又飞走了。在《澳洲动物寓言集》里，一只凤头麦鸟每天钻进巨鳄的嘴里，帮它啄食那些讨厌的蚊子，然后，飞出。这是他们的约定，而有一天，巨鳄没有控制住自己的贪婪，他撕毁誓言，没有再张开他的利齿，自此以后，鳄鱼和凤头麦鸟都异化了，变成了人类恶的一部分。但是东方的青鸟不是凤头麦鸟，他（她）钻进如鳄鱼一般的历史躯体里，他（她）激活甚至是激怒了历史，但是最终没有被历史吞噬，而是顺利地飞过了历史的深壑广渊，狰狞利齿，以一种轻盈潇洒的姿态。
    并非是东方的青鸟比西方的凤头麦鸟更聪明，他（她）不过谨记着道（Sinn）的智慧，那个智慧就是：
    “写在水上的才是字。
    印在水上的才是佛。
    而珍珠，不过是人世的浮华。”
    2017年1月11日凌晨于北京
    2017年1月12日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