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 著名作家，南京大学教授，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小说课》 毕飞宇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毕飞宇上小说课，似乎再合适不过，他的多部作品获鲁迅、茅盾文学奖，除了作家的身份，他还是南京大学文学院的教授；毕飞宇的小说课，也果然没让人失望，讲稿一经整理在网络发布，阅读量超千万。
    毕飞宇索性将这些年讲小说的教案改写成书，出版了一本独家的《小说课》，让人看到了一位作家的阅读感受与对文学深沉的爱。
    拿着望远镜阅读小说很可能什么都看不见
    读书周刊：这本书名为《小说课》，却有意识地避免了学院派的讲课方法，用轻松的方式讲小说，是您当初的设定吗？
    毕飞宇：不是避免，是我不会学院派的方式。别以为我在南京大学讲小说这件事特别高大上，说白了就是和学生一起讨论小说。在准备的过程中我是很认真的，但是，一到了教室，就开始聊天和讨论，气氛是轻松的。
    我在童年时代最想干的事是拆我妈妈的手表，就是想弄明白时间究竟是怎么运行的，这是种好奇心。读小说其实也是因好奇心的驱动。我们渴望了解别人的生活，不能去偷窥，读小说就成了一个合理的方式。有位外国作家说，看小说就像剥洋葱，剥到最后，一定是两手空空。我们的收获就是我们的泪水。我个人认为，我所熟悉的那些小说，可以把它看作佩戴，它有我的体温，反过来说，小说里面的矿物质也会沁入我的肌肤。我和小说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读书周刊：《小说课》中的小说涵盖古今中外，既有《聊斋志异》《水浒传》《红楼梦》，也有哈代、海明威、奈保尔乃至霍金等人的作品。您选书分析并收入《小说课》的标准是什么？
    毕飞宇：第一个标准就是作品的普及程度，大家都要比较熟悉。通常，我的重点在作家为什么要这样写，他的小说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的，我喜欢设想别人写作的状态，从这个状态出发，寻找小说内部的秘密。
    第二个标准是这部作品值不值得分析，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曾经给经典书下了这样的定义，他说所谓的经典就是经得起课堂分析的作品。我觉得这句话讲得非常好，我的小说课也证实了这句话，凡是我挑出来、在课堂上分析过的作品，老实说，它真的经得起分析，人家到达那个层面了。
    读书周刊：在书中，您表达的观点很有趣，您谈蒲松龄的《促织》时说：“蒲松龄在极其有限的1700个字里铸就了《红楼梦》一般的史诗品格。读《促织》，犹如看苍山绵延，犹如听波涛汹涌。”您还认为，《红楼梦》可以是逻辑的，可以是不逻辑的，甚至于，可以是反逻辑的。
    毕飞宇：小说的世界实在太丰富，就说体例，研究起来就很有意思，小说是有大小的，常识是，体量越大，作品越大。可是，许多体量很小的作品也有巨大的品相，蒲松龄的小说就有这个特点，因为是文言小说，所以体量不可能很大，但是，它波澜壮阔。
    再说写作的方式，那就没边了，你可以依靠经验，也可以依靠想象；可以依靠逻辑，也可以不依靠逻辑。《红楼梦》 当然也依靠逻辑，但是，你如果能看到小说内部的反逻辑，你就会有新的发现。这个道理很简单，生活就是这样的，有时候符合逻辑，有时候不符合逻辑。
    把临时决定权留给自己会给我带来巨大的写作快感
    读书周刊：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时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的罗常培就曾经说过：“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很多人因此以为，写作是某种后天无法习得的天赋，有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玄妙之味。您一直在文学院授课，是否也认为写作真的能教？
    毕飞宇：我就是中文系毕业的，也因此当上了作家。苏童、格非、刘震云也是读中文系的作家。可是，如果我是中文系主任，我也会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样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中文系有一个特点，阅读量非常大，其实很多时候我是跟不上课程进度的，我那时候也就是浏览。阅读需要大量的时间，写作更需要大量的时间，是读还是写？这是个问题。放在现在，我会建议年轻人多读书，写作可以放到以后再说。
    在我看来，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多读，它决定了你能写多久。我还算幸运，读大学的时候正赶上诗歌热，我那时候在写诗，它占用的时间相对比较少，即便如此，我的读书量还是太少了，天地良心，你说四年能读几本书？我现在是整个南京大学读书最少的教师，没有之一，这是真的，不是自黑。当然，你可以安慰自己，说自己不是学者，可是作家读书少也不光彩。
    读书周刊：前段时间，网上流传着一个段子：当鲁迅写出“晚安！”，多数人会觉得这是礼貌性问候，可是语文老师不这么认为：“晚安的‘晚’点明时间，令人联想到天色已暗，象征着当时社会的黑暗……”如此分析让不少网友想起中学时的语文阅读理解题，有些文字被过分解读了。您担不担心《小说课》中也存在过分解读？
    毕飞宇：过度解读不只是阅读问题，也是生活问题。我时常遇到这样的窘境，你在某个场合说了什么，被人一转述，一解释，复杂了，这就是过度解读。我认为过度解读是可以避免的，只要你从反面去论证就可以，反过来说不通，那就是解读过度。可我认为过度解读也是允许的，有时候，甚至是必须的，这就是文学。在有的语境下，我们就需要“借别人的嘴”来说话，许多时候，借鲁迅的嘴来说就比较合适，这就是鲁迅的特殊性。鲁迅的嘴经常被人租出去，他确实是被过度解读的，这是先生的不幸，更是先生的伟大。
    作家写作有时候会分析逻辑，但更多靠直觉，所以为了讲述，是需要把文章条分缕析的。
    读书周刊：您写小说，会先分析逻辑层次、列大纲吗？
    毕飞宇：不会。第一，我是60后作家，和50后作家相比，60后作家有一个特点，有去故事化的倾向，尤其是先锋作家，不仅仅去故事化，有时候甚至是去人物化。我们不是以故事见长的作家，所以基本上都不太会设定故事脉络。
    第二，我知道写作要满足读者，但写作也要满足作家自己。如果我把大纲写出来，放在那，每天按部就班地完成那个计划，我的工作还有什么乐趣？写作会变得非常痛苦。我是这样工作的，每天把电脑打开，第一件事是把昨天写的东西看一遍，然后决定今天我往哪走，大多是临时做决定的。但临时做决定是双刃剑，有可能走差了，走差也没问题，我写了一个星期发现走差了，那就删了，重写。但是，走对了是常态，这就让人喜悦。这种喜悦比吃饭、喝酒、在足球场上踢进一个球强烈得多。
    审美标准建起之后获益的一定是整个人
    读书周刊：在《小说课》中，频繁出现的词是“美学”或“审美”，美学对一本小说来说，意味着什么？
    毕飞宇：写作不是盲目的，一定有它的指向，这个指向无非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理性诉求，另一个就是美学标准。
    问题是，美学标准是什么？一个人一个样。没有一个母亲能把自己有关美学的标准“生”给自己的子女，这个标准必须靠自己去建立，怎么建立？只能通过阅读，从读诗开始，再到小说、再到哲学，读多了，你就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这就是美学标准。你西装革履的，突然戴一顶草帽，那就不好了，你就不愿意，这就是审美带来的决定。
    在我看来，一个人如果脑子里有一百部经典小说，他一定会建立起一个经典小说的标准；如果脑子里有一百部功夫小说，他建立起来的肯定是功夫小说的标准。所以我要说，阅读最大的好处是帮助一个人建立起审美标准，这是至关重要的。审美标准建立起来之后，获益的一定不只在文学上，而是整个人。为什么古代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因为他有标准了，标准会约束一个人，它最终会成为你的谈吐、姿态和内心。阅读的意义就在这里，一个常年读书的人，大多不会站没站相、坐没坐相。
    这些年为什么反复强调全民阅读？要是让我来说，提高一个民族的水准，让一个民族变得更美，一定不是加印钞票，而是多印好书。
    读书周刊：您在分析鲁迅的小说《故乡》时使用了一个概念：作家的基础体温。人总是对温度敏感的，不过从温度来谈文学并不多见。
    毕飞宇：我天性敏感，情感丰富。我读小说也很感性，阅读就像握手，一个握手的人怎么可能对对方的体温没有感觉？我进入小说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这个作品的温度，冷还是热，它的背后其实就是一个作家的基础体温，当然，是精神性的。
    在我看来，小说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作家如何处理他的温度。巴金是原生态体温，张爱玲也是原生态体温，但是，鲁迅是处理了的，这个人太热了，可是，他要批判，他渴望客观，所以，他就要克制，这样一来他的小说就非常冷。《红楼梦》也冷，它其实是繁华的，可是，一个巨大的嘉年华，它曲终人散，兴尽悲来，那个冷就很要命，倒春寒一样让你猝不及防。这是顶级小说的特征，阅读它让你很享受，但也很折磨人。
    我不能忍受没心没肺的作家和作品，他找到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强行抱紧了“正确”这条大腿，然后，酝酿自己的伪激情，让它澎湃。他知道，这个热是有感染力的，总有人会欢呼。但其实，他没有恨，也没有爱，他的爱和恨都是有策略。我可以容忍自己的作品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可我永远警惕策略这个东西，作家不能这样。作家可以不高尚，但一定要有常识性的良知。
    写作的人不能自作聪明一定有比你聪明的读者
    读书周刊：您在谈别人小说的时候，不时有发挥、补充，似乎在不知不觉间把它变成了毕飞宇的小说。您有没有把这些别人小说的“好”，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
    毕飞宇：我当然会把别人的“好”用到自己的小说里头，我是读出来的作家，不是创世纪的那种人，所有创世纪的作家都不会想着去创世纪，是历史给了他这样的机会。只有被历史选中的人才有那样的天赐良机。鲁迅是，连曹雪芹都不是。
    读书周刊：分析了这么多别人的小说，您有没有按照这样的方式，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反思、总结？
    毕飞宇：我不想用好和坏来界定自己，但我是一个尽力的作家，没有敷衍过任何一篇公开发表的作品，我不害怕别人批评我写得不好，但是我不能接受读者说我烂写，我的自尊心承受不了。
    很多年以前，我出过丑，在一个讲座上，到了互动阶段，一个年轻学生站起来提到了我早年一个非常不成熟的作品，他指出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我坐在台上，非常羞愧，我没有做任何辩解，我承认，这个部分是我没有处理好。我没想到我早年的一个作品被一个孩子读得那样认真，后来我出文集，这个作品都没敢收进去。
    就在那一天我知道了一个真理，写作的人一定不能自作聪明，一定有比你聪明、比你挑剔的读者，他是存在的，即使你遇不到他，他也在。你的任何一部作品都会遇到读者，你不能混，你混不过去的。我在三十多岁就养成了一个习惯，作品写好之后，放在那里，放一放再改。为什么？人在写作的时候会放大自己，其实是处在一个很自恋的状态里。等那个劲过去了，自己能发现许多问题，这个时候再修改就比较靠谱。
    我是一个老实人，我告诉自己，好好对待小说，好好对待你的写作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