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谦卑是一个作家应有的品质
    羊城晚报：《望春风》里人物众多，布局悬疑设置复杂，这是动笔前预先构思好或边写边生长出来的？
    格非：在写作之初，我已经在考虑，在《望春风》这部作品中，或许可以设置更多的人物。这是因为，我在动笔时，已经意识到这部作品要概括差不多50年的历史。如果人物太少，场景缺乏纵深，它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但后来小说中出现了一些原来我没打算写的人物。也就是说，小说中实际出现的人物超出了我原先的估计。打个比方说，一些人物自己跳了出来，要求得到描述。这种写作体验过去很少发生。
    羊城晚报：在《望春风》中，写了这么多小人物，而且还写了不少人性的阴暗面，这和您的文学观有关系吗？
    格非：在处理人物之间的关系时，我认为谦卑是一个作家应有的品质。如果你足够谦卑，你会发现原先很多你瞧不起的人物身上，会有很多的优点和闪光点；反过来说，你自己身上的缺点或“阴暗面”一点也不比你笔下的小人物少。我认为，作家必须将人物对象化，不要总是用作家本人的观点去打量人物，而是应该从人物自身的立场去解释他们的一举一动。简单地来说，你应该时刻关注人物会怎么想问题，而不是作家本人怎么去想问题。即便你处理的是小人物，他们也应当得到完全的尊重。
    贰
    空间加速繁殖，时间停止不前
    羊城晚报：《望春风》和《江南三部曲》有什么不同？
    格非：因为我觉得《江南三部曲》完成后意犹未尽，才开始写作《望春风》。两部作品内容确实有交叉、重合的部分，但不论是文学观念还是修辞手法，都有一些不同。
    羊城晚报：您是江南人，“江南三部曲”的取材应该有您个人过去生活的体验？“江南三部曲”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酝酿构思，到2011年终于完成。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您对于江南、江南乡村、江南历史的看法有过怎样的变化？
    格非：任何一部作品都会有写作者个人的经验熔铸其中。但是，《江南三部曲》酝酿写作的时间有十七八年，在这么长的时间段中，作家个人的经验也在成长、增长、变化当中。这就是说，我一方面要处理过去的经验，同时也得面对在很长的写作过程中不断涌出的新经验。比如说，我在1994年前后开始构思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原先所居住的乡村还没有拆迁这回事，而到2011年小说写完的时候，那个村庄已然消失。再比如说，1994年，我的孩子还没有降生，我没有当父亲的任何体验，我不可能预料到在《春尽江南》中，孩子会成为我思考问题的枢纽之一。当然，最大的变化反映在时空关系的变化当中——空间加速繁殖，时间停止不前。
    叁
    对中国文学未来的判断还是谨慎一点好
    羊城晚报：您如何看待今天的小说家集中关注农村题材的现象？这和目前小说家的成长年代、背景有关系？
    格非：尽管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加速，但中国太大，变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另外，我也不认为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是今天刚刚发生的，实际上早在10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农村问题，城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焦虑，尤其是城乡经验的交融或互观，仍会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困扰着我们。即便我们的孩子在城里出生，持续了几千年的“乡村中国”的伦理，仍会在他们身上留下印记。长篇小说对农村的聚焦，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其一是50后、60后、70后的作家，他们本来就拥有典型的乡村记忆；其二是一些80后、90后的作家也通过历史、家族史的描述介入乡村叙事。我认为后者更值得关注，更需要加以研究和阐释。
    羊城晚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新生代小说家越来越多写作城市题材。有人认为，乡土小说最终将被都市小说所取代，您认同这个说法吗？
    格非：从西方的经验来看，也许的确如此。比如说，美国的乡村叙事在上世纪50年代就基本结束了。欧洲差不多也是如此。但涉及对中国文学未来的判断，我觉得还是谨慎一点好。不要忘记，中国是世界上“农业文明”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一个国家。我不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会完全按照西方的既有模式向前推进。我认为，思考未来的城乡关系在文学中的反映或呈现，我们需要有新的思维方式。至少，从文明史或文化史的角度来看，那种非此即彼的、僵硬的城乡二元对立，应当被抛弃。
    肆
    任何的写作都与前辈作家构成互文关系
    羊城晚报：2014年您出版研究《金瓶梅》的《雪隐鹭鸶》，对于古典文学的独到研究对您的小说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格非：《雪隐鹭鸶》是我对明清章回体小说研究的一个阶段性工作。中国古典小说的文类十分复杂，但大致可以分成两个大的类别。其一是笔记体、小品、志怪、传奇、话本一类的文体；其二是章回体。章回体又和中国的历史叙事有着很深的联系。在上课之余，我可以用于写小说的时间很有限，每有创作计划，大多是长篇小说。我想，写长篇这件事，与我这些年对史传及章回体小说的迷恋或许有一定关系。
    羊城晚报：《望春风》的第三章被认为是对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回应。为什么您会在自己的小说中与外国这些小说家进行对话？
    格非：其实不光是写《喧哗与骚动》的福克纳，在《望春风》中，我与很多作家都有对话。比如说司马迁、曹雪芹、乔伊斯、普鲁斯特、艾略特，等等。这并不奇怪，我觉得任何的写作都与前辈作家构成互文关系。说得极端一点，我们写作所使用的语言，并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它是由无数写作者——知名的或不知名的，共同使用的一个系统。只要写作，一定会和以前的写作者构成对话关系。有些对话是有意识的，有些则完全在暗中进行。
    伍
    仅仅依靠自己的经验就能写出传世之作的时代已经永远结束
    羊城晚报：对自己当年的先锋作品现在怎么看？今天的中国文学还需要“先锋”吗？
    格非：由于中国社会、文化、文学在最近的几十年中一直在不断变化，作家如果只和某一个特定的文学流派和文学发展阶段相联系，那就说明他的创作生命已经结束或将要结束。而在过去，在一个变化很慢、相对稳定的历史阶段中，作家用一种方式写一辈子的事很常见。我不知道这是我们的幸运还是不幸。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在当今时代，作家必须不断地重新开始，不断地去面对新的问题和新的体验。老在同一个井里打水肯定是不行的。狭义的“先锋文学”已经在远处了，但从“文学需要不断变革”这个角度来说，文学的先锋性永远是重要的。我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我所主张的文学变革，是每次变化一点点。我很喜欢“因革”这个词——有因有革。这一点点不同，是我对写作至今仍未厌倦的主要原因。
    羊城晚报：今天您被认为是一位学者型小说家，您认同这样的定位吗？您会在意评论家对您小说的批评吗？
    格非：今天的写作与过去有很多的不同。我们仅仅依靠自己单纯的经验就能写出传世之作的时代已经永远结束了。在过去，你“恰好”拥有某种别人不可能拥有的经验——比如你能去印度，别人不能去，很容易获得成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今的写作者都应该成为学者型的作家。当我们与别人的经验一样多时，如何去判断、分析这些经验就变得十分重要，而要建立这个分析、判断系统，没有一定的学识是做不到的。
    批评家是典型读者，或者说是模范读者，倾听他们的意见是我的习惯之一。但我更习惯于与我所信赖的批评家私下交换意见。当批评家把一个作品说得一无是处时，没有哪个作家会暗自高兴。如果出于对批评家的恐惧而选择自我封闭，情况将会更糟。
    陆
    每天上午当我走进写作室的时候，免不了会有些隐隐的激动
    羊城晚报：有人说《望春风》是您最好的作品，您同意吗？
    格非：他们这么说，我很高兴。至少，相对于把《褐色鸟群》看成是我最好的作品，要让我心里更好受一些。
    羊城晚报：现在是您写作的最佳时期吗？作为高校老师，教学、研究与写作的时间如何分配？现在还有发表论文的任务要求吗？
    格非：既然是在高校当老师，自然会有教学、研究方面的任务，当然也有发表论文方面的要求。我会尽量将课程安排在下午或晚上，这样，一旦我想写作，上午的时间可以利用。写论文不比写小说省力，但一般不会有太大的情感方面的起伏，也不会有那种文字在燃烧的快感。对我来说，写论文要平静一些。
    羊城晚报：从事小说创作30年了，每次在写作前是否会有突破惯性或挑战自身局限的压力？您是怎么解决的？
    格非：卡佛的那句名言是我的座右铭——不要抱有太大的希望，但也不要绝望。尽量让自己放松下来。写长篇是个充满激情的消耗战，正因为如此，告诫自己保持冷静是必要的。但每天上午当我走进写作室的时候，还是免不了会有些隐隐的激动。我不知道别的作家怎么想，对我来说，这种隐隐的激动，这种将要创造新的文字世界的神秘感，对我来说，是难以摆脱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