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学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西作家协会副主度。生于湖南吉首，在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度过了童年和少女时代。1981年，因父母调动工作举家迁至江西赣州。1989年开始发表第一篇小说，出版有《你是我的妹》《腰门》《奔跑的女孩》〈森林里的小火车〉等四十多部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获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小说大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2015年中国好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等多种奖项。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家群中的实力派和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作品被译成韩、日、英、法等文字输出国外。
    周益民：听说，您童年有段时间是在湘西度过的。在很多人眼里，凤凰是个美丽又神秘的地方，如今回想起来，那段生活给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彭学军：我出生的地方叫吉首，位于湖南的西部，那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州府，也是湘西的“大城市”。六岁那年，我随父母下放到一个叫大马的苗寨。每天，父母和当地的农民一样去田里干农活，我也得跟着，当保姆。在田头铺一块塑料布，把小妹妹放在上面，让我看着。那时，她才几个月大。我贪玩，跑开了，狗来舔她，蚂蚁咬她，她哇啦哇啦哭得脸都紫了。看我着实不是当保姆的料，父母就托人在城里找了一户人家，把我们寄养了过去。我们寄养的地方就是凤凰，那户人家姓周，是再善良厚道不过的人家，我和妹妹在那里得到了很好的照顾。我在那里待的时间不长，因为要回来读书了。小妹妹待了四年，四岁接回来时，不知道世上居然还有爸爸妈妈，只认婆婆。
    回想起来，小时候的日子特别动荡，频繁地搬家，或者搬到凤凰城里，或者搬到它周边的苗寨，最后几年，教师重返课堂（我父母都是老师），我们又回到了吉首。十八岁那年，搬了最后一次家，从湖南西部搬到了江西南部。
    所以，我不仅是在湘西度过童年的，而且是在湘西出生和长大的。离开湘西时，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那么，那地方给了我什么呢？给了我全部，就像一棵树，我被连根拔起移栽到别处时主干已经长定型了，以后的改变只限于枝枝桠桠。我的性情、好恶、审美、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都是在那里形成的，当然，它也影响了我的创作，最直接的是题材，还有创作手法、语言等。
    周益民：《你是我的妹》和《腰门》，是两部给您带来很大声誉的作品，我感觉您是用这样的作品向那段童年生活致敬，可以这样理解吗？朱自强教授说他把《腰门》“插在了书架上一个醒目的位置，它离沈从文写湘西的那些小说很近”，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评论？
    彭学军：你的理解没错。离开湘西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排斥新的生活环境，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对，都不如湘西，甚至嘲笑当地的方言，觉得太难听了，莫名其妙，不着调。所以，开始写作的时候，湘西记忆、童年生活就成了写得最多的题材，在写作中释放思乡之情—我把湘西认作故乡了。填表时，“籍贯”一栏都是填长沙，但故乡和籍贯不是一回事吧？“故乡”这个词汇是属于情感范畴的，是可以任由你的内心指认的。
    最初是写短篇，几个短篇一出来，有人觉得我是在模仿沈从文，我觉得很奇怪，那时我好像只读过他的《边城》，再说，我和他的语言风格也不像呀。后来是我自己悟出来了。我发现，在写别的题材时，边写边在心里默念用的是普通话；而写湘西题材时，在心里默念用的是吉首话。我这一类的作品总让人想到沈从文，不是说我写得有多好，只因为有一种相同的湘西气韵在那里。毕竟，他走过的青石板路我也走过，他喝过的沱江水我也喝过。
    《你是我的妹》出版后，朱自强教授写了一篇很精彩的书评，给了我很大的鼓励。那是我第一次写一个比较长的东西，他的评析让我认清了写作过程中一些懵懂而随意的行为，让我明白了成长小说这样写就是对的，那样写就不对。对于《腰门》，他只点评了一句，却是一句很“重”的点评。我把这一句话看成是对我的鼓励，鼓励我努力地去靠近大师的著作。
    周益民：我想，人们现在谈论您的作品时仍提及沈从文先生，其实是隐含着某种期待。查看您的经历，知道您曾是少年体校的学生，那段生活给您的文学创作带来了什么？我不仅仅指写作的题材。
    彭学军：十一岁那年，凤凰县业余体校的教练出差路过我家，见我长手长脚、瘦瘦弱弱的，就让我跟他走。“就算出不了成绩，也能把体质练好了”，他这样说服我父母。父母同意了。父母同意我去体校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们自己就是超级体育爱好者。读大学时，他们都是篮球队的主力，母亲还是她就读的中学十项全能纪录的保持者。所以，把对体育的热爱辐射到女儿身上也是很正常的事。
    在凤凰县业余体校练了一年多，后来又去了自治州体校，在体校一共待了四年多。在州体校时，我们田径队和体操队住在一个大寝室里。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个安静的角落，住在我对面的靠墙的上铺晚上总是垂着帐子，里面常有细碎的翻动纸张的声音，我猜她是躲在里面看一本什么小说。有一天晚上，她把我叫到寝室外，红着脸递给我一样东西，是一叠稿子。她告诉我，这是她写的小说。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她每天晚上垂着帐子居然是在偷偷地写小说！写小说，这在当时的我看来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它绝不是我们这类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可以做的。她是体操队的，平时我们并不是很亲密，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给我看。我问她是不是想出书，她说不是，只是写给自己看的。
    这是我接触到的最早的关于写作的信息了。她告诉我，谁都可以学习写作，写作可以不是为了发表或出书，而是给自己看
    周益民：不少人都很惊讶，一贯写作少女题材的你，突然写出了“男孩不哭”组合，而且同样得心应手。能谈谈您对“男孩”的写作思考吗？
    彭学军：写男孩，或者说以男孩的口吻叙事，在之前的创作中也有，不过都是一些短篇小说，最近的长篇创作有比较大的转向，就是更多地关注男孩。也没有特别具体的理由，就是突然觉得男孩有更大的可塑性，或者说，男孩身上有更大的发生各种故事的可能性，它能拓展我的创作视野。比方说，这个组合的三本书，特别是《森林里的小火车》，你很难想象这样的故事会发生在女孩身上。再就是，我暂时还看不到继续写女孩可以有所超越的可能性，是指超越我以前的作品，没有进步的重复的写作会让我毫无热情。我要努力做一个有出息的作家。
    周益民：读长篇小说《森林里的小火车》，我奇怪，那些铁路方面的知识您是怎么知道的？读完短篇小说《宝贝》，我也惊讶于行文中不经意间闪现的收藏知识。您是怎么了解这些的？
    彭学军：我妹夫喜欢收藏一些东西，家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古董和疑似古董（在我看来，疑似古董占多数，只是不好打击他）的东西。每次去他家蹭饭，我都要把他新近收的东西扫描一番，见到入眼的就向他请教这东西的来历和价值，他就献宝似的一一介绍，告诉我哪里淘来的，大约是什么年代的，里面有什么信息量。听多了，也就记住了一些。事实上，《宝贝》这篇小说的灵感就是从他那里来的。
    写《森林里的小火车》时，我找到了当年开蒸汽机小火车的司机，采访过几次。他连比带划，借用“儿童简笔画”和小石子、树枝什么的，告诉我“人字线”是怎么回事，不扳道会怎么样？最难弄懂的还是开火车。驾驶室有哪些仪器和部件，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开火车的具体步骤是什么？因为没有实物，他比划了半天，我还是云里雾里。后来，我查到了20世纪40年代的一份杂志，叫《科学画报》，里面有一篇文章《怎么开火车龙头》，配了图片，介绍得很详细，才大致弄清楚。
    所以，这些知识基本都属于现学现卖。书到用时方恨少，的确，在写作的时候，常会需要用到各方面的知识，每到这个时候就觉得自己读书太少。
    周益民：您的写作受过前辈作家的影响吗？
    彭学军：我读中学的时候，我家的隔壁住着语文老师一家，她家的大女儿和我是同学。语文老师比较重视阅读，给女儿订了《儿童文学》《少年文艺》之类的杂志。我父母虽也是老师，但他们是教理科的。正因为他们是教理科的，所以我从体校出来以后也让我学理科。在他们看来，这些书对理科生来说都是闲书。但我偏偏就喜欢看这样的“闲书”，每每到了新的杂志都会借来读，读到非常喜欢的就兴奋得要命，会一气读上好几篇，特别是程玮还有黄蓓佳、陈丹燕、秦文君等这几位女作家的作品—这大约就是我最早的儿童文学启蒙吧。不过，那个时候，我正被数理化折磨得昏天黑地，不曾有半点当作家的念想。
    后来学习写作，一起步就奔着程玮们的路数去了—不动声色地讲一个让人内心大恸的故事，有内涵，有哲理，有情怀，让人回味无穷，却又是从容、恬淡和清澈的，静水深流，举重若轻—这些都是我渴望达到的境界。我很庆幸，当我还是一张白纸的时候，无意中接受到了这样一种非常纯正的文学的晕染。
    周益民：作为文学编辑，什么样的来稿会一下打动您？
    彭学军：语言好的稿件会一下子抓住我，它决定我有没有兴趣往下看。我不能容忍平庸和粗糙的文字。但是，说实话，像我期望的那样，语言灵动、有美感、有韵味的稿件少之又少，特别是刚起来的一些年轻作家，急匆匆地写长篇、写系列，没有时间和耐心去磨砺语言，仅仅只满足于快速地讲一个意思不大的故事——我读了太多的这一类的稿件。
    周益民：对孩子们的写作，您有什么建议？
    彭学军：“作文是孩子正式向外界表达自我的最初的尝试”。既然是表达自我，那么，内容可以不那么精彩，语言可以不那么优美，可表达的情感一定要是真实的，无动于衷时千万不要说“感动得热泪盈眶”；如果真正从帮助别人的过程中体会到了快乐，发自内心地热爱祖国，当然可以写，但如果没有这样的体验和情感，却硬要写，就显得虚假了。有一个孩子寄了一篇自认为写得比较好的作文给我，是看一部革命战争题材电影的观后感，有不少“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加倍珍惜，努力学习……”之类的似曾相识的句子。说似曾相识，是因为我当年写作文的时候就没少“抛头颅、洒热血”。几十年过去了，看见今天还有孩子“抛头颅”，真是让人无语。
    周益民：最后，请给孩子们推荐一本书。
    彭学军：我推荐《丽芙卡的信》。这是一个述写苦难的故事，书中那个叫丽芙卡的十二岁的小姑娘经历的苦难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也是我们不可能经历的，而且故事发生在1919年的俄国，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都离我们非常遥远。那么，读这本书的意义何在呢？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补钙，但它强化的不是我们的骨骼，而是我们的心智。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生活安稳，波澜不惊，可人的一生，谁都无法预料自己会遇到什么，也许有一天，丽芙卡会成为我们走出困境的榜样。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从一本书中获得力量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