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蕉锦鸡图(国画)程十发
    
    
    程十发 (髪) 先生，原名程潼，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美专读书时，老师李仲乾为其取字“十发”。今人取名常常都往伟大里叫，过去人取名则谦抑得多。“十发”的“发”，并非是“发财”之“发”，而是“头发”的“发”，在计量单位里面“一程十发”，“发”是一个眯眯小的计量单位。
    我七十年代即呼程十发为“发老”。“发”字在上海话里的发音与“弗”相合，“发老”即为“弗老”，永远不老。后来，敬重他的晚辈、后人，也都称呼他“发老”了。
    自1972年相识，直至2007年发老过世，35年间，我们有着不寻常的情谊。1984年，发老出任中国画院院长，我任副院长，彼此之间接触更多。尤其在他晚年，我经常赴程宅汇报工作，听他的指示，彼此更见坦诚、信任和亲近。
    我始终认为程十发先生是一个天才式的艺术家，在艺术上的成就世所公认；而在生活中，发老的幽默知者无多，却让亲历者很难忘怀。
    发老的幽默，是与生俱来的。即使在“文革”前及“文革”中犯了“错误”，以至于被开除了党籍，削减了工资甚至遭到密集批斗，他依旧有着乐观心态。全家五六口人仅靠他一份工资维持日常开销，除去房租三十多元，每个月能家用的也就40元，生活之清贫与艰苦可想而知。问他：“发老，今天吃点啥啊？”他总是调侃地说：“我家里吃得好! 四川菜、广东汤。”所谓“四川菜”，上海话谐音为“水汆菜”，即过水汆一下的蔬菜；而“广东汤”，上海话谐音为“晃荡汤”，即似清水般的汤，喝下后在肚中晃荡晃荡响。记得有一次我去探望他，他刚从医院回来。因为胆囊萎缩，做检查时，医生问他：“你怎么胆没有了？”发老回答：“我的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没了。”医生给出建议：“发老，你还是要做个手术，拿掉比较好。”发老说：“这可是父母给我的，是原装货，不能调包。”那么多年里，他一直用幽默消解着种种不幸和噩运。
    发老的幽默，是信手拈来的。1987年，由发老带队，整个画院的中青年画师，前往苏州西山为市总工会疗养院画公益性布置画。当时没有高铁，也没有高速，在上海租了一辆大客车，开到苏州约莫四个小时。发老从来不端架子，与年轻人在一起，更是谈笑风生。当时的行车路线经过苏州北，刚进城里，沿路有个塔———“北寺塔”，苏州话的发音为“不是塔”，发老便向车上的年轻人编了个笑话：“过去清代有个官员，是北方人，上任到苏州当知府。前来恭迎他的下属是苏州人，知府的轿子进了苏州，问此人‘这是什么塔’，此人说‘不是塔’。知府说：‘明明是个塔，你怎么讲它不是塔？’当差的说：‘老爷，是“不是塔”。’知府听罢，对当面说‘谎’的当差气不打一处来，就叫差役将此人拖下去狠打三十大板，再听候发落。”这是巧用方言编排的故事。车子开出没多远，偶遇一个化肥厂，高耸的烟囱喷着黑烟，像一条乌龙直冲云霄。发老道：“那么多黑烟浪费可惜了。如果我有权，就把上海墨厂搬到它边上来，正好化一害为两利。”苏州的沧浪亭是非常有名的一座古园林，当时旅游业刚兴起，本来非常低廉的门票随之飙升。沧浪亭上挂着一副老对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发老一瞥，讲：“这个对联换一个字就有趣了，叫‘清风明月本有价，近水远山皆无情。’”机敏而深刻。半天的时光，撒满旅途的一连串诙谐谈吐，对发老而言只是顺流而下的江河中的几朵浪花。也正缘于此，一些著名的主持人、滑稽演员，几十年常围着发老转，不单是想吃“开心果”，还想从发老处汲取各类有意思的语言艺术的材料。
    发老的幽默，无处不在。一次，我与发老及其公子多多应邀在老正兴饭馆作画。可画完后，才发现多多兄没带图章，碰巧压画的镇纸是青田石，发老说：“天衡啊，这个对你来讲是囊中探物，当场撬一方吧。”当时没有刻刀，我便叫经理找根大的铁钉———我曾用大铁钉刻过印。经理说：“饭店哪有这玩意，剪刀倒是有的。”随即从厨房里拿来一把锋利的大剪刀。剪刀刻图章，我还从未尝试过。剪刀两面利刃，一面刃口刻章，另一面的刃口就对着手指，发力非常困难，稍不当心，就会肉绽血淌。好在还挺顺当，用了三分钟，刻成“程多多”的名章。刻章过程中，多多兄还拍了照片。后来，照片给我时，发老在背后写了六个字：“天下第一撬客”。
    很多平凡的事情到发老那里就横生情趣。五十多岁时，我遥想起儿时，因出生多日不睁眼，在相士的开示下，母亲曾带我去城隍庙拜“将军剑菩萨”做干爹。后因“文革”除四旧，“干爹”被砸烂，找不着了。于是我恳请发老给我画个干爹。他问：“侬那个干爹我弗认得的，长什么样子呢？”我说：“我这个‘干爹’是三只眼睛的，但不是二郎神杨戬，是三只眼的菩萨。”后来过了两个星期，发老讲：“你干爹画好了。”一看，可真是神似啊。发老还为此题跋：“甲戌元日，阴阳怪气生为豆庐主人祈福，急急如令，勅。”另一侧又落“十发”款。我总算和菩萨干爹可以朝日相见了。
    我的斋号“豆庐”，是在发老的及时提醒下改换的。他和我之间从不设防，侃世道、论艺事，两心相知。七十年代初，我希望在书法篆刻方面能摸索前行，且对当时背离民心的“文革”路线产生了疑惑，要投石问路，就给自己起了个斋号“投路室”，为此还刻了章。发老见了，真挚地告诫我，“你好大的胆子! 我是吃过苦头的。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你还去投路？你投什么路？ 如果是我取这斋号，肯定要被斗死了啊! 我劝你，不要用这个字号。”随后发老脱口而出，叫“豆庐”吧，上海话谐音正是“投路”。意思还在，但又不会给别人揪辫子。这个斋号我一直沿用到现在。
    说起“豆庐”，不得不提 《豆庐山房图》。1980年大年初一，我收到了一封挂号信，写的是延庆路141号张寄，字是发老的笔迹。打开，里面是一张山水画，画上发老有题句，大意是：天衡一家三代五口，住十平方的房子，我也没有能力给他解决，就学古人文徵明，书斋筑造在宣纸上，赠此 《豆庐山房图》，聊表心意。此作构思精巧，色彩、笔墨都别具匠心。这是我一生中最不能忘怀的春节。可惜，我与此图终究是缘浅。1994年，发老要开画展，我将 《豆庐山房图》 等佳作借展。然，天有不测风云，在展览的第二天，小偷由美术馆的天窗上进入展厅。蹊跷的是，小偷居然能避开监控探头，卸下镜框，窃走了 《豆庐山房图》。
    发老一贯慈爱为怀，胸襟博大。一次他家来了一位外地老干部的女儿，拿出一张发老前次送给她爸的画：“我爸说这张画是假的。”对此，发老不愠不恼，还和颜悦色地讲：“好好好，今天这样，我当场画一张。照相机带了没有？ 好。我当场画，你当场拍。回去也好给你父亲交代，这张绝对是真的。”发老边画，她边拍照片。画还没干，来人就拿两张报纸将画一卷，道了声谢谢，走人。有回在香港，一位朋友拿了张署名发老的画给他鉴定。画是假的。发老还没开口，朋友说：“这张画是某某看中了我的名牌照相机，拿来换的。”那个以画换照相机的也是发老的朋友，若讲这张画是假，定会闹出风波。于是发老说：“这张画蛮好蛮好。”这位朋友随即跟进，“既然蛮好，我也确实喜欢，请您在上面再给题几句。”发老一双手拉好两个朋友，宁可不打假甚至认假为真，只为了不伤害朋友之间的感情。
    发老对后辈素来提携和奖掖。1986年，我办个人画展，发老为此写过一篇文章 《前浪与后浪》 刊于 《文汇报》 上。文中，他写了四个不及我———用功不及我、见识不及我、处世不及我、虚心不及我。这似乎幽默得有些“黑”，但最后，发老也谈到我年轻，在作品上还可以去掉一点火气。谦逊的自贬和对晚辈的拔高，全在催我奋进。这也是发老为年轻人写的不多的一篇文章。
    发老也是一位心里揣着大爱的有情有义的艺术家。他担任画院院长期间，为职工的住房改善问题是费尽心思，不惜卖画换房。当时画院困难户至少有十几家。画院作为文化局下属单位，当时房源也确是紧张，僧多粥少，分到画院至多一套，也解决不了几十号职工的房荒。当时发老居家也不宽敞，但他还是默默地画了大大小小30张画，包括丈二匹的作品，都是精心之作。他跟我讲：“天衡啊，我画了30张画，看看有啥人要，换一笔铜钿，解决一下画院职工的住房困难。”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画的价位还没有飞涨，一位海外的藏家出了60万就将这些画买了去。发老拿这60万，叫画院的办公室人员去买了10来套房子，对住房困难户采取置换调整的方法，解决了画院十多户家庭的住房困难。而发老“施德与人不记”，对此事一直不事张扬。
    对于艺术，发老始终有着顽强的探索求新精神，是一位通才艺术家。
    程师母张金绮，是发老在上海美专的同学，同为王个簃的学生。在学校时，程师母是王先生最喜欢的弟子，叫她学吴昌硕，她绝对不越雷池半步。与此相反，程十发先生却一直挨批评，他向来指东向西，无拘无束，我行我素。看看发老历来的画，哪有一丝吴昌硕、王个簃的影子？ 艺术，就形式而言，往往是“顺古者亡，逆古者昌”。发老生来就有一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个性之飚发，他不是把创新当口号叫，而是始终走在一条自讨苦吃、自得其乐、推陈出新的崎岖路上。其实，他对前贤的传统十分重视，且相当深入。六十年代初，拍过一部任伯年的纪录片，具体示范的代笔人就是发老。试想，如果对任伯年的绘画没有那么到位的研究，是无法在摄影机前自如逼真地再现任伯年的画技的。
    程十发先生经常讲：谁不学王羲之，我就投他一票。这并不是否定王羲之，而是认为王羲之不能没有，但只要有一个，重现就是复制，复制必无价值。在七十年代初中期，程十发先生叫我刻过一方印：“古今中外法”，即是心志的表白。他的绘画，不是一味地流连于一家一派，而是吸收、消化古今中外的先进理念、表现手法，以丰富自己。所以程十发先生的绘画不是沉溺在古人的笔墨、技法里讨生活，而是将之化为自己的精气神，有很多的自创。例如，发老画人物，或面部或身段，往往不是按传统的常规先用线条勾轮廓再敷色，他的很多人物画，脸部是不勾轮廓线的。画花卉，也是打破线与面的疆界，迷濛混沌———现实生活中，活体人物哪来凝固不变的轮廓线呢？ 这不过是光与目交合的影像。中国画的先贤们提炼出多变善化的人物十八描，正是一种中国式的智慧和发明。而发老一定是悟到此理而反向为之的，不能不说是超凡的突破性创举。他在画的用色上与其他画家也很不一样。发老跟我说过，他绘画色彩的斑斓，是受唐三彩启发。唐三彩釉色经过窑变，展现出来的丰富、奇幻、不可言喻的色彩为发老所借鉴，这也是别具匠心的画外求画。
    发老是敬畏传统的，收藏了大量的历代名迹 (后都捐给了国家)；但他矢志求新，食古化今，笔下显示的是崭新、深邃、成熟的程派风格。
    中国画创新，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是极复杂的一揽子工程。若笔墨、若造型、若用水、若敷色、若谋篇……都得赋以大别于古人、他人、外人的独门功夫。即举笔墨一项为例，发老的笔墨粗细之变化，浓淡之离合，枯湿之调接，起伏之跌宕……那种由毛笔的颖、腰、根的巧妙提按与转换兼施，水与线、墨乃至块面的无痕交融，令其强烈搏击，又令其亲和拥抱。尺水兴波又静水流深，心源与造化的主客体的契化，做人真挚与调皮攻艺辩证为用……这种恣肆、诡谲、自在、清新的艺术表现力，依笔者的愚见，千载下，不二人，当是南宋巨匠梁楷后一人。有人说，赏作品如吃蛋，是不屑去看鸡生蛋的。而发老作画时的流程，则极具可看性、艺术性，是不看会心生遗憾和懊恼的那种。他作画十八般武艺并用，充满示范性、偶发性、戏剧性。发老作画如玩令人惊艳的“杂技”，好艺的有心人看他完整地画一张画直至最后落款、钤印、收拾，会远比读一本美术教科书实惠管用得多。
    发老的作品具有画不惊人死不休的奇诡跌宕特性，“文革”时期“四人帮”发起批“黑画”，他因此被当作黑、野、乱、怪的典型代表，成为批判重点。1974年，在南京路上的美术馆举办声讨“黑画”的展览，其中数发老的“黑画”最多，至少近四十张。说实话，当时我去看“黑画”，是带着欣赏的心去学习、领悟绘画之道的。展品中有发老一张用工笔却以写意笔墨表现的 《芭蕉锦鸡图》 (下图左)，此作气势之宏大、格局之壮伟、笔墨之炫幻，令我越看越喜，暗暗赞叹不已。走出“黑画展”，顶着酷日，我便去了发老家，开门见山说：“发老，我今天去看‘黑画展’了，您的那张《芭蕉锦鸡图》 让我感动。真是神来之笔! 我在这张画前足足享受了十分钟。”发老听后，惊愕不已，说：“人家都在批判我，你还这样讲，不怕惹祸啊。”然后会心一笑。几十年里，神侃艺术，臧否绘事，我应算是他后生里的知音。
    一个星期后，发老来封短信，让我有空去他家里。隔日，我去了。发老借租的一栋三层小楼里，住了好几户人家，都是美术系统的“革命群众”，只有发老一人是墨墨黑的“黑画家”。夏天，因为要通风，门窗都开着，发老十分谨慎，踱到这扇门外张一张，又去那扇门外望一望，确定没人，便迅疾地从床席子下面拿出一封信，说：“这里面就是你那天‘黑画展’上看到的，按那意思画的。你回去再打开看。”回到家里，我便迫不及待地打开观赏。画得真好，但总是没有“黑画展”上那张画彰显的肆无忌惮、目空一切的雄浑奇气 (下图右)。过了几天，我到发老家去，“发老，谢谢您啊，那张画画得非常好，但我总感觉‘黑画展’里的那张更好。”发老说：“这张你先拿着，将来如果有一天，云开日出，那张画能发还给我的话，我还送给你。”1978年，发老终于得到平反，恢复了党籍，当时那批被批判的“黑画”也统统发还给他。发老毫不犹豫地将那些画作捐给了画院，唯独将那四尺整张 《芭蕉锦鸡图》赠予了我。这前后两张 《芭蕉锦鸡图》可是要“子子孙孙永宝之”的。
    程十发先生做人胆小，攻艺胆壮，画画构思快、下笔快，落笔生春，常常有出人意表的独造。他的画特多那个时期的画家很少有的随心驰意，灵气迸发，富于浪漫气息。“文革”中，我曾请发老画过一张“世人皆醉我独醒”的 《屈原》 (见题图)。国画不同于电视等动态表演，要以一个静态的画面表现时代背景、人物情绪、心理演绎，具有很大的挑战性。而他构思的屈原面朝向左，左边留白逼近宣纸边缘，有碰壁感。画上屈原立于一片崖石尽头，身后铺排的是渺茫空间，下方则是倒流的汨罗江水，巧妙地营造出屈原走投无路，准备用自己的生命来证明自身的清白和对国家的忠贞。其实，发老处理屈原的站位，就已将其报国无门的苦楚、悲凉、愤慨、绝望、殉国的心境表达得一览无遗，深刻呵深刻。我想这某种意义上何尝不是发老的自况，唯一不同的是，他是始终相信光明在前的程十发。
    1993年程师母病逝，其后，又失爱女。这些对发老打击极大。从1994年开始，发老的画风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渐渐地“英雄迟暮”了。
    程十发先生是一个为艺术而生的艺术家。对于吃、穿、住、行，他都不讲究。日常生活中，发老刮胡子，总有一寸多长稀稀拉拉的几根留在那里。哪怕是外出应酬的场合，他右手食指指甲的左沿总是留有墨痕。这些细节可以看到发老艺心纯粹。享乐也好，着装也好，打扮也好，表面的东西对他来讲都是无关紧要的，而追逐艺术，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报效时代，则是一切的一切。
    程十发先生以其孜孜不倦、不断进取的大跨度创新精神和风格，使自己成为二十世纪里天纵其才的国画家，论理念、思维、境界及笔下的山水、花鸟、人物、连环画，乃至书法、篆刻、论文、诗作，都具备排古排他的自我。程十发先生是二十世纪的艺术史乃至整个中国绘画史上，不可或缺、风貌独标、光芒万丈的一位，谈到海派绘画艺术，更是绕不过这位巨擘。历史这杆秤，有其永恒的精准、诚实和公正，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审美的提高，出自“一程十发”的这个名字，必将显示出与其意思相反的伟大和高尚。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二日改定于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