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照
    《尚书》《诗经》《左传》《论语》《墨子》《庄子》《孟子》《老子》《荀子》《战国策》——十部中国传统典籍中各具特色的经典，在台湾学者杨照的“历史式读法”和“文学式读法”下，以不一样的面貌呈现。在这套以《经典里的中国》为名的丛书中，杨照通过极具个人特色的解读和导读，还原经典于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历史脉络，让今天的读者领略到经典所展现的思想和时代精神独特魅力，带领读者接近古人的心灵遗产，探究中国文化的基底，发现另一个“经典里的中国”。
    以阅读亲近传统文化，学习先人智慧，已成为当下的热门。但这些阅读和传播同时也提出了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去阅读先人经典？我们又是为了什么去学习传统经典？“这些产生于不同时空环境下的文献，记录的都是人的经验与感受，我们今天也就必然能够站在人的立场上，与其经验、感受彼此呼应或对照。也就是，我们能够从中读到相似的经验、感受，隔着时空会心点头；也能够从中读到相异的经验、感受，进而扩张了我们的人生体会。”杨照如是说。
    “历史应该让我们看到人类经验的多样性，看到人类生活的全幅可能性，进而挑战、质疑我们视之为理所当然的种种现实状况。”
    记者：从《尚书》《诗经》到《荀子》《战国策》，十部中国传统经典的细读和导读，不得不说是一项十分巨大的工程。能否介绍下这套丛书的缘起？
    杨照：从2007年到2011年，我在台湾“敏隆讲堂”连续开设了13期共130讲的“重新认识中国历史”课程，将中国历史从新石器时代到辛亥革命做了一次整理。在开课的过程中，我深刻地感觉到，中国是人类文明中的奇特状态，从公元前3000年到现在，同一套文字，同一套符号与意义结合的系统，历时五千年而没有断裂消失，让我们可以从经典中窥见另一个中国，实在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在“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之后，我的学员希望继续跟着我学习，于是我又开设了解读中国传统经典的课程，从《尚书》《诗经》慢慢讲到《论语》《孟子》，为他们进行细致的选读和导读。我想，他们用5年时间听我讲中国通史，这次，我希望能降低个人主观的选择判断成分，让他们可以自己去接触原典，能够从原典来认识、了解中国历史。
    记者：在这套书的总序中，你说：“我不会提供‘传统’的读法，照搬传统上对于这些文本的解释。许多传统上视之为理所当然的说法，特别需要被仔细检验，看看那究竟是源自经典原文的意思，还是后来不同时代，因应其不同现实需求，所给予的‘有用’却失真的解读。”并由此提出“历史式读法”和“文学式读法”。你如何定义“历史式读法”和“文学式读法”？
    杨照：我史学上最重要的背景是思想史，所以读传统典籍的方式有一些基本模式。即，读一部典籍，就要回到典籍所处的时代，想象一下那个时代里生活着什么样的人，他们在关心什么，提出了什么问题。而思想史中有一个方法论上的提醒，对我来说非常有用：你要把所有过去的人留下的材料，尤其是思想上的材料，当作是一种回答。作为一名读者，你要先去追问，而且要有能力去提出问题：他在回答什么？他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贴切地去评估古人回答得好不好，或者认识到他给出的答案，与面对类似问题时我们给出答案有何区别。
    这就是我所说的“历史式”的阅读方式。将典籍放回其产生的历史时代背景中，在那个特定背景下，而非从一种忽略时代的普遍角度出发，来读这些传统经典，这是关键的前提，也是“历史式读法”的操作性定义。
    对我而言，“历史式读法”主要是“求异”。这些经典不是为我们而写的，它们产生于很不一样的时代，由过着和我们很不一样的生活的先人们所记录下来，所以里面一定有异质的成分。正因为有不同，所以才值得我们去追求。历史应该让我们看到人类经验的多样性，看到人类生活的全幅可能性，进而挑战、质疑我们视之为理所当然的种种现实状况。这是历史与其他学问最根本的不同作用，也是史学之所以存在和无可取代的核心价值。
    记者：“历史式读法”是在历史中求异，“文学式读法”呢？
    杨照：在阅读过程中，我们也不可能完全采用历史式的阅读方式。这些经典跨越那么长的时空，留存至今，有何魅力？这其中的阅读肯定又有求同的部分。我们先确认了这些经典不是为我们而写的，于是我们就能排除傲慢、自我中心的态度，培养并动用我们的同理心，想象进入他们那样异质的生活世界中，去接近他们的心灵遗产。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得以拓展自己的感性与知性能力，不仅了解了原本无法了解的异质情境，更重要的是，还感受了原本从来不晓得自己身体里会有、可以有的丰富感受。感受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提供的经验，只存在于古远时空中的经验，却借文字跨越了时空，对我们说话，给我们以新鲜、强烈的刺激。对我而言，这部分就比较接近文学史的读法，分析和揭示经典跟我们的处境的联系，让经典和个人从情感上建立联系。
    “求知路上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发自内心的兴趣。”
    记者：在进行传统文化的大众传播时，大多数学者都希望自己能够吸引和影响更多读者。但你曾提出一个“中间读者”的概念，似乎你对自己的听众和读者是有选择的。你希望自己的作品被什么样的读者阅读和认可？
    杨照：“中间读者”是我以前接受一次访谈时提出的说法，这个说法也是我这些年开授讲堂过程中通过观察和思考得出的。
    从2005年开始，我就在台湾开设“西方现代经典细读”的课程。其中很个有趣的经验：我讲的西方现代经典，大多没有现实功利的作用，可以说，其中没有任何一本是“有用”的书，有些书还稍微有点冷僻，带有一定难度。举个例子，我第一年讲了马克思、达尔文、弗洛伊德、尼采，我还讲了很多与哲学相关、相对深奥一点的书籍。因为是收费课程，所以它是否受人欢迎的表现很直观：如果没有人付钱，这个课程就无法继续下去。同事一开始很怀疑，会有人来报名吗？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个课程我坚持了这么多年，一直没有中断过。反倒是一些相对浅显、讲述大众小说的课程，其欢迎程度没有这个“西方现代经典细读”的受欢迎程度高。
    在开课过程中，我也会经常好奇，这些学员到底是谁？他们以前在哪？后来我想，每个社会中一定存在着这么一批人，你平时看不到他们，他们也看不到彼此。他们平时可能不太敢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喜欢，喜欢文学，喜欢哲学等等，这会让旁人觉得他们是日常生活中的怪人。他们是这个社会中的奇异分子。可是，诚品书店的存在，让他们可以有机会聚齐在这里，找到彼此。
    我提到的“中间读者”，指的就是这样一批读者。比较深层的文化创造或者享受，一定和这群人有关。我一直认为，一个书店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书店，其实不是由进入这个书店的大部分读者决定的，也不是由少数研究者、专业学者决定的，而是由这样一群人决定的。这群人不会很多，也不可能很多，但这群人有多少，就决定了这家书店会成为一家什么样的书店。扩大来说，这群人有多少，就决定了这个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如果这群人在社会中的比重是2%，那是一种社会，如果有8%，那则会是另外一种社会。当这群人到了更高的比例，这个社会中就会有剧场、音乐、舞蹈、时装，就会有巴黎的街道，这是一个人类的普遍现象。
    我明确地知道，这些年来，我从事的工作就是在服务这群人。通过这些年的工作，我也大概知道他们是谁，知道怎么有效地和他们说话。因为我和他们说的话，他们可能有机会接触到不一样的东西。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写一本书，卖个几万册，这不是我要做的事情。
    记者：你的课程采取的都是收费授课的模式？
    杨照：是的。我在台湾敏隆讲堂的课程，一直采用收费授课的模式，包括我现在还坚持只上收费课程，并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确认来上课的人是真正想要了解课程内容，有没有真正的求学之心。我的学员中几乎没有学文科的，他们之中有学数学的，有学建筑的，有学物理，都是发自内心喜欢才来上课。求知路上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发自内心的兴趣。只有发自内心想去求知，你才能去思考，你学到的知识才是你自己的。
    荀子的《劝学》篇里提到“为人之学”和“为己之学”。学习前和学习后一样，你还是同一个人，这是“为人之学”。通过学习，你改变了自己，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和眼光，让自己从一个单调贫乏的人变成一个越来越丰富的人，与世界有了更多的关联，这才是“为己之学”。
    “讲经典，我有我的傲慢。但这个傲慢不是我的，而是来自经典。”
    记者：近几年来，传统经典的普及和传播已经成为社会热门，有些传播和普及会以相对严肃的面貌出现，但也有不少“戏说”的方式。在重新解读中国传统经典的过程中，你抱着怎样的态度？
    杨照：说实在的，我有点害怕“普及”这个词语。我以为，经典不可能讲给所有人听。若要讲给所有人听，就必须把典籍讲成现在的内容。但是，典籍不是为我们这个时代而写的。如果想要普及经典，你就会放弃经典。
    为什么读经典？很坦率地说，因为写经典的人比我们聪明。但是现在的人们在阅读经典的过程中，经常会拿自己的有限的智慧去重讲经典所表达的内容，这样会把经典矮化。但现在有太多人用这种方式讲述经典。这其实涉及到我们对待知识的态度。一个人如果不尊重知识，受伤和损害的是你自己。只有真正尊重知识，你才能从阅读中学到更多。我们有时太傲慢了，老是觉得可以用我们的方法去判断古人。但你如果稍微谦卑一点，越是可以学到最多。在讲述经典的时候，讲述者一定要对经典有一种敬意。这是我的态度。
    记者：从具体篇目来看，这套书在选择传统经典的篇目时，与我们常见的篇目似乎有所不同。你是以什么标准选择自己所要讲授的篇目的呢？
    杨照：一般来说，我既将书中原有的篇章顺序，当作书内容的一部分，也将书中篇章的完整性，当作内容的一部分。这意味着，除非有理由相信书中顺序并无意义，或为了凸显某种特别的对照意义，否则，我尽量不打破原书的先后顺序，并且尽量选择完整的篇章来阅读，不加以裁剪。
    从课堂到成书，受限于时间与篇幅，选出来详细解读的内容，可能只占原书的一小部分，不过，我希望能够在阅读中摸索、整理出一些趋近这本原典的路径，让读者在阅读中逐渐进入、熟悉原典，培养出一种与原典亲近的感受，来作为未来进一步自行阅读其他部分的根底。打好这样的根底，排除原本对经典抱持的距离感，是阅读、领略全书最重要的开端。
    在选择篇目时，我也有自己一定的规矩。我会尽可能读一个完整的篇章，选择“块”，而不是选一条一条的条目。选择条目，有时固然能选摘出最精彩的内容，但未必能让读者理解到那个时代的人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编撰这本书，而经典中的编选次第都是有意义的。
    比如，讲《论语》时，虽然我也要从《论语》的各个篇章中选取内容，可我讲授的主体是《先进篇》，从第一条讲到最后一条，在这个过程中，我才拿《论语》中其他内容来做补充或者启发。后来所有的书都是如此。
    又比如《资治通鉴》，我讲唐朝的玄武门之变，就选了“武德九年”一整段。我希望读者能看到司马光写《资治通鉴》这部编年史时，究竟是怎么写下来的。
    司马光先写朝廷任一个什么样的官职，然后写突厥发生什么事，党项、辽等各国发生什么事情，如此一路下来。这才是司马光要我们阅读的方式，他要让我们看到唐代的整个政治局势，内忧外患。那不是一个太平时代，新的王朝刚刚建立起来，还没有站稳脚步，连司空司徒这些重要官职还没有定下来，却出现了内部的兄弟阋墙。司马光不是在写《甄嬛传》，当你读到这些，你才会理解李世民周围的人为何会用这样的方式劝他行事。如果用这种方式阅读《资治通鉴》，你就可以看到司马光的用意，看到司马光的眼光。
    记者：“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你的解读方式，其实是在解读经典的同时，教授学员如何进入历史阅读的方法论。
    杨照：讲经典，我有我的傲慢。但这个傲慢不是我的，而是来自经典，我必须用这种方式保护经典的尊严，我不愿意把经典讲得那么简单。我也一直认为，经典中一定有些东西是我无法理会的。在普及经典的过程中，讲述者一定会进行部分简化，但讲述者要时刻保持冷静，不要自认为简化的内容就是经典。你要时刻提醒自己和听众，经典并非如我所讲那么简单，这是不得已的简化。
    所以，一直以来，我比较喜欢的方式是经典选读。读者不是只听我讲，而是可以自己进行阅读，在阅读的过程中，我的史学训练和文学阅读能稍微帮读者进入得深入一点，可以帮助读者多读到一点。但是，一切仍需要读者自己判断，因为，文本就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