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生群很重视知识的普及，他希望自己的著作高中生都能读懂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教师。兼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等。其代表作有《太史公书研究》 《〈史记〉编纂学导论》《〈史记〉文献学丛稿》《史记》（修订本）等。
    由于正值寒假，赵生群教授把受访地点安排在了龙江小区月光广场的家中。
    2013年，赵生群完成了一个“大活儿”：由他主持的点校本《史记》修订本正式面世。为了完成此书，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8位教授投入了整整8年时间和精力。但赵生群却并没有因此而满足：“《史记》记载了中华民族2000多年的历史，博大精深，内涵深广，对它的研读永无止境。”
    赵生群希望今后在《史记》的研究方面依然有所作为：投入了那么多时间精力，积累了那么多资料，“我们的目标是搞一个《史记》文献的系列研究，最重要的是搞一个《史记》综合研究的集大成的成果。”
    赵生群感慨，想做的事情很多，但能做的事情实在太少：时间精力太有限了。
    现代快报记者 郑晓蔚/文 赵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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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生群的书房约20平方米，除了书桌和电脑外，都用来放书。
    “我的藏书不是很多，估计在5000册左右。”赵生群介绍说。由于他以研究先秦两汉文献为主，故家中藏书也以此为重点。又由于其研究内容侧重《史记》《左传》，因此比较有特点的藏书大多也和《史记》《左传》有关。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是国家重大文化工程，被公认为新中国古籍整理研究的标志性成果，而《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犹如皇冠上的明珠。研究经典文献，难度极大。尤其是汉代以前的经典，更是难啃的骨头。为了保质保量完成修订任务，《史记》修编团队作了明确的分工：其他人负责版本校勘，赵生群负责汇总，校改文字，改定标点，并分别撰写“长编”。
    8年的埋头苦干，终于结出硕果：修订版《史记》新增校勘计3400多条，约40万字，重要的标点改动有6000多处。校勘方面，改正了大量讹误、脱落、衍生、颠倒的文字。标点方面，纠正了包括人名、地名、书名和史实等方面的许多错误。
    比如：《秦始皇本纪》中说“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意思是秦始皇在51岁时去世。清代史学家钱大昕曾经指出，秦始皇没有活到51岁，这里的“五”应该是“立”字，但是当时没有找到相关证据，“修订时我们发现了新的材料，在日本高山寺所藏的抄本中，这个字就是‘立’，这样就找到版本的依据，再加上一些旁证的材料，我们就把这个错误改过来了。”赵生群解释，改正后的意思是，他当了十一年皇帝，而不是原先的活了五十一岁。
    修订本《史记》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此书在全世界25个城市同步发行，开创了古籍图书出版发行的先例；首发两万套，一个多月便抢购一空；此书获得教育部、江苏省优秀成果一等奖暨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卓越传播奖等多种重要奖励；国际著名大学和图书馆如美国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宾夕法尼亚、斯坦福、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剑桥大学，日本东京、京都、早稻田大学，日本国会图书馆等都收藏了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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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主持《史记》修订工作的八年里，赵生群又要教书又要校书，压力很大。八年间，他每天都要工作八小时以上。
    赵生群说：“中国古代文化犹如浩瀚的大海，研究一部大书，恐怕任何人都不能说自己具有充分的知识储备，只能是边读书边研究，碰到问题时去找资料，在某些方面甚至需要恶补。”
    赵生群用“无愧于‘尽心’二字”来总结这八年废寝忘食的工作。“虽然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尽善’却难以企及。俗话说：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有，永远无法做到尽善尽美。张文虎尝言：‘古书本难校，而莫难于《史记》。’《史记》版本众多，史料复杂，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其点校整理，自然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无论是正文还是注释，在校勘、标点方面都有许多问题需要不断深入研究。”
    赵生群常常惊叹于《史记》的伟大。“前些年雍城（东周时代的秦国国都）遗址考古，考古队开始是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找线索，结果找了很久没有找到。后来有人产生了怀疑：是不是《史记》记载有误？于是又去别的地方找，找了很长时间，感觉更没有头绪。只好回头，根据《史记》来找，最后终于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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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一直在家务农的赵生群没有时间作准备，就参加了初试，并顺利进入复试。全乡参加复试的一共24人，最后，只有他一人上了大学。
    当年的南京师范学院（现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只有师范专业。1981年，赵生群本科毕业留校后，参加了《汉语大辞典》编写工作。那段时间的历练，为他今后从事古籍文献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赵生群看来，之所以从事古典文献专业的学术研究，最主要的还是兴趣使然。“我大学时对古代文学是特别感兴趣的，我考得最好的也是古代文学。”他对《史记》的兴趣尤为浓厚。“那时候我写了几篇关于《史记》的文章，后来也都是有影响的。我们77级毕业的时候是冬天，我在全年级报告的题目就是《论司马谈（笔者注：司马迁的父亲）作史》。
    赵生群向现代快报记者介绍说，关于司马谈作史的痕迹，《太史公自序》中有几句话说得很清楚，“司马迁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他的先人已经在编次旧闻了，说明不是从他开始的。”
    赵生群表示，自己对《史记》感兴趣，是受谈凤梁老师的影响。“他讲课非常生动风趣。谈老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小说，对先秦两汉这一段不是特别擅长，但他上课很有吸引力。”
    如今，作为南师大文学院文献学系主任，在自身教授《史记》的过程中，他也很注重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比如会要求学生先行阅读部分内容，然后在课堂上对大家感兴趣之处进行讨论。“我经常讲，一个好的老师，他讲的内容有时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要能调动学生，引起学生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兴趣你就从不知到知，从知之甚少到知之甚多，所以兴趣最要紧。”
    对于外界偶尔有关“这种专业究竟有多少用处”的质疑，赵生群认为，这种想法太现实太功利。“我们更重视它本身具有的价值，内在的‘功用’，而不是一时的功利。”
    对话
    互联网有助大师产生
    读品：司马迁如果不受腐刑，能达到这样一个写作高度吗？
    赵生群：应该达不到。他不受腐刑，看世界看皇帝的视角是完全不一样的。受刑之前，他可能还有点理想化，觉得眼前一片光明，自己生在一个非常昌明的时代，一个太平盛世，歌功颂德的想法占了主导地位；受刑后他看到了社会的一些阴暗面，对社会的认识更全面、也更深刻了。因为受刑，他的人生观也发生了变化，他的思想得以升华，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觉得，李陵事件对司马迁的人生，对他写《史记》，影响都非常之大。
    读品：如今互联网这么发达，对您研究《史记》是不是帮助很大？
    赵生群：太有用了，简直难以想象。现在有些东西是古人无法想象的，因此，我认为将来应该有望产生真正的学术大师。清代的大学者读书再多，也不可能把《四库全书》都读熟。我们现在网络检索，一分钟不要，就能找到他们十年都难以得到的资料，这是拜现代科技所赐。如果没有现代技术的帮助，《史记》修订也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读品：前些年，《明朝那些事儿》因小说笔法、语言风趣大卖，您是否注意过这一现象，这是否是普及历史的一种有益尝试？
    赵生群：我举另一个例子来说：于丹《〈论语〉心得》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各个版本的《论语》都卖得非常火，整个古籍都带动起来了，有人一下子买几部，不仅自己读，还送给家人、朋友一起读。我认为这是极好的事情。当然，也有人批评于丹。平心而论，于丹也许不是最权威的《论语》研究者，但她有普及之功。《论语》早就放在那儿，为什么以前没人读，现在突然有兴趣了呢？原因就是以前不了解，现在有所了解了——这就是她的功。《百家讲坛》和《明朝那些事儿》其实也是一样。传统文化，需要通过现代化的方式来普及。这些年我也重视普及，我写了本《春秋左传新注》，力求深入浅出，我希望高中生都能读得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