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克鲁先生
    
    郑克鲁译著《第二性》
    1月9日是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诞辰。她是著名的存在主义女作家，1908年，波伏娃诞生于法国巴黎，从巴黎高师哲学系毕业之后，她便走上一条与哲学相伴一生的传奇之路。
    她是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的终身伴侣，并深受其影响。她的《第二性》被称为女性主义的经典著作，在女性主义运动中起了巨大作用。上世纪80年代，《第二性》英译本被引入中国，成为众多知识女性的必读书，但遗憾的是英译本并不完整，有大量删节。
    200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从法国伽里玛出版社购得法文版，成为“唯一法译中全译本”，这部20世纪女性主义的奠基之作，终于有了一个由原文直译的“全译本”，《第二性》的译者郑克鲁先生，更是凭借这部著作获得第四届傅雷翻译出版奖。
    波伏娃的思想史成就比小说更大
    1月10日傍晚，海南日报记者连线远在上海的郑克鲁先生。郑老的声音洪亮而爽朗，思维敏捷且活跃，让人丝毫感觉不到这是一位78岁的老人。
    许多人知道郑克鲁先生的名字，是通过《基度山恩仇记》《茶花女》《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选》《法国抒情诗选》等法国文学作品。实际上，他不仅是位翻译家，还是位学者，他主编的《外国文学史》是国内中文系学生普遍使用的教材。
    “波伏娃在历史上的真正地位也许不是在小说创作上，而是在思想史方面”。与一般的翻译者不同，郑克鲁会从文学史的角度宏观看待一位作家。“这本书是可以传世的经典，值得花时间翻译。”
    《第二性》是他第一次翻译法国理论著作，在这之前，上海译文出版社请他翻译法国著名作家杜拉斯的一部早期小说，但是郑老拒绝了，他认为杜拉斯只有《情人》是好作品，其它小说一般，所以，“我不愿意花工夫去翻译，随着年龄增大，我觉得要珍惜时间，便以翻译第一流作品为主。”
    波伏娃著作颇丰，包括小说、散文、戏剧和理论著述，在郑克鲁看来，她的小说体现了存在主义观点，在现当代法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可是就存在主义文学而言，她的地位列在萨特和加缪之后，与他们还有一段距离，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性》最初于1948年在《现代》杂志上连载，次年出版，引起巨大反响。“这是关于女性的第一部具有理论色彩、自成体系的著作。从理论上看，似乎这方面的著作还没有出其右者。”郑老总结道。
    最懂女人的大部头
    此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我国有过几种翻译，“或译文不够理想，或删节过多，虽然标明是‘全译本’，但由于英文译者往往喜欢删节，致使我国读者无法窥全豹。”在郑老看来，这些删节内容，并非无足轻重的“啰嗦”，有的恰恰既是此书的精华所在，也是本书的趣味所在。
    “别看《第二性》是大部头的学术著作，这本书并不艰深难懂，语言深入浅出，是每个人都能看得懂的理论著作。”在郑克鲁看来，《第二性》之所以成为波伏娃的顶尖作品，绝非偶然。
    从波伏娃的自述可以得知，她从青年时期已经开始注意女性问题，广泛搜集材料，进行深入研究，并从各个方面增加自己的知识，力图穷尽这个问题的内涵。到了她动笔写作时，波伏娃已步入中年，进入思想成熟期，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女性运动又一次高涨，女权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第二性》正是在此状况下应运而生。
    那么，作为一名男性，在翻译一部女性理论著作时，会不会有理解上的困难呢？当被问到这个问题，郑老反问记者道，“女性一定比男性更了解女性吗？就像男性一定比女性更了解男性吗？”
    郑老没有直接回答的问题，波伏娃女士在书中给了新的观点：她认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这是波伏娃对女人的理解。在她看来，女人的地位不是生来就如此的，是男人、社会使她成为第二性。社会把第一性给予了男人，男人是主要者，女人是次要者，女人从属于男人。
    但是波伏娃没有在书中提出要让女人成为第一性，她只是指出女性属于第二性的不合理，这是全书的出发点，由此探索女人如何变成第二性。在郑克鲁看来，这恰恰是波伏娃的可贵之处，她敢于直面女人本身存在的弱点，以现实的明智的态度去对待女人问题，并不讳言女人的生理弱点，以此分析历史上男人为何能统治女人，而不是仅仅气势汹汹地发出不平之鸣。
    女人为什么不能创造各民族的历史，女人之中为什么没有出现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大作家呢？在波伏娃看来，这有女人本身的问题，也有社会造成的缘由，她没有在书中夸大女人应有的作用，而是一一摆出女人在人类历史上所遭遇的悲剧命运，最鲜明而又最有说服力地展示了女人的处境。
    郑克鲁认为，正是这种理性的态度，让波伏娃超出一般的女权主义者。“每个女孩子最好都要读一下《第二性》，它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自己。”郑老建议道。
    不可复制的波伏娃
    提及波伏娃，她与萨特的爱情故事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她深受萨特影响，也非常崇拜萨特。”作为老一辈学者，郑老感慨道，“她与萨特可以一辈子不结婚，以终身伴侣的关系相处，可除了他们俩，一般人又有谁能真正做得到呢？”
    在《第二性》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比利时，大部分婚姻仍然是父母安排的，金钱起到头等作用，而且少女比年轻男子更主动。这种情况在欧洲各国大致相同。对此，波伏娃则认为将婚姻和爱情协调起来不是易事，门当户对的婚姻不一定能产生爱情，想以爱情来获得男女平等是一种幻想。
    在郑老看来，波伏娃的论述有不少真知灼见，敢于触及一些敏感的问题，她对少女、婚姻、家庭生活、妓女、恋爱等都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即便有的看法不能令人完全接受。
    波伏娃博览群书，学识渊博，《第二性》所引材料翔实，论证严密。郑老称他虽然不能全部赞同波伏娃的全部观点，但她依然是位了不起的女性。“她是法国人，法国人有法国人的生活方式，而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我们不可能像波伏娃那样生活。”作为中国人，郑老认为我们要学好汉语，吃透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才能真正学贯中西。对他来说，学不好中文，根本不足以言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