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在嗜好莳花弄草的朋友饶翔家里，第一次见到刘大先。我们几个人在饶翔那以素洁温馨闻名于京城的客厅嗑瓜子、打牌、大笑，门开处，一男子挺着一身健硕的肌肉走进来，脸型方正、面容温和、目光锋利，尽管一望而知是个南方汉人，但他身上有种异样的气息，还是让人猜度其身份、经历。“这是刘大先，做少数民族文学的。”饶翔介绍。“少数民族文学”几个字似乎解释也稀释了那异样感，刘大先也以清亮、音线稳定的笑声迅速融入了现场氛围，每笑起来，脸上都缀着两个酒窝，有几分少年般的羞涩。后来吃饭时，面对一位朋友的玩笑，刘大先嬉笑着引了波德里亚的一句话反击，分寸精准、力度十足，让人见识了学者的犀利。
    熟了之后，聊起以往的经历、平常的状态，知道了刘大先六安—芜湖—北京—纽约—北京的求学经历，知道国内县一级的少数民族区域他至少都跑了一遍，再去读他的文章，和他交往/喝酒，我明白了第一次见他时感受到的那“异样的气息”是什么——那是行走与行动对一个人的造就，是自然的亲和与天然的距离二者间的微妙平衡，是一种在我们平常生活圈子里已经不多见的力，野生的并未被学养完全规训的力。持续不辍的行走、行动，不自觉向外散发的力，已在刘大先的思想深处植根，浸透了他的写作、文字，而他在城市里的日常生活，似乎也深受这力的怂恿与撕扯。海德格尔曾说“从常人中收回自己”，哪怕仅仅就字面意思而言，这个时代的青年学者、作家也都面临着如何“收回自己”的命题，刘大先也不例外，他迄今的行动与著述，落实到这句话上时，呈现出典型与独特相结合的面貌。在刘大先身上，我们看到一个有所作为的，让自己在含糊的时代图景中变得清晰的青年学者、批评家是如何完成自身知识积累，并在接受知识塑造的同时，又如何面对知识挤压，尝试不断唤醒自己，以保持一个完整、丰盈的主体。
    “一个人在生活中所实现的，无非就是变换方式弥补童年的尝试”——有关青少年时期，刘大先经常提到几件事。一是在普遍阅读饥渴的时代，他有着对于乡镇少年而言，算得上丰富的阅读选择。小学在一家文化站里读到了《朝花》《儿童文学》《童话大王》《少年文艺》等时代标配的期刊，甚至超标地读到科幻小说乃至宇宙大爆炸理论。上了中学，则从租书摊上读到了金庸、古龙、温瑞安、三毛等诉诸感官与情感的作品，虽然事后看来，这份书目在最能被吸收的阶段提供的营养过于简单、单一，但它们却也并无多少偏差地奠基了一个人的情感与认知模式。至少，在塑造了阅读习惯的同时，保持了阅读的饥饿感。“至今我还记得在烈日的树荫下读雨果和狄更斯的情形，午后的疲乏会不期而至，等醒来的时候，皮肤被罡风吹得干燥麻木，头脑也像脱水似的。那时候，没有想到将来某一天会以读书治学作为职业。”另一件事则是父亲的影响。抛开弗洛伊德机械的论调，一个男孩通常经由自己的父亲成长为一个男人。有时他顺着父亲的道路，有时他逆着父亲的方向，但不管怎样，他都会在某个时刻意识到，自己骨子里和父亲是多么相像。刘大先记得很多他父亲的细节，比如他在《时光的木乃伊》一书后记里提到了父母的名字，并将书献给他们，病榻上的父亲高兴地向亲戚提到“在书”这个词，兼具自豪与安慰；比如联络召集横跨安徽、江苏、山东数省的族人，主持修订《刘氏家谱》，从明洪武续至当下；以及雇佣全村的精壮劳力，挖掘了一口几十亩的池塘。尤其挖池塘这件事，是父亲一生浓墨重彩的一笔，既带来了荣光与收益，也因为洪水泛滥而让父亲一蹶不振……这些记忆的碎屑和南方的湿意、乡村的声响、小镇上的台球厅与游戏厅、成长中所见识并始终记得的特立独行者等，是浸润刘大先成长的营养液，也是他的底色。
    “我之前学的是汉语言文学教育，硕士读文艺学，博士攻现代文学，因为工作的关系颇多着力于少数民族文学，在游学中又对比较文学和社会学多所用力。”以几句简略的自述，刘大先清楚交代了他所做的学术准备，通常运用的思想资源。对于西方哲学、思想发展脉络的把握，让他在面对一种文艺思潮、思潮代表性作品时，能够准确判断背后的原因与动力，并且相当精准地判定其诉求，能够抵达的程度。现象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殖民理论、新历史主义……这些理论都不是刘大先拿来练手的术语、套路，也不是生硬的标准，强硬地要求作品削足适履，完成一次理论操练。更需要明确的是，这些理论在“为我所用”之后，实实在在地为刘大先准备了完整的视野，让他知道一部作品所处的位置，它能够提供的及其匮乏的。也是这样溢出了单纯文学批评框架的思想资源，让刘大先在表述自己的文学期待时，实际上展现了对时代的洞察。文学的呼喊也不再仅仅是一种叙述的需要，而成为了对“新人”的展望。“通过发明一种新的书写，导向心灵的自由和对世界的重新认识，这在技术复制时代反而成为稀缺资源。这样的文学依然允诺想象力、思考力和超越性，而不仅仅沉溺于满足庸众日益懒惰的阅读习惯、碎片化的思维和低级的欲望需求。”
    对大多数读者乃至文学研究者来说，“少数民族文学”是熟悉的陌生存在，在论述当代文学时，总要为其留出一席之地，但对于其渊源、现状、在构建“当代中国文学”中的作用，以及有哪些重要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家、作品，却又不甚了了。“只有鄙陋粗简的研究，没有边缘的研究对象，关键在于研究主体自己的学术格局和气象胸襟，所以暗暗希望自己能够在批评及理论上有所建树”——刘大先将已有的学术、思想准备带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将传统研究路径与现代研究视域相结合，把原本是“少数的”研究对象带到了“主流的”范畴里。他首先在前人基础上，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国民族的建构、国族认同的源流、少数民族的认定、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厘清、少数民族文学的知识化与制度化等概念以及研究对象，进行了必不可少的梳理。进而，对于新时期各民族文学的多元化与现代性，对于“中国文学有没有一种现代性之外的本土可能存在？”这一问题，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如果有，那么应该自中国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互动交往始。”这样的梳理与意识，让刘大先在论述少数民族文学相关问题时，有着充分的历史意识与现场意识，不进行可有可无的泛泛之谈，但又绝不拘泥于一个个具体的点，以致放弃整体性的观察、超拔性的反思。这也使得刘大先无论是在论述当代少数民族的创作、评论具体作家的作品，还是在反思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自身时，都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立论勇毅、断言斩截。“强调主体间性就是强调少数民族文学不是某种抽象‘中国文学’的次生单位或是一个层次的东西，它和主流/汉族文学都是平等的主体”“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统一的需要，我们自然可以说‘多元一体’指导思想具有权威地位，但是应用于文化和文学的实践，那只是作为‘底线’的存在”——这里所论及的，已经不再仅仅是“少数民族文学”或“文学”。
    无论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田野调查还是人类学考察，“他者”都是刘大先的关键词，他者/自我也是他论述的基本结构。在一个研究语境里面，何谓他者，他者的结构、性质，这些辨析是立论的出发点，自我借助他者，可以反观自身得到什么，又能对自己有什么样的促进与改变，进而这种通过观察他者来反观自身得到的东西又如何进一步深化对他者的认知……理论上，可以无限地层层往互地分析下去。不过刘大先无意在具体的文化研究、文学批评上进行思维体操，他通常只进行一两次的结构运用，以剥开论题的外衣，见到新鲜的质地。“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往往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他者’眼光，以此眼光可以重新认识‘中国’，发现‘汉族’乃至‘中华民族’的意义。”“空间对于定义‘他者’群体起着关键性作用：在被称作‘他者化’的过程中，‘自我’和‘他者’的特征以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建立了起来。”他者/自我在这里不是二分结构，也不是主流/边缘模式（尽管实际上通常是对应的），而是观察的理路，是审视范围的扩充。也是在这个结构的充分运用的基础上，刘大先提出的“文学的共和”概念，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与实践召唤力。“‘文学的共和’，即意指通过敞亮‘不同’的文学，而最终达致‘和’的风貌，是对‘和而不同’传统理念的再诠释，所谓千灯互照、美美与共；同时也是对‘人民共和’（政治协商、历史公正、民主平等、主体承认）到‘文学共和’（价值的共存、情感的共在、文化的共生、认同的共有、价值的共享、文类的共荣）的一个扩展与推衍。”
    和这个时代的很多作家、学者一样，电影是刘大先主要的消遣、娱乐方式，也是他最常用的独处、自我调节方式。刘大先写有大量的观影笔记，并出版有《时光的木乃伊》《无情世界的情感》二书。大概是观影时自然形成一定程度的密闭空间让人松弛，影像又非常容易将人代入，不自觉地回忆往事、流露情感，看电影的刘大先尽管仍然带着学者的惯性，自觉地捕捉影像里面的符号，找到可阐发的立足点，揉入大量的思考，但他偶尔对观看某部电影时自身状况的泄露，只言片语间夹杂的愁绪、快意以及复杂的情绪起伏，反而具有了无法替代的意义。“观影的文字则是另一种将个人经历、体验、感悟、兴会、阐发、解释铆定下来，使之成为时间的木乃伊的一种方式。”刘大先的“时间的木乃伊”独特之处在于，它们不是对电影进行技术分析，不停留在某一镜头某一片段上，也不是在所谓商业电影、艺术电影之间的拣选与站队，它们面对的影像世界更为宽阔，具备对所有电影一视同仁的博爱可能，没有什么电影是不可以看的，也没有什么电影是不能够谈论的，唯一的前提是它触动了观看者，让他有言说的欲望，更进一步，有不得不说、一吐为快的郁积。需要提到的是，在刘大先涉猎的电影中，有大量普通观众/影迷难得见到，见到也兴趣缺缺的国内外少数民族题材的纪录片和剧情片。如果说此前的“少数民族文学”作为刘大先的研究对象之一，与汉语文学/主流文学呈现静止的并立或者缓慢的对流关系，那么在这些更直接、在加速的影像中，我们可以期待将“特定时期的社会变迁和情感结构归档”。
    刘大先是个行动力极强的人，多年如一日地保持高密度阅读、写作只不过是这种行动力容易探测到的外显。刘大先有着规律的以跑步为主的运动作息，他运动并不是像都市时尚男女一样，为了保持苗条的身段或者塑造可以秀晒的肌肉，而是为了保持精神方面的饱满度，以及为需要时的专注做好储备。作为立志走出书斋，让行动、行走与研究、学术相互助益的研究者与著述者，刘大先也必须有一副强壮的筋骨。数一数这些年他到过的地方，新疆阿勒泰、塔城、喀什、察布查尔，广西田阳、云南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海南五指山、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湖北长阳……再看看他文章后面习惯性署上的文章完成地，就知道这是一个首先将行动力转化为活动半径的人。出门不是为了走马观花，在路上也不是为了热泪盈眶，只有贴近现场、田野调查，才能知道诸如田阳敢壮山的布洛陀神话的重塑过程，才能知道商业逻辑在何等程度修改了一个地方的整体记忆。也正因为在现场，看到混杂的蓬勃的文化场景如何与当地人的生活相交织、纠缠，才抛弃了拘囿在书斋中的知识分子对精致的无止境追求。“这才是我们时代的美学：粗劣、简陋、真正的实在，它富于活力，从不止息，无法被任何既定的界定所束缚。这才是民族民间的活力所在。”“生活本身同表演发生的结合，无法分割，这其实造成了一种新形态的生活方式，进而改变了文化和美学的生态。”这些因为行动而积淀的认识反过来又推动了刘大先的行动，让他不惮于在一些敏感重大的问题上分享自己的识见，以类似《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西藏表述》《新疆：文化安全与国家认同》这样的文章履行着一个知识分子在更大层面上的责任。
    常人对此在的攫取，常人以公众意见的形式让此在消散/沉沦，这始终为海德格尔关注，要“收回自己”，就需要从常人及其所表述的公众意见、表述公众意见的方式中脱身。换算成写作者的问题，就是如何从一种公众的复数的写作惯性中挣脱出来，停止以现成的套话绕圈，真正给出自己的必要性。这是一种左右互搏的焦虑，是写到一定阶段，清楚如何让他人听到、掌握如何自顾发声之后的博弈。博弈是判断和选择，但焦虑并不在此之后停歇，它需要新的完成来暂时缓解。刘大先显然意识到了自己身上这种焦虑，外放的指向清楚的研究与批评已经不让他满足。于是，在《猥琐》一文中，刘大先大胆地挑战（也可以说挑衅）自己，局部地放弃已经非常熟练的作文之道，绕过通常的论证与逻辑推理，直接面对事实下判断，高密度的格言式语言、无处藏身的时代表征、慧黠的个人体验三者糅合，赋予了一个词语烛照当下世界的光芒。
    当刘大先在《猥琐》结尾讲出那个齐泽克式的场景时，他找到了“诚实、正面而又一针见血的态度”，他也在挣脱常人，收回自己的过程中找到了新的更具能量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