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泊宁 摄
    我走过很多弯路现在看来都没有白走 无论身处什么时代作家都需要去追问
    李骏虎的创作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个人体验式的创作；第二个阶段为寻根文学；第三阶段为历史写作，如今他正处于第四个阶段的写作。对这个阶段的创作他寄予很高期望，希望能把托尔斯泰的终极追问、巴尔扎克的时代逼近和福克纳浓郁的地气结合起来，写出一部对社会生活能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对当下时代的发展能有反观、借鉴或者推动作用的作品。
    李骏虎，1975年生，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出版有长篇小说《奋斗期的爱情》《公司春秋》《婚姻之痒》《母系氏家》《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中短篇小说集《前面就是麦季》《此案无关风月》《李骏虎小说选》（上、下卷），随笔集《比南方更南》，散文集《受伤的文明》，评论集《经典的背景》。曾获第四届山西新世纪文学奖、第十二届庄重文文学奖、第五届鲁迅文学奖、2007-2009年度赵树理文学奖及赵树理文学奖荣誉奖。
    □本期对谈嘉宾 李骏虎
    青年报特约对谈人 舒晋瑜 周俊芳
    
    李骏虎2015年冬在北京。
    1 我走过很多弯路，但现在看来都没有白走，大量的废品生产过程中也获得了很多的宝贵经验。
    舒晋瑜：你的写作顺利吗？是否从一开始写作就发表作品？是怎样走上写作之路的？
    李骏虎：我的写作是受到父亲的熏陶。在我童年时，父亲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狂热的文学青年之一，因此可以说在我根本不懂什么是文学时，它就成为了我潜在的理想。我少年时，把文学当理想来喊口号，喊着喊着，它真成了我的理想。在理想的推动下，我从小学时就尝试像大人一样写小说，有些东西就在潜意识中积累了下来。
    于是，1994年当我完成第一部短篇小说《清早的阳光》时，无意识地调动了所有的积累，包括乡村生活经验、民间故事、刊物阅读等等。那部小说让当时的《山西文学》编辑祝大同老师很是吃惊，他不相信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能写出那么诡异的小说来，很激动地写了编稿手记。在那篇手记中，他同时忧心地指出，如果缺乏生活积累，李骏虎很可能昙花一现。不幸被他言中，之后很多年，我几乎没写出什么像样的东西。
    直到1997年，我上中文系的弟弟给我带回一套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我才被真正打开，并且一发不可收。感谢当时《大家》的主编李巍老师，慷慨地同一期给我发表了两个中篇、两个短篇，还有一张整页的照片，那是2000年的初冬，我第一次在文坛浮出水面。
    舒晋瑜：从起步到现在，你经历了怎样的写作变化？
    李骏虎：我的创作经历了和正经历着这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写个人体验，是一个年轻人从农村来到城市后对爱情、人性、社会的感知书写，这个阶段有很多作品，短篇小说如《流氓兔》《局外人》《解决》，长篇小说如《奋斗期的爱情》《公司春秋》《婚姻之痒》，当然更多的文字谈不上是作品，只能说是练了笔，回报是当了一回畅销书作家并获得了庄重文文学奖。
    第二个阶段是寻根写作，回归到自己最熟悉的农村，以故乡的风土人情和人物为对象，书写他们的精神和生存方式，这是最得心应手的一个阶段，作品不多，但带给我的荣誉最多，比如中篇小说《前面就是麦季》获得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母系氏家》获得赵树理文学奖。
    第三个阶段在我的计划中原本是要写当下，写时代、写城市和社会，但我发现我没这个能力，我把握不住时代脉搏，也看不清时代方向，更不知道这个时代人们恒定的价值观念是什么。于是为了锻炼自己的眼光和思考，我决定先选取一个历史阶段来做个深入研究，也就是说通过对历史的认知和历史小说写作，来锻炼自己的历史眼光，然后再用历史眼光来观察当下。于是乎，第三个阶段就变成了历史小说写作，我选取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通过东征山西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那段历史，在中国作协的帮助下我到晋西南定点深入生活，采访并搜集各种资料，写出了一个中篇《弃城》，和长篇小说《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
    我的终极目的是第四个阶段，能够像巴尔扎克一样书写当下，我正在慢慢找感觉。
    舒晋瑜：在创作上，你有过怎样的探索？是否也有状态不好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最大的瓶颈是什么？
    李骏虎：我走过很多弯路，但现在看来都没有白走，大量的废品生产过程中也获得了很多的宝贵经验。我自我感觉模仿能力很强，从王小波到雨果，都执着地模仿过很多年，写过很多作品，后来渐渐摆脱，但当摆脱后，他们的一些东西其实已经深入骨髓，所有作品中都浮现着不可磨灭的影子。
    我最苦恼的是，自己是一个理念先行的作家，说得比写得好，能想到但做不到，总是觉得写出来的东西没有想象中的好。但问题还得慢慢解决，经验还得慢慢积累，比如长篇小说的大历史背景问题、命运感的问题，人物塑造的问题，要达到自己理想中的样子，不是一日之功啊。
    在外界看来，我的转型似乎是刻意的，但我知道是遵循了自身的创作规律的，我在最有激情的年龄写个人体验，在走向成熟的年龄写自己最熟悉的乡村，在有一定阅历之后写历史，以后再在把握一段历史规律之后写当代，这都是有点“随波逐流”的感觉的。
    舒晋瑜：你希望自己成为怎样的作家？
    李骏虎：写小说写了这么多年，原来没有形成过自己的写作理想。从刚开始的激情式的写作，到后来跟上的玩什么主义，到后来慢慢回归，实际上有了自己的写作理想也就是近一两年的事情。一个什么样的理想？就是想写出一部对社会生活能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对当下时代的发展能有反观、借鉴或者推动作用的作品。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我自己感觉这个方向越来越坚定了。托尔斯泰的终极追问，巴尔扎克的时代逼视，未必不能和福克纳浓郁的地气结合起来，试试总是好事情。
    舒晋瑜：“70后”作家好像很少有人挂职吧？我只知道鲁敏有过挂职。你去山西洪洞县挂职，具体担任什么职务，只是挂个虚名还是真枪实战？
    李骏虎：鲁敏挂过职吗？我们是“鲁七”的同学，好朋友，但没听她说过啊。倒是我经常向她吹嘘我挂职时的政绩斐然。我挂的是县长助理，其实是副县长的角色，分管过文化、体育、新闻、广电、教育、保险、石油，协管过林业、旅游、科技。
    从2005年到2009年整整干了快满一届，建设了洪洞县文化活动中心、重修了飞虹影剧院，把洪洞县失去的全国文化模范县的称号又夺了回来；并且创造了一项至今全国县城无人能破的纪录，那就是同一个年份成功申报三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分管教育的时候，完成了省属、市属三家国企的学校的数百名教师和数千学生的移交地方工作，还当选为洪洞县的第十三届人大代表。
    至于上山下乡、走村入户那是家常便饭，想方设法帮助老百姓解决饮水困难等事情就更多了。至今洪洞人都喊我李县长，对当年的文化县长，那是“到处逢人说项斯”啊。有一度我总觉得自己在政府工作方面比写作上有才气。
    舒晋瑜：能谈谈挂职对自己创作的影响吗？作品和挂职之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李骏虎：挂职体验生活，得以近距离地直面社会现实，亲身体验老百姓的生存环境，深刻体会到生活远比想象要精彩，它就是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四年的挂职体验生活，同样改变和形成了我的文学观念，使我从各种探索主义和先锋流派渐渐回归到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来。
    通过对古今中外经典的阅读，我发现，其实现实主义才是最先锋的，走现实主义道路的作家，是最具有探索精神的，他们直面现实、直面矛盾、直面人的生存困境，同样直面人的精神困境，他们是时代的代言人，也是历史的记录者。
    放眼世界文坛，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等等，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灿若星辰，那些引领着人类永不停歇的精神脚步的大师，那些烛照我们心灵的伟大作品，莫不是源于现实主义道路上的实践者和探索者。他们为人类留下不朽的精神财富，他们对芸芸众生的悲悯情怀，他们对人类博爱精神的讴歌，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的脚步，也成为后辈作家仰望的灯塔和精神导师。
    2 我第二次退出赵树理文学奖终评，我觉得自己是副主席就要有个姿态，把获奖机会让给比我更需要的作家。 
    周俊芳：作为山西省作协驻会副主席，你如何评价山西文学界的最高奖项——赵树理文学奖？
    李骏虎：从赵奖恢复评奖以来，我每届都是评委，后来工作调入省作协，又成为了组织方成员。我认为赵奖最大的贡献就是发现和推出了很多山西的优秀作家作品，它经历了文学界喧嚣浮华、好大喜功的那个漫长阶段的考验，始终坚持关注本土文学发展，没有为了赚取眼球和浮名而把评奖范围扩大到全国，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特色和坚实的文坛地位。但它在创作风格的接纳上又是开放和兼容并蓄的。
    周俊芳：最近你公开声明你的长篇小说《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退出赵树理奖的终评，令许多人不理解，议论纷纷，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李骏虎：这是我作品第二次退出赵奖终评。上届我的中篇《弃城》入围终评，我就选择了退出，当时的原因是我刚当选省作协副主席，我觉得既然已经是副主席了，就要有个姿态，把更多的获奖机会让给比我更需要这个奖的作家。
    本届再次退出并公开声明，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出于健全赵树理文学奖评奖机制的考虑。我是评奖办公室的副主任，属于组织方，应该出于避嫌而退出评奖，我希望能通过努力使赵奖形成严格的回避制度，只要是组织方人员，或者是其他奖项的评委，或者是参评作品的编辑、出版者，都应该退出参评或者退出评委；二是上届我的长篇小说《母系氏家》已经获过赵奖长篇小说奖了，本次申报也是出版方的意愿，觉得《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算是去年比较重要的作品，不申报太可惜了。入围终评后我一直心里不安，觉得应该退出，把机会让给没获过这个奖项的作家。经过与出版方负责人的沟通，意见达成一致后就公开声明退出终评了。
    周俊芳：你对山西新锐“晋军崛起”，有着怎样看法，或者说，对山西文坛的现状怎么看？有哪些期待和展望？
    李骏虎：其实山西中青年作家梯队的建设也像很多兄弟说省份一样，经历过青黄不接的时代，比如说在“山药蛋派”的辉煌和“晋军崛起”之后，一度形不成整齐的创作队伍。难能可贵的是历任的省作协领导及时地发现了这个苗头，把培养和发现中青年作家工作作为重中之重。
    经过十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山西“60后”、“70后”、“80”后三个年龄段都涌现出了很多优秀作家、新锐作家群体。这期间山西有一位作家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一位作家获得了雨果奖，六位作家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五位作家获得了庄重文文学奖，这在全国文坛也是不多见的繁荣景象。虽然“60后”以降的山西作家里还没有出现陈忠实、贾平凹那样的文学大师，但创作势头欣欣向荣，精品力作迭出，已经具备了出现大作家的土壤和条件，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周俊芳：近来，你相继在晋中市、祁县两地为基层作者进行多场文学讲座，你认为其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李骏虎：我是在今年十月份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阿根廷和智利回来之后下基层做文学报告的，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希望分享我的心得，提醒作家们要加强自身的修养。我讲小说艺术，技术层面的东西要少一些，主要讲一些理念层面的东西。这也是我自己从19岁开始写小说以来的经验和教训。
    我个人认为，如果想要把小说创作好，仅仅通过阅读小说作品去学习，会走很多弯路，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小说家和作品，可能要花很多年去学，但往往学到的只是些皮毛。可能短期内觉得进步很大，也很快，越学越像，但过一段时间或者过上很多年才会发现，他的语言方式不是你的，他认知世界的方式也不是你的，你甚至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写，学得越像，丢失的自我越多。因为每个作家特质不一样，包括他的先天性格、生活环境、受教育背景，甚至是自身命运、经历、家人等等，这些都有会影响到作者性质的养成。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个相同经历的人，更不可能有两个价值观完全相同的人。
    文学作品的伟大首先是作家本身的伟大、他思想的伟大，是作家跟这块土地、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思想的融合与升华。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凭天分出点小名，然后就沾沾自喜，渐渐发现打不开自己了，于是疯狂阅读经典作品想获得秘笈。现在看来，这是一个误区。因为作家不是单一的人，他是一个庞杂的人，你无法仅仅通过他成型的作品去学习到他真正伟大的东西。
    
    李骏虎向博尔赫斯秘书阿利法诺赠送书法。
    3 只重艺术不重技术，不知道怎样培养天才的成长，放任自流恐怕会毁灭很多天才。
    周俊芳：能不能介绍一下你的新作《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
    李骏虎：这部作品获得了第四届汉语文学女评委奖最佳叙事奖，评委认为：李骏虎的长篇小说《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具有文学与历史的双重价值，作品围绕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组成抗日先锋军东征山西的这段历史，以当代立场和视野，首次呈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救亡史及其复杂性，史诗般再现了中国共产党推动全面抗战的历史功绩，以及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战场形成的伟大意义。在救亡图存的主题下，作品成功刻画了不同立场的历史人物的精神发展轨迹，形象地再现了他们在重要历史关头做出抉择的过程。
    舒晋瑜：您认为作家能够培养出来吗？可以谈谈鲁院学习对自己的影响。
    李骏虎：写作除了艺术感觉外，还是讲究方法的。在美国，作家培训班跟厨师和汽修工培训班一样，是个技术活儿，怎样开头，怎样结构，怎样设置悬念，怎样高潮，怎样结尾，那都是有很多方法的。我们是个矜持的国家，习惯把一切东西形而上，只重艺术不重技术，不知道怎样培养天才的成长，放任自流恐怕会毁灭很多天才，《伤仲永》就是个典型案例。
    所以说，要想写好小说，它是有方法的。作家只顾闷头写作，不知道站起来审视自己的写作，不知道总结艺术方法，终究是成不了大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院对作家的意义就是当头一棒，喝醒你对文学的迷途，引导你的艺术感觉。毫不夸张地说，我就是在鲁院听到胡平老师讲文学要“照亮”灵魂，才猛醒的。写那篇获鲁奖的中篇《前面就是麦季》时，我时时在想着怎样“照亮”。而这个题目，也是在鲁院课堂上听韩作荣老师讲诗歌美学时，听到他念了一句诗“前面就是夏天”，我变通过来的。
    舒晋瑜：读《母系氏家》觉得很亲切，连主人公的名字都散发着泥土的芬芳。包括你其他的作品，地域色彩也比较浓郁，你觉得这是山西作家的特长吗？
    李骏虎：我从小就从我父亲订阅的《汾水》（《山西文学》前身）上阅读“山药蛋派”老一辈作家的作品，受到的影响可谓深入血脉。但后来受西方文学经典影响很大，比如哈代的小说，因此《母系氏家》里的主要人物和前辈山西作家笔下的是有区别的。
    秀娟这个姑娘，终生未嫁，“质本洁来还洁去”，对她的世界里的人们给予了博大的爱和无限的包容，她是乡村精神世界里淳朴和美好的高度凝结体，她的灵魂是纯净和高贵的。要塑造这样一个菩萨和圣女般的人物，用中国话本小说的技法是无法完成的，只能借鉴西方名著的方法去刻画她的精神世界。
    好在，我阅读过许多大师们的杰作，他们能够像上帝一样指引迷途的羔羊，使它回到丰美的草地，也能使我的精神回到我笔下的故乡。还有一个不同是，《老井》《厚土》里面的乡村是苦的，而《母系氏家》是暖的。
    4 现在文学之所以被大众边缘化，是作家精神矮化的结果。
    舒晋瑜：你如何评价当下文坛？认为当前文学创作有什么问题吗？
    李骏虎：我觉得当下的作家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精神的矮化，是白话小说史以来的一个最大低谷。
    纵向来比较，从中国新文学的发端开始说起，实际上是1917年到1949年之间，这个时候是国难重重，作家们在作品当中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情绪，忧国忧民，同时鲁迅这些人的作品对国民的精神、人性与尊严给予了好多反观与思考、批判。当时的中国作家的理想是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新中国，这就是1919到1949年之间作家的理想，而当时西方文明已经很发达了，横向比较，西方的作家在做什么样的研究？他们对当时发达的文明，已经开始反思了，甚至开始对宗教信仰也开始进行一种追问、反思、批判。无论纵向还是横向比较，作家要写什么，写这个东西要干什么，他们都有精神向度。
    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这30年，反过头来看，实际上很可能是一种副本写作，欧美文学的一个副本写作，除了咀嚼人家的精神剩饭以外我觉得是没有什么精神向度的。到了现在文学之所以被大众边缘化，实际上也是作家精神矮化的结果，出现了很多伪现实的作品，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作家又沦为枪手，文学作品沦为影视的仆佣。
    我感觉新世纪以来小说家最缺乏的是怎样把握时代的脉搏的问题。这之间有许多作家，他们是非常敏感的，比如柯云路写《新星》，比如贾平凹的《浮躁》，写一个社会转型期人们的那种精神失落，后来又到《废都》，写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的过程当中人的信仰缺失，我觉得作为作家来说都是非常敏感的。
    但是现在咱们这个时代的脉搏是什么？我们已经把握不住脉搏，但是能看到一些表层现象，时代已经从一个多元化的价值观发展到一个很单一的价值观的时代，就好像卡尔维诺对19世纪作家们表现的那个时代有一个说法，我们现在也正是处在一个以经济观点来思考的社会。为什么经济学家能够看到社会运行规律和本质，文学家看不透，正是因为咱们正处在一个以经济观点来思考的社会，我们能否看到现实，能否去判断它，去把握它，去表现它，恐怕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理解难题，更是一个写作难题。
    5 对于作家来说，正常和不正常都是需要你批判和追问的。
    周俊芳：有没有下一阶段的写作计划？
    李骏虎：目前主要的创作计划是完成《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的第二部《中国战场之表里山河》，还有完成入选中国作协2015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的长篇小说《巨树》。
    舒晋瑜：希望了解你的阅读状况。在你成长的过程中，谁对你影响比较大？
    李骏虎：对我影响最大的当代作家是王小波先生。我1997年到2007年十年间所有的小说，都是模仿王小波先生风格的，有8篇30万字，后来专门结集了一本《向王小波致敬》。我认为，评论界把王小波的小说界定为“黑色幽默”是浅显的，实际上，王小波的创作已经达到了艺术的最高境界：荒诞。小说中的讽刺意味与苦涩的幽默结合在一起，通过不确定的时空和人物来表现作品思想内容，将现实中的具体人物抽象化。他的小说已经达到了“在故作平淡无奇的日常形式中表达出反常的内容”，使不受制于现实的事件，显得“比真正的生活真实还要现实”。在当代中国作家里，无出其右。
    我阅读的第一本名著是小仲马的《茶花女》，第二本就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第三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无论是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都给予过我精神的陶冶和视野的开拓。后来我多年着迷于阅读雨果，搜集购买到他所有版本的全集和作品，凡我有房子的地方，都有一套雨果文集。他是公认的浪漫主义大师，但他笔下的芳汀的悲惨命运，主教对冉阿让人性的转变，以及他对宗教的长篇累牍的评述，还有他笔下拿破仑的滑铁卢之败都是那样的直击人的精神归宿和人类社会的本质以及人生的苦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雨果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我所有的作品都摆脱不了他们的巨大阴影。
    现在，我打心眼里喜欢托尔斯泰，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妮娜》。而且我已经理解，现实是文学上一切主义的起飞点和落脚点。我说最先锋的就是现实主义，正是因为现实的“超验性”。而我坚定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也正是看到了它的包罗万象涵盖一切，在我的所有作品中，即使是最“现实”的作品，也总是不自觉地运用着“超验”，它仿佛神性的东西，赋予作品以灵性。我不认为现实主义的创作束缚了我以前作品里明显的超验性，相反，我觉得是现实赋予了超验更大的艺术表现力，超验之于现实主义，就像闪电在乌云和大地之间蹿动。
    舒晋瑜：您对目前的生活状况满意吗？
    李骏虎：我很高兴自己能从事自己最感兴趣的职业，兴趣和谋生成了一回事会让人感觉幸福，其他的苦恼皆可视为创作财富，比如说无论我们身处什么时代什么社会，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正常和不正常都是需要你批判和追问的。不能说和平时代就不是大时代，就像不能说风云变幻的革命时代是理想社会一样。生活有时候很有意思，比如说我是个作家，但因为公务员身份而不能评职称，所以我现在连三级作家也不是，但这都不重要，对于一个有理想的作家来说，现实状况如何都不重要，都是财富。
    （舒晋瑜，《中华读书报》记者。周俊芳，《三晋都市报》记者。）
    青年作家系列访谈由鲁迅文学院协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