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范玮
    
    作代会期间，范玮与莫言的合影。
    11月30日至12月3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聊城市青年音乐家张小军和青年作家范玮作为聊城代表参加，这也是聊城市首次有代表参加此项全国文艺界盛会。
    范玮，聊城市东阿人，经商，业余作家。代表作有小说《太平》、《孟村的比赛》、《刺青》、《出故乡记》等，多篇作品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选载。曾获山东省泰山文艺奖，中国作协会员、山东省作协第二批签约作家、聊城市文联签约作家、聊城市作协副主席、齐鲁文化之星。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选择这项事业的初衷是什么？
    范玮：从高中时期开始写作。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职业作家，是业余爱好。之所以写作，是因为感觉生活中有许多缺失，而写作能够补足那些缺失。人在生活中“挣扎”，可能会遇到不如意、不满，通过写作的想象力，能够与生活中的不如意进行对抗或者与生活的不满达成和解。
    记者：在这二三十年的写作生涯中，写作让您第一次感受到成就感是什么时候？
    范玮：写文章，最重要的不是发表。具备了写作的能力就是具备了做梦的能力。一般人晚上做梦，而写作者白天也会做梦，有梦想就有希望。坎贝尔曾说过，“神话是公开的梦，梦是私人的神话”，它会一直指引着你。
    如果按另一套标准来判断所谓的成功，那是94年或95年，我第一篇处女作《老元和老田》发表的时候。当时是寄给了《芒种》杂志，它是中国文学期刊“四小名旦”。稿子寄给杂志后，编辑非常喜欢，给我发了两篇，并配了一篇评论。小说发表后被人民出版社的一个选刊杂志选载了。对于一个年轻的作者而言，也是很幸运。
    
    范玮与毕飞宇合影
    记者：您的小说写作灵感一般来自哪里？有哪些故事是取材于聊城或者东阿本地的？
    范玮：所有的写作都离不开自己的生活经验。作者更多是调动了自己储存的记忆和经验去写作。我曾举过一个例子，“小说的材料和你的材料是一个转世的关系。你的材料是小说前世，你把你的经验转世成为小说作品”。
    我前期的小说都是写现实的东西，几乎是照搬生活。后期就发生了变化，因为对小说的认识改变了，认识到一篇小说必须经过情感、思想方面形式化的处理。小说的现实不是真正的现实，它更多的是在写可能、写存在。生活中的现实和文学中的现实是不一样的，现实从哪里结束，小说从哪里开始。
    一个写作的人离不开故乡，一个作家无论怎么写都是在写自己。米兰·昆德拉说“ 任何时代的所有小说都关注自我之谜”。这个“故乡”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但故乡与个人的关系肯定是血肉相连、无法割裂开来的。早期的作品，如《出故乡记》、《老元和老田》、《玩笑》、《黄瓜园》，还有后来的《东野湖》，大部分都是在写故乡。
    记者：您认为写作在您的人生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有没有哪些经历，对您的写作影响比较大？
    范玮：写小说对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它之于我，就像宗教。没有宗教心会乱跑，它能把乱跑的心拽回来。
    印象中，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事有两件。一是对写作认识的转变。我原来写的是照搬生活的小说，有一年在河北采风时，我的一位朋友，获过鲁迅文学奖的李浩，他做了一个十分钟的交流发言，那对我来说是天翻地覆的十分钟，它颠覆了我十几年来的写作观念。回来后，我就开始读书，去写理想的小说。一年后，我把作品寄给李浩，他果然很满意，那本小说，就是《刺青》。
    还有一件事就是省作协的签约，我是省作协第二批签约作家，签了三年。我原是个“低产欠收”的写作者。可签约作家不允许低产，每年必须有12万，相当于是原来十年的写作量，这既是压力，也是动力。在这期间，写作上也实现了“质”的突破，《太平》、《出故乡记》等许多作品被评论家评述、被中篇小说选刊转载。
    记者：您的主要职业是经商，在很多人的认识中，商人和作家这两个概念离得很远，您是如何在这两种角色中平衡的？
    范玮：写作离不开生活，经商就是生活的一种。写作不是纯粹书房中的事，你不了解这个世界，又如何去更好地表现它。写作要扎根基层，而我就生活在基层。经商与写作，两者并不矛盾，反而是种优势。文学创作首先来自于生活，但更重要的是脱离生活，去抽象概括，那就是思想上的概念了。
    
    范玮与苏童合影
    记者：这次作为聊城代表去参加全国作代会，能否分享一下您的经历和感想？
    范玮：大会上，习总书记的讲话既可看做一篇理论，又可视为专业的文学作品。他说，“面对生活之树,我们既要像小鸟一样在每个枝丫上跳跃鸣叫,也要像雄鹰一样从高空翱翔俯视。”这其实说的就是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小说只写生活肯定是不行的，还要有抽象概括的能力，这是一种高级思维活动。
    再一个大的收获，就是与同行作家们的交流，身边都是大家名家，自己被巨大的文学氛围包围着。比较幸运的是和莫言的接触。我内心里把莫言当导师，虽然以前没有近距离交流过，但从心灵、情感上，有很多东西能够和莫言达成呼应。我的一篇小说《像鱼一样飞》，很多评论家就说很像莫言的风格。
    作代会期间，一个休息间隙，我走过去与莫言交流，莫言一听我也是山东来的，就说“坐下聊吧”。还有一次是在餐桌上，我向莫言求证了件事儿，“他之前是否来过东阿”。早在几年前，东阿阿胶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莫言到过东阿，但还不能确定。我向莫言求证此事，他说“到过东阿，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东阿是个很美的地方，让人记忆深刻。”
    我在内心把莫言当导师，但更愿意把他当成“大叔”。莫言把马尔克斯、福克纳当做导师，他去福克纳家乡时，就叫了福克纳“大叔，你好吗”。这源头是一致的，我们都被魔幻现实主义所吸引、所折服、所着迷。
    其实在写作风格上，我有意识的不向魔幻现实主义靠近，所谓内心的亲近，并不是非要和它一样。就像莫言拼命的要躲开马尔克斯，他曾经说“马尔克斯也好,福克纳也好,就好像两个高炉一样,焕发出灼人的力量,我们自己是冰块,一旦靠近了就会被蒸发掉,什么也剩不下”。太“着迷”，反而容易迷失自己，莫言之于我，也是如此。
    
    范玮书房一角
    记者：您在写作领域其实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和荣誉，但却常常将其归功于“幸运”。那在您看来，这些所谓“荣誉”、“奖项”，是否会给您带来些影响？
    范玮：与其说是“作家”或“小说家”，我更愿意称自己为“写作者”。不是说得了奖、获得了荣誉就能说明你写作好。一个写作的人应该对自己有着清晰的判断，无需用一个奖项来证明自己的分量或到达程度。一个好的作家，应该非常清楚，荣誉带来的更多的是外部世界的改变，而写作者的内心是没有什么变化的。一个写作的人，应该时刻保持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否则很难写出好东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