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翻译家屠岸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做《深秋有如初春》，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深秋有如初春：/这诗句石破天惊！/曾经存在过瞬间的搏动——/波纹在心碑上刻入永恒。”在70多年的创作时间里，这位93岁的老人翻译、创作了许许多多的优秀作品。近期，他创作的诗文结集为《屠岸诗文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而其译文集也将随后出版，这些“曾经存在过瞬间的搏动”的诗句将永恒地化为铅字。值此文集出版之际，屠岸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讲述了他在生活、翻译和创作中的经历和体会，展现了他“深秋有如初春”的心境。
    生活：用生命与诗魂拥抱
    在《诗爱者的自白》一文中，屠岸写到：“我是诗的恋者，无论是古典、浪漫、象征、意象；无论是中国的、外国的，只要是诗的殿堂，我就是向那里进香的朝圣者。”屠岸这种用生命与诗魂拥抱的人生态度，起源于母亲从小对他的启蒙教育。其母是当时常州的才女，在他的眼中，“母亲是个了不起的女子”。屠岸幼时家中有这样一副对联：“春酒熟时留客醉，夜灯红处课儿书。”从他读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母亲就每晚教他读《古文观止》和《古文辞类纂》，并且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常州吟诵调）带着他开始吟诵唐诗，主要是《唐诗三百首》《唐诗评注读本》中的作品。他从母亲那里学会了常州吟诵调，也记下了这些诗文。这些诗文成为他日后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基础。在后来屠岸成为父亲、姥爷之后，他继承了母亲的做法，总与子女、孙辈举行“家庭诗会”，朗读、赏析诗歌，真正做到了诗书传家。
    屠岸不仅背下了诗文，也开始尝试写作。1936年的冬天，正在上海中学读初一的屠岸创作了第一首诗歌习作《北风》，其中写到：“北风呼呼，如狼如虎；星月惨淡，野有饿殍。”这首并没有发表的诗作，主要表达了为贫苦人民的艰难而感到悲愤的情绪。那时，他住在上海萨坡赛路（今淡水路）的姨母家里，冬天一出门就看到路上冻死的乞丐。他发表的第一首诗是1941年12月1日在《中美日报》副刊《集纳》上发表的《孩子的死》，“诗中的人物是凭想象描写的，诗很幼稚，但感情真实”。屠岸说：“读了不少诗，感情高涨，觉得需要宣泄，就开始用了诗的形式。”
    屠岸学英语是从高中学英诗开始的，还没有学语法，先学背英诗。当时他表兄奚祖权进了上海光华大学外文系。正是从表兄那里，他接触到了《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作品选读》等。他把100多首英文诗的题目抄在纸上、贴在墙上，然后用“飞镖”远远地掷过去，看扎到纸上的哪一题，便把那首诗找来研读。经过两年多时间，他把100多首诗都研读了一遍。他喜欢上了英语诗歌，特别是迷上了莎士比亚、济慈、惠特曼，后来还包括弥尔顿和华兹华斯等。他痴迷于诗的世界中，甚至有两次走路撞到树上。有一次在理发馆理发，他突然领悟了一句济慈的诗的意思，兴奋地从椅子上跳起来大呼“Eureka！”（音译“尤里卡”，意为：“好啊！有办法啦！”）结果这件事给他带来了“尤里卡”的绰号。根据1940年11月20日的日记记录，屠岸第一次真正翻译的英文诗是斯蒂文森的《安魂曲》，第二年第一次发表译诗——爱伦·坡的《安娜贝莉》。1942年，屠岸考入上海交通大学，不仅可以更加频繁地与表兄讨教，还可以在上海的旧书摊上淘来很多珍贵的外文诗集。
    一边翻译，一边创作，屠岸慢慢走上了文学的轨道。1948年，翻译出版了惠特曼诗选集《鼓声》；1950年，翻译出版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在创作上，屠岸似乎兴趣不太高：“在一系列‘左’的东西的影响下，把我诗歌创作的感觉都消灭掉了。”但有的时候，他也会将一些情思寄托在诗词作品之中。在那些艰难的特殊岁月，屠岸被“扣帽子”，下放改造。在静海干校艰苦的体力劳动之余，他偷偷地写旧体诗，背诵莎士比亚、济慈的诗。这成为支持他活下去的精神支柱。1973年，屠岸回到北京，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直至粉碎了“四人帮”，诗人才迎来了重新歌唱的春天。1985年，他将这些年来创作的诗词作品结集出版，命名为《萱阴阁诗抄》。此后，无论是创作还是翻译，屠岸都迎来了自己的井喷期。如今，近一个世纪走过，这位老人写下的文字，可以说是硕果累累。光是最近推出的《屠岸诗文集》就已经有8册，其中包括之前未发表的写于1937至1938年间的纪实文章《漂流记》。
    翻译：追寻原作的迷踪
    屠岸翻译了惠特曼的《鼓声》、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集》、济慈的《济慈诗选》、斯蒂文森的《一个孩子的诗园》（与方谷绣合翻），以及《英国历代诗歌选》等重要诗集。他说：“在英国诗人中，我最喜欢两个，一个是莎士比亚，另一个是济慈。两相比较，又更亲近济慈。”这份亲近首先来自于一份“感同身受”：“济慈22岁得肺结核，我也是22岁得肺结核，当时没有特效药，这可是不治之症。”于是他便将这位英国大诗人当作知己，并用他的诗歌来自勉。每当感到苦闷时，他就背诵济慈的《夜莺颂》《希腊古瓮颂》《秋颂》以及其他喜欢的诗作。屠岸说：“我为什么喜欢济慈的诗，因为他用美来对抗恶。”由于气息相通，他的翻译济慈的诗显得更加顺畅。2001年，屠岸翻译的《济慈诗选》获得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屠岸说：“真正要译好一首诗，只有通过译者与作者心灵的沟通，灵魂的拥抱，两者的合一。”
    屠岸借用济慈“客体感受力”的诗歌创作理念谈到，诗人自己是主体，客体则是吟咏的对象。济慈的原意是，写诗的时候排除主观精神状态和主观推理要求，把自己变成“太阳”、“花朵”等吟咏对象，然后进行创作。屠岸认为也可以把这一理念移用到诗歌翻译上，就是要求翻译者抛弃自己原来的思维定势，与要翻译的对象拥抱，使灵魂与歌颂对象融为一体。因此，翻译之前要先熟悉作家和作品，更重要的是要能够体会到诗人的创作情绪，使译者的心灵与作者的心灵契合。
    提到翻译艺术不能不提严复所要求的“信、达、雅”，而屠岸经过多年的翻译实践对此深有体会。他说，严复讲的“信”是忠实于原著；“达”是语言畅达，让读者看得懂；“雅”，用我们今天的理解，应该是要保持原作的语言风格。其中，“信”是核心和关键。任何一个译本，都是作者和译者共谋的结果，因此不同译本之间肯定有很多差异，但只要真正达到了“信”的标准，就应该能够在总体风格上找到相同之处。他举例说，每个成熟的演奏家和指挥家都依照自己独特的风格去理解和表现音乐作品，但是演奏者的风格并不能脱离原作的风格。在戏剧舞台上，一千个演员会演出一千个哈姆雷特，但这一千个哈姆雷特又必须同时都是莎翁笔下的丹麦王子而不是其他的人物，不然就只是对哈姆雷特进行颠覆，那是对原作的“背叛”而不是“创造性表演”。
    在屠岸看来，“雅”对翻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但他的理解同严复有差别。他认为，今天的翻译在“雅”的道路上不可能继续像严复一样，翻译出来的文字都是桐城派的典雅文风，而应该符合作品所要表达内容的文字特征，例如，贩夫走卒说出的话不能是贵族的语言。莎翁戏剧中，贵族的语言应该是典雅，但贩夫走卒的语言就应该是通俗，这才是对“雅”的正确理解。傅雷的翻译文字是雅的，他能够根据作品中不同人物的身份地位、性格特点，在翻译时对其说话的语言进行调整，让读者感到这个角色的语言是生动的，是完全属于这个角色自己的。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傅雷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
    “我的译诗要求是在信、达、雅的前提下，既要保持原诗的风格美、意境美，也要尽量体现原诗的形式美、音韵美。”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屠岸坚持用格律诗来翻译格律诗。他受诗人卞之琳的影响，在翻译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时，遵循“以顿代步，韵式依原诗，等行”、“亦步亦趋”的原则。译诗追求与原诗的形似，争取再现音韵美。他认为，一首诗的内容和形式是相互制约、相依为命、水乳交融的，如果完全丢弃掉原诗的形式，它的内容也就变味了。
    除了翻译诗作的实践，屠岸还积极就翻译界存在的一些现象和问题进行直言不讳的批评。他说，批评是为了真正地讨论问题，因此要注意态度和方法。批评别人时首先要秉持着平等探讨的原则，而不是颐指气使、盛气凌人，同时还要进行自我批评。这样不仅有利于翻译事业的进步，同时也会促进翻译家之间的团结。屠岸和方平这两位翻译家之间的友谊就是通过互相批评建立起来的。1950年，屠岸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出版，在译后记中提到了几句对方平所译两首莎诗的批评，结果次年《翻译通报》的主编董秋斯转给他看一篇方平写的文章，对屠岸翻译的十四行诗中的一些错误提出批评，语气严肃。董问他是否可以发表这篇文章，屠岸当时刚刚进入翻译界，而且译作马上出版，所以面对这样的批评文章感到很紧张，专门写信给方平讨论此事。最后，两个人都把自己翻译中的错误纠正了。后来，屠岸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再版时竟是由方平做责任编辑，二人又不断探讨，不断地改进译本，力求精益求精。屠岸说：“批评可能会使人对立，但是处理得好，批评者和被批评者会成为好友。我和方平就是这样。” 
    创作：在束缚和自由之间
    广泛的阅读写作以及丰富的翻译实践，让屠岸的诗歌创作之路越走越顺畅。《屠岸诗文集》共收录了他的《萱阴阁诗抄》《屠岸十四行诗》《哑歌人的自白》《深秋有如初秋》《夜灯红处课儿诗》等多部诗集。这些作品的体裁、形式非常丰富，有古体诗、自由体、十四行诗、散文诗等。小时候的教育让他对传统诗词有一种亲近感。在青年时期，他曾经热衷于惠特曼的自由体诗歌，因为他的诗歌自由奔放、汹涌澎湃，摄魂夺魄，激动人心。屠岸认为，惠特曼的诗虽然不押韵，但也并不是没有节奏的约束，而是有如澎湃的海浪，或如心跳和脉搏，是有节律可循的。后来，因为翻译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屠岸又喜欢上了十四行体。
    屠岸认为，十四行诗尽管像是设了一个框框，但也可以容涵无限天地，可以在很小的范围之内，上天入地，沉思宇宙。正因为有形式的限制，十四行诗更加要求字、词、句的精练和严谨，力戒放肆和泛滥。1986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屠岸十四行诗》，屠岸以自己的写作来呈现对十四行诗的偏爱。屠岸说：“我对韵律有一种天然的亲和感，闻一多讲格律诗的创作是‘带着镣铐跳舞’，吴钧陶认为是‘按节拍跳舞’。我认为在这种‘古典的抑制’中，也可以获取自由，做格律的主人。”
    屠岸对自由与束缚之间的关系有着比较辩证的理解。他认为，十四行诗这种严格的形式并不会把思想束缚住，规矩之下也能发挥自由。诗歌创作是自由的，但不应是形式散漫，而应是思想自由。要不受某种意识形态控制，不一定非要歌颂什么或批判什么，而是要写出自己内心真正的感受，这才是最重要的。在创作过程中，他会根据不同的需要来选择诗体。他说：“应该情随事变，不必拘泥于定式，最重要的还是要通过诗歌的形式能够真诚地表现内心的世界。”因此，尽管十四行诗一直是他自己最钟爱的形式，但他也仍然写有许多其他体裁的诗作。
    在屠岸看来，诗歌创作，既要有所“变”，也要有所“不变”。自古以来，诗歌都要创新，从最早的《诗经》《楚辞》到魏晋六朝的汉诗，从后来的唐诗宋词和元曲，到晚近五四以来的新诗，都是创新。一部诗史就是诗歌创新的历史。但这种创新，不是为了青史留名而故作惊人之举。虽然创新就是求变，但万变不能离其宗，这个“宗”就是真善美，不能离开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
    在采访的最后，屠岸先生告诉记者说，他现在每天仍然用六七个小时的时间来工作，要么是伏案阅读、写作，要么是给朋友和读者回信，而且每天坚持记日记。他的孩子们怕他累着常劝他多休息，但他却总说，“工作就是休息”。目前他没有进行大部头翻译的计划，只是进行一些诗歌创作。他说：“最近写了几首诗，包括《鹿回头》《荏苒姑娘》和《小山，正向我走来》等，自己还算满意。平时也会通过电视和报纸关心国内外的时事，对不公正、非正义的事情总是感到愤慨。但是，对于生活之中的一些小事，就没必要生什么气了。有人问我长寿的秘诀，我说，我没有秘诀。只是不发火，不生气。发火或者生气，只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做人不能这么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