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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人”，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名字。 网络上的中国人光怪陆离。 电视上的中国人不食人间烟火。 生活中的中国人，要么经常按着汽车喇叭从你身边呼啸而过，不管你是否怀孕，是否有心脏病；要么在地铁里漠然或假装玩着手机，全然不顾身边抱孩子的女人和白发苍苍的老人。 中国人怎么了？ 我们是否还流着唐诗宋词中那些有情怀的中国人的血液？我们是否还是辜鸿铭眼里不需警察与律师而能社会和谐自处的中国人的后裔?我们是否还是黄仁宇笔下对己谦而对人让的中国文化的继承者?抑或这些都是我们美好的想象，中国只是一个地名而非文化名称，因为自从孔子痛心疾首地说礼崩乐坏之后，礼乐再也没能恢复，如同秦晖教授用尽半辈子实证研究而无奈地笑着说，那种士绅与农民温情脉脉的乡土中国从来就没存在过。 2007年开始，清影工作室一直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一边拍纪录片一边做研究。这期间我们在陕西华县遇见了演皮影的吕崇德，在浙江衢州遇见了打纸簾的程宵春，在陕西榆林遇见了唱红白的高喜业，在河北赞皇遇见了跳扇鼓的池素英。这四个人隔着千山万水但都与人为善，为人着想，离开了熟人社会的生活系统，却依然保持着做人的底线，他们用日常的生活方式维系着我们心中对“中国人”的幻想。 演皮影的吕师，从地主娃到皮影艺人，一生命运多舛，但弹起月琴，就如泣如诉地讲述真正的中国故事，拿起锄头就做一个真正的中国农民，城里塬上两头跑，日子紧紧巴巴，但生活有滋有味。 打纸簾的宵春，上班在化肥厂装尿素，下班回自己家织簾子，传承千年的宣纸仿佛只在他一个人心中，对工业化的鄙视与屈服都在他的声声叹息与滴滴眼泪之中。手闲了练字，心闲了吹箫，身闲了捉鱼，琴棋书画只是生活中的玩意儿。 唱酸曲的喜业，一生走南闯北，落叶归根，做起了“下贱人”，在大俗的红白喜事上靠作践自己搏名搏利，但在夕阳下放羊时一首首酸曲从心底涌出，那是一个拥有无限温暖的精神世界，单纯而悠远。 跳扇鼓的素英，在穷山沟里乐活着，一闲下来就打扇鼓。农村人有说不出的美感，吴冠中说，他在乡间作画，画得好的农民便说，这张画美；画得不好了，农民们说，这画很漂亮。农民在心里知道“漂亮”和“美”的区别，素英也是如此。 是什么赋予了这四个人，四个普通中国人，当代社会梦寐以求的自律与快乐，让他们在复杂的社会中保持相对的单纯与宁静？我们试着用镜头、用特写来关注他们，用参与式的观察来审视他们，用长时段的沉淀来思考他们。 我们发现，传承可能是塑造他们的机制。皮影戏的师徒传承、打纸簾的父子传承、二人台的江湖传承、扇鼓乐的同伴传承，总之在一点一滴中，在日常生活中，由于有传承的目标，戒律被无形中树立，文化被无形中继承，人被无形中塑造。这种机制与现行的社会教育体系不同，它没有批量生产，它没有急功近利，它没有锦标竞赛，它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而这些是以前在社会教育不发达的状况下，每个中国家庭都有的。 我们发现，“有闲”可能是塑造他们的条件。传统农村生活中，忙闲有时，忙闲有度，春忙夏种秋收冬闲，大可以玩个尽兴。工业生产、商业活动透支了人们的闲暇时间，人们更习惯将碎片化的时间花在媒介上，人们更习惯媒介化的交流而不是真实的生活，殊不知媒介使人焦躁。闲是和欲望成反比的，这四个人都不算富裕，但欲望有限，所以他们都有自己生活中的闲和闲出来的情趣，有情趣则不焦虑。 我们发现，市场化可能是泯灭他们的催化剂。市场对规模的追求，对速度的追求，对成本的追求，归结成一句话对利润的追求，可以彻底颠覆一对一的传承模式，同时也可以用便捷低廉的方式俘获卷入市场的民众，所以传统文化生活先从城市淡去，然后再从农村淡去。这不仅关乎文化，也关乎一代人，几代人，甚至整个民族的心性，老一代有文化没知识，而新一代有知识没文化。这种趋势也许无法阻挡，也许没必要阻挡，但我们可以在市场的洪流中，看到多元的存在，向历史习得更好的精神生活。 四个中国人，简单而有趣的微观生活，可以有宏观的升华，但还要回到微观，从四个回到更多人的微观世界，让更好的精神生活在微观、在日常生根发芽。 《四个中国人》，雷建军、梁君健、焦瑞青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