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长篇小说之所以被作家命名为“迷城”，首先当然是因为主体故事发生在湖南迷城县的缘故。但如果摆脱具象事物的缠绕，联系小说的主体故事情节，联系迷城县那样一种简直如同雾中谜团一般的社会政治格局，从一种文学象征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那么，此处之“迷”，当是社会政治之“迷”乃至人生之“迷”的意思。在一部旨在透视表现官场生活的小说中，作家的思想触须，能够更进一步地抵达普泛的人生层面，充分说明作品本身已经溢出了“政治小说”这一类型的框限，具备了某种超越性的艺术品格。以我愚见，马笑泉的艺术睿智，首先体现在他选择了迷城县作为自己的具体书写对象。此处的关键在于，在中国的层级化社会政治体制中，县一级的政体设置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实际上，早在《史记》中，司马迁就已经认识到了县域的重要性。“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
    “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说明县是国家最基本的政治构成单元。至于“郡县治，天下无不治”，则明确提醒当政者，国家治理的关键在于县域的治理，一旦县域治理得当，天下自然也能够大治。在这里，司马迁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县域政治在国家政治生态大环境中的重要性。正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县域虽小，却完全可以成为作家深入观察表现中国社会的一个极其理想的窗口。马笑泉选择迷城县作为自己的书写对象这一艺术行为，之所以值得肯定，就在于他极好地选择了一个观察的切入点。
    但是，我们对于《迷城》这部长篇小说的讨论，却需要从马笑泉对于艺术结构的精心打造说起。整部长篇小说，举凡二十一章，主要围绕两条不同的结构线索循序展开，至最后的第二十一章合二为一。小说一头一尾的前后两次县委领导班子的大调整，实际上也就使得《迷城》这部长篇小说具有了某种前后照应的锁闭式“循环”或者“轮回”意味。所谓的“循环”或者“轮回”，其实意味着小说主人公之一的杜华章新一轮政治人生的开启。
    与艺术结构的精妙设定相比较，马笑泉《迷城》思想艺术上更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就是文化品格的具备。不仅仅是杜华章，《迷城》中的几位为马笑泉所钟爱的人物形象，从鲁乐山，到梁秋夫与梁静云父女，都被作家设定成了书法方面造诣很深的知识分子。事实上，也正因为马笑泉是一位对中国传统文化矢志不移的笃信者，所以，他在虚构设定鲁乐山与杜华章这两位文本中最重要的人物形象的时候，才会分别赋予他们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的鲜明文化立场。从根本上说，《迷城》中这两位主要人物形象的人性深度，正建立在他们各自鲜明的文化价值取向上。首先，自然是那位报国未捷身先死的鲁乐山。鲁乐山，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价值的坚决信奉者，这一点，单只是在人物的命名上，就表现得十分明显。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是先秦时期的鲁国人，故鲁乐山以“鲁”为姓。“乐山”二字，很显然与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说法有关。儒家尚“仁”，诚所谓“仁者爱人”者是也。
    与鲁乐山这一人物形象异曲同工，在小说中占有更重要位置的，是身兼视角性功能的杜华章。虽然不像鲁乐山的命名那样明显，但杜华章的命名中，却也一样有着道家文化色彩的体现。一方面，杜华章本人就是一位擅长舞文弄墨的文人，写得一手漂亮文章，另一方面，在先秦诸子中，最善于撰写文章，其文章以文采风流著称者，当为庄子。他流传后世的诸多文字，在文学史上习惯于被称为“华章”。这样的分析，虽然多少显得有点先入为主，但诉诸于作家马笑泉的本意，或许正是如此也未可知。
    唯其因为杜华章是道家文化的服膺者，所以，在迷城县甫一上任，他就开始打破常规：“素来在党校上课讲传统文化的以阐述儒家文化居多，杜华章却就道家文化做了一番发挥，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的道理来阐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以‘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来阐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居其实，不居其华’来论述干部应该怎样树立正确的功绩观；以‘无事争天下’‘为而不争’来论述干部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让企业和市场按照经济法则运行，以达到‘事少而功多’的效果。”既如此，把道家文化的点点滴滴充分渗透到日常事务的处理中，在杜华章，自然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到最后，杜华章之所以没有重蹈鲁乐山的覆辙，根本原因显然在此。
    依照我的理解，马笑泉《迷城》这样一部具有突出文化品格的长篇小说之所以在当下这个时代生成，主要原因可归之于马笑泉个人内心世界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与皈依。马笑泉把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积极有效地引入到小说的写作方式中，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完全可以说，面对现实世界，自身就很可能是道家文化服膺者的马笑泉，开出了道家文化这剂药方，这药方是否对症，则是见仁见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