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青松：可以看得出来，你在拍片的时候，可以动用其他的表现形式，比如纪录片，包括《红玫瑰白玫瑰》里面也是以字幕的形式呈现的，这个也是很新颖的。为什么会这样？
    关锦鹏：我觉得我小时候，撇开邵氏的武打电影，不能不说与性向有关，我记得我看张彻的武打电影的时候，我是被打动的，打动是因为一个男人可以为另外一个男人去死，赴汤蹈火，两肋插刀，我觉得那个时候已经在一个过程去验证我自己的同志的身份，哪怕那个时候是懵懂的，但是我个人觉得一个电影是跟我在交流，高于你只告诉我是一个什么故事，你看到我这个故事，可能看到的是别的东西，某种程度《男生女相》最终只是代表了我的个人观点，《浪淘沙》的导演可能从来没有那个意思，但是我作为阅读者我有权利这样诠释你带给我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当然性向或者说我个人的sensibility，哪怕我后来一直听到最好的电影是一个互动，不是直接一方面的交流，是双向的,但是我觉得哪怕不懂得很理论化地去说电影应该怎么互动，但是我切身感受到了。
    所以我觉得《女人心》可能就稳稳当当说一个故事，但是《地下情》，我就觉得不只说一个故事，到《阮玲玉》《胭脂扣》更是。因为我觉得很快从《地下情》到《胭脂扣》，我有点不甘心去只叙述一个故事，我希望一场戏可以有很多的层次，这个是跟前面或者跟后面有关系。
    程青松：这是现代电影最重要的一点，所以说你的电影很现代，因为现代的电影有很多复杂的东西，不是说一个事情告诉大家一个人一个故事一个简单的道理，它是很复杂的东西。其实商业片反而要简单一点，所以你的电影里你自己认为是香港部分，其实大家一看，拿出来，尤其是《有时跳舞》，特别像欧洲电影，但是你不是按照那样去拍的，这个绝对不是商业电影。但是那个电影我觉得可能别的人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关锦鹏：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在北京买了一本《十个导演》的书，那时候我还没拍《长恨歌》，他说都清清楚楚把我的作品从《女人心》一直到《蓝宇》都介绍了，但是中间就唯一没有《有时跳舞》。
    程青松：我觉得你拍的整个过程，整个把自己内心的东西全部解决了之后，自己最后也到98年拍《愈快乐愈堕落》的时候，都是在表现这个内容，这个电影也很有意思，邱淑贞演的特别像同志电影的发展过程，是一个自我认知的过程，需要透过别的东西来发现，我觉得这个电影就是一个投射的过程。
    关锦鹏：我觉得《愈快乐愈堕落》里面曾志伟的角色包括邱淑贞的角色，我觉得都有不同程度的我。凯文用香水，我觉得他更多是被陈九红那个女人吸引，他还是有点不知道往哪边靠，这种阶段，我是有过，就是在挣扎。曾志伟的角色某种程度已经是放开了，我觉得《男生女相》带给我的我觉得某个程度是我电影前后段的一个分水岭，这是对我自己来讲，对观众或者我的朋友来讲不见得那么重要。我觉得哪怕《人在纽约》《地下情》都是朦胧的，哪怕《胭脂扣》，都是一开始两个男人贴得那么紧，梅艳芳异装成男人，我觉得都有这个意识。我觉得《男生女相》之后有一种坦然，那种坦然真正是你既对每个角色，甚至是对你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距离去看它。让我想到我在拍《男生女相》不是用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曾经访问侯孝贤，因为谈到小京，侯孝贤导演给了我八个字，我觉得很受用，我觉得某个程度也是侯导做导演的标杆，就是“既近且远，既远且近”，这是一个好的导演最有激情把你心里自己的故事说出去。我觉得某个程度到你蛮有激情地把你自己的东西说出去的时候，同时有距离看待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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