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社会改革
    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来的改革围绕着两个重大目标，即“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不仅是要改革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且也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途径和方法。“和谐社会”是社会改革的目标。社会改革的核心在于社会制度建设，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等。和前一阶段相比较，社会制度建设是这一阶段改革的主体。因此，可以认为，十六大之后，社会改革已经变成中国的主体性改革。当然，这并不是说这段时间里中国没有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改革，只是说，和社会改革相比较，经济和政治改革属于一个次要的地位。
    那么，为什么要把社会改革界定为主体性改革呢？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
    第一，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渐地产生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领域。在改革之前，中国社会并不存在着这样一个领域。当时，中国的社会是嵌入在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之中的。在计划经济时代，每一个企业都是一个小社会，企业负责工作和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成员的生老病死。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开始从经济和政治领域分离出来。80年代，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直接把农民解放出来，转型成为新型的农村社会。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村出现了大量的乡镇企业工人。之后，随着城市改革的开始，又出现了大量的农民工。今天，中国农村已经出现极其复杂的社会阶层结构。在城市，前面已经指出过，在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途径是在国有企业之外发展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而社会就产生于这个新发展出来的非国有部门里。到了90年代中期，“放小”战略把中小型国有企业民营化了，这使得社会空间大大增加。当时国有企业改革的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公司化，也就是把企业原来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去掉，让社会来承担。这些改革都为社会空间的扩大提供了制度条件。社会力量也因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很简单，社会的存在是社会改革的前提。
    第二，通过第一阶段以经济改革为主体的改革，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得到确立。经济改革当然仍有很大的空间，但主要是制度的改革或者改善问题。总体的社会制度要得到改革，就必须找到新的突破口。较之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并未涉及政治精英的核心利益，而且社会上下容易取得共识，因此比较容易进行。
    第三，社会改革是为了“还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制度自然解体，因为它们已经不适应新环境的需要。但同时以经济为主体的改革又没有能够提供另一套社会制度体系。而这些新制度必须通过社会改革得以建立。三十年来的经济改革对中国社会制度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等。这些体制大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符合当时的计划经济模式，在当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计划经济下的社会制度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非常之少，并且在不同社会群体中，这些服务也不是公平分配的。现在一些人把当时的社会制度和其所提供的服务描述得非常公平非常好，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这种怀旧感主要是基于一种道德判断而非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这套“嵌入式”福利制度很难适应市场经济条件，所以市场体制一出现，原先体制的解体成为不可避免。因此，通过社会改革重建一套新的社会体制是唯一的选择。
    第四，社会改革是为可持续经济增长寻找新的动力。这里主要表现为要建立一个内需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开放政策造就了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即出口导向型经济，出口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表明，出口导向型经济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很容易受到世界经济变动的影响。
    很多年来，中国一直面临西方的压力，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鉴于中国的规模，中国消费什么，生产什么，都会对世界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主要的出口市场西方开始盛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尽管不喜欢，但这远远超出了中国的控制范围。从前，总是发达国家提倡贸易自由，发展中国家搞贸易保护主义。现在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国尽管还是一个人均GDP非常低的国家，但已经成为了贸易自由的大力提倡国。由于现行国际贸易体制是西方建立的，尽管中国选择加入和接轨，但对体制的影响力还是非常有限。因此，每当面临来自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就会感到力不从心。一个高度依赖于外贸的经济体，可持续发展是非常成问题的。
    走出这一困局的唯一途径在于建立一个消费社会，依靠内部的动力来达到可持续发展。但一个消费社会是需要社会制度基础的。西方之所以能够成为消费社会，这不仅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通过社会改革而得以建设起来的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看病、交通、教育等方面用不了多少钱，那么要存款干什么呀！在中国，消费社会没有能够建立起来，在早期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的消费水平非常低。但现在主要的原因是缺乏一整套社会制度。中国人不是不会消费、不想消费，而是不敢消费。在没有社会政策的条件下，看病需要钱、上学需要钱。中国人是完全无助的，完全依靠自身。只有确立了一整套社会政策之后，中国的消费社会才会有希望。
    以建设消费社会为目的的社会改革除了可以达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目标外，还可以带来其他方面的积极效果。首先，有利于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中国目前的状态是收入差异过大，社会过度分化。这导致了少部分人的过度消费与大多数人的消费不足。如果要建立消费社会，首先就必须做到收入的相对公平。这就要求政府和社会努力改善收入分配机制。只有当大部分人成为中产阶级的时候，中国才有可能成为消费社会。实际上，因为许多基本社会制度的缺失，中国本来就不是很大的中产阶级正在面临危险。当中产阶级是“房奴”和“孩奴”时，这个中产阶级就没有制度的保障。没有制度的保障，今天的中产阶级很可能就是明天的贫穷阶层了。其次，消费社会的建设因此能够达成基本的社会公平，消除很多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再次，鼓励经济通过创新，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创新而得以可持续发展。现在中国劳动者所得只占GDP很小一部分。资本家或者企业主主要通过压低劳动者收入（还包括便宜的土地）来获利。要建立消费社会，就要提高劳动者的收入。这就会给资方带来压力，造就创新的压力。如果没有任何压力，资方就没有动力来进行创新，而会继续在技术方面“搭便车”。此外，消费社会的建设也可以减少外来压力和实现中国的真正崛起。一旦中国成为消费社会，出口的压力自然就减少。同时，消费社会表明外在世界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就如当今的中国依赖西方社会一样。消费社会也会有外在的压力，但届时的主动权则在中国，正如当今的主动权在西方一样。
    第五，社会改革是为将来以选举民主为核心的主体政治改革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从长远看，以选举民主为主体的民主化不可避免。这当然不是说，中国要实现西方式的选举民主。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主，这个问题下面会再讨论。重要的是，无论中国实现什么形式的民主政治，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制度基础，需要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来保证政治制度的稳定并使得暴力因素最小化。而社会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为民主化确立社会制度，培育中产阶级。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