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在中国作家的笔下从来都是颇具分量的存在，具有多样面貌的乡土叙事以博大厚重的传统，接续中国城镇化的巨大变化，为今天生活在乡村间的个体做出了诗意的诠释。那些执著书写乡村的写作者，有的一直生活在乡间，有的寓居城市回望故土，经验的差异性造就了想象和书写方式的不同，也是在这样的努力下，乡村在一代代写作者的笔下逐渐变了模样，“乡愁”蕴含着更丰富的意味和内涵。“80后”作家周荣池就是一个一直坚持写乡土的青年作家，无论是散文、小说、评论，他的文字总是聚焦于故乡江苏高邮所在的里下河那片土地，谈起自己的创作，他愿以同为高邮人的作家汪曾祺为榜样，在乡土中找到写作的价值与意义所在，写出乡村土地上的悲欢离合。
    踏上土地，才会有真正的发现
    记 者：作为一个从乡村走出的年轻人，当你最开始写作时，乡村生活几乎是最深刻和蓬勃的记忆，这些也成为了丰富而重要的写作资源，后来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走进城镇，新的经验似乎并没有在你的作品中留下太多痕迹。为什么从写作之初到现在一直要写乡土，写农村？
    周荣池：我出生和成长在农村，大概15岁之前我几乎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村庄，仅有的几次进城经历至今都历历在目，且都不那么美好，我在感觉到与城市生活格格不入的同时，也深深眷恋着自己所在的那个叫做“南角”的自然村庄。正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落给了我丰富而独特的童年经验，成为日后我写作的富矿。这个村庄的独特之处之于我，不仅仅是养育之恩，更因为其独特的里下河风情风貌。
    里下河平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没有山川秀色，只是一马平川，似乎平淡无奇。然而平原就有一种特别的魔力，她在平常平淡之中隐含着故事、惊喜、秘密甚至阴谋，这些风情、风景、风物从我一开始写作就是所书写的对象。随着写作的推进与深入，对于这个村庄的书写也在发生着变化，那就是我从关注村庄、家园到关注土地的变化，从关注生活到关注生存的变化，从关注物象到关注心灵的变化。特别是到城市工作与生活之后，这种体验更加的强烈，就是在城里凝望乡村的月光，这种置身事外的回望与反思更加的热切也更加的清晰。
    记 者：从你的作品里其实可以感觉得到你所说的这种变化，从《草木故园》到《李光荣当村官》再到《大淖新事》，里下河平原的风物人情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你既写了乡村里的苦难与愤怒，也写出了那片土地上的喜乐和美好。你觉得自己在写乡村时的落脚点在哪里？
    周荣池：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话题的一个延伸，写作者的价值落点是随着人生、心性以及写作实践的演变而变化的，对于我而言，农村题材作为我的母题也在不停地修正与改变，从对风景与风情的原生记录，这是对传统与记忆的收藏，到后来进城之后对农村的回望与反思，这是对家园乡愁的反思，到目前又回到农村采访与写作时发现和试图解决问题。
    目前我觉得农村题材写作到了努力表述城乡之间的割裂与对抗，并且努力地找到缓解这种对抗的方式和方法这个层面上，这就是当前我理解的农村写作的价值所在。这种价值似乎显得有些沉重，对于大家印象里炊烟四起黄发垂髫鸡犬相闻的农村似乎是一种颠覆，其实这是很多写作者和读者的一种误解，那种美好的田园生活大多是文学家的乌托邦，正是因为现实的缺少才有文本的虚构。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走进现场，当你真正踏在土地之上你就会发现，厚实的土地上隐含着沉重与危机，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需要我们用非虚构的途径去面对。
    记 者：你的长篇小说《李光荣当村官》在近20万字的篇幅里以农村为背景，讲述了城市出身的大学生李光荣在宁静质朴的村庄挂职担任副书记的故事， 以一个村庄外来者的眼光和视野观察、审视着你所熟悉却正在发生变化的土地。这个小说中有没有体现出你所说的那种没落、对抗和回归？
    周荣池：作为我的第一部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也许《李光荣当村官》这部小说在创作的过程中我本没有这种强烈的写作意识，但是反观这部作品我还是发现自己很明确地有一种在书写与表达一种没落、对抗与回归的意识。
    比如这部小说中有一个人物叫李也白，这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老先生，特别擅长民间文艺，但这点本事似乎根本无人问津，自认一身才华与才情的他却连生计都成问题。他在有才华不能施展却要种地的同时，村里人请他出马搞文艺演出他却断然拒绝。这种拒绝看似因为他个人历史原因所致，但深层次上还是一种干群关系的对立，一种阶层之间的阻隔；同样，小说中的老根子坚决反对农田开发，最后因为看别人发了财而眼红，想去弄条鱼吃，死在了鱼塘里，这些都表现着深层次的对抗。但是这些对抗并不是没有解决的途径，小说中李也白的情人最终劝说他出马演出成功，老根子悲凉的死去也是代表一种对抗的结束，可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的回归，抗拒在被柔化与改变，逐渐归于进步的主流。
    记 者：这种对抗与回归在《大淖新事》里似乎发生了某种变化，这个集子写了一些充满生活质感的好人好事。我看你在后记里谈到，这是一次极为难得的写作经历，让你感受到一个基层写作者的责任担当。
    周荣池：的确是这样的。这是我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它化用了汪曾祺先生的名作《大淖记事》的名字，这也是向这位高邮籍作家致敬。这部小说中的人原型，大多是我身边涌现出来的好人的形象，可以说这是一部“说好话”的小说集。但我觉得这不是妥协，而是一种理性的面对，是深沉的爱，是新农村新风尚的遇见，也是发现美的能力与责任使然。评论家汪政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写道：“我说周荣池有勇气，就在于它在批判成风时选择赞美并且挑战赞美的难度。”汪老师这话是过誉了，而我在这部小说中对农村的态度也恰恰是我写作观念的改变，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发现与表达去缓解农村与城市的某种忽明忽暗的对抗，这也就是《大淖新事》所想表达的“新意”。也就是说我在内容上试图多说一些当下农村的“好话”，而在形式上也是要“好好说话”。
    美好之外还有“村庄的真相”
    记 者：这么多年写乡村写下来，你对农村的认知应该是不断深刻的吧，我觉得你后来的写作中鲜见田园牧歌似的调子和风格，似乎写的更多的是村庄的凋敝、土地的流转等这些问题。
    周荣池：我的农村题材写作母题没有变化，但是我在对这个母题内核的认识以及表达的倾向上是变化的，大致的路径是从田园到村庄、从村庄到土地的变化，田园是诗意的但显得消极，村庄是纯真的但已经羸弱，而土地始终是根本，是力量的源泉，也是城乡二元对立的一个关键环节。发现、书写、记录以及试图用文本去改变土地是农村题材的一个新的任务。这种改变是认知的变化，也是自我否定、重新出发的需要。我的新作长篇散文《村庄的真相》从写作到完稿，前后6年六易其稿也正是反映了这种认识轨迹的变化。
    《村庄的真相》起源于我的系列散文“诗经中的里下河”的写作，那时候我所写的农村是诗情画意的美好，后来出版了散文集《草木故园》。《草木故园》里的农村虽然并不是虚构的，但也是经过我选择与修饰的，这种修饰正是我那一阶段写作中感觉到不安甚至痛苦的地方。在写作的过程中，我逐步意识到美好之外还有村庄的真相，而这些真相并不全是美好，更有诸多的现实问题。而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我又意识到农村问题的根本在于土地带来的矛盾，这种认识变化的过程正是我写作认识变化的体现。我也相信，不久的将来《村庄的真相》这部长篇散文面世之后，能够清晰地告诉你这种村庄固有的疼痛以及写作者自身改变的阵痛。
    记 者：《村庄的真相》是个好题目，我觉得你写出的不一定是“真相”，因为任何所谓真相都带有作者的主观想象，即便再客观，你也不能抛弃掉自己的经验。但这至少显示了一种脚踏实地的态度和决心，一种要发现真相和事实的勇气。能谈谈你所发现的“真相”是什么样的吗？
    周荣池：我所写的里下河农村只是一种样本，可能还没能成为一个标本。但她是此时中国农村的一个实例，与很多的村庄在精神上有一定共通之处，这表现在当下村庄所共同面临的——传统的丢失、人心的涣散、生存的压力、城乡的对垒等等，这些都是许多农村存在的共同问题。这种问题并不是经济条件改善、高楼大厦林立或者信息沟通的便利所能够改变的，它更多的是农村人内心的一种困境。现在许多人戏说：“城里套路深，我要回农村”——然而农村某种层面上也面临着一种艰难的套路，并且回望或者回归的路径也在慢慢地变狭窄，这是比经济压力更大的困境，也不是我们轻易想回就能回的了。
    每一个写作者都应该有自己的现场
    记 者：里下河地区是一个文脉深厚的地方，这里诞生过在文学史上不能忽视的许多作家作品，虽然时代、社会背景不同，但从同一地域的作家那里，后人总能获得一些滋养。你从他们的写作中获得过什么，或者说，他们的写作对你有什么启示性意义？
    周荣池：作为一个农村题材的写作者，我自然敬重乡土中国书写这一优良的文学传统，我也阅读过大量类似的作品，特别是里下河流域的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如汪曾祺、高晓声等等，可以说他们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不能说我的写作要区别于他们，因为写作本身就是个性化很强的事情，体验与表达都是有区别的。汪曾祺和高晓声也是有区别的，汪老写的是市民，而高晓声写的是农民，尽管他们都有乡村中国的大背景。我希望自己在发现、记录与表达的时候，更多要去尝试着寻找更多利于缓解村庄疼痛的症结，并且尝试着去解释与解决它们。当然这种行走和前进永远是站在先贤先辈的基础之上，那就是他们给我们一代代写作者以及读者留下的宝贵财富，这是村庄的本性也是乡土写作的特质：善意。
    记 者：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词——善意，也希望这种善意能继续在你的写作里延续，那眼下你在写些什么？
    周荣池：我从2015年的上半年开始深入一个回族村落采访，当时的计划是一年的时间。可是随着时间的推进，我发现一年对于发现和记录这个村庄的历史与细节而言还远远不够。这部将要写完的书叫做《回回湾记事》，是为了展示这支从唐代就迁居于大湖之滨的回族同胞在此繁衍生活的故事。故事想通过几个重点人物的经历来反映回汉人民在这个湖边村落生存的场景。到这个村采访之前，我觉得自己是带着找故事的目的而来的，但是随着采访的深入，我慢慢地意识到我寻找的不仅仅是人物与故事，更是在寻找土地与人的关系的问题，或者说我是在试图用寻找到的现实问题去解决自身的文学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贫困问题、民族关系、农村发展等等。
    记 者：这里面所涉及的问题都很复杂，贫困问题、民族问题等等，写起来都面临极大的困难，我觉得，深入生活是根基，是重要的方面，但也要学习常识，尤其是这些领域的常识。这将是一次有难度的写作吧，为什么要写这样题材的一部作品？
    周荣池：每一个有志气的写作者都应该有自己的现场，这种现场若有若无地存在于我们的创作过程中，而这种现场的确立和自身的人生经历、写作取向以及时代的暗示有莫大的关系。找到这个属于自我现场的意义在于，我们能够凭借自己有限的能力和精力，更多更好地进行书写。对于我自己而言，确立站在农村这个现场，真正走出书房俯下身在基层、真正耐心地倾听土地的叙述、真正坚持本真而唯美的记录，这样农村就将是我永恒为之记录与创造的现场。
    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个时代并不缺少写作者，而我们又忧虑地发现这个时代缺少好的作品，究其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找到自己的根与本，而是过多地受到流行与趋势的影响，做了很多辛苦却不见得有效的事情。有人说文学是无用的东西，而这种“无用”的意义在于我们能够用“无用”之心去安静做事，最终能不能做成“有用”之事那是天意，但是这种努力的过程一定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