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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城”与“建城”:都市文学要确立自己的审美方式(5)


    姚鄂梅:更加走向内心
    我是属于半路进城的,留着乡村记忆的尾巴,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尾巴,跟当代的乡村比较是格格不入的,因为我们记忆中的乡村跟现在完全是不一样的,从价值观到乡村到整个环境完全不一样,这对我们这些写作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因为你写乡村肯定写不出来了,回去看已经很不习惯了,乡村已经不是你所认识的乡村。但是你在城市里生活,方方面面都有接触,这个城市不一定是接纳你的。或者你认为它不是接纳你的,这种困扰会存在很长时间。
    文学作品跟现实天生有一定的滞后性。我们的创作不一定要跟城市化的进程保持一致,事实上这也不可能。我们可以滞后一点。从一个写作者角度来看,我们不可能立体地写那么广阔的一个城市的环境,作为一个具体生活的人,肯定是从身边最熟悉的、具有感悟的、不得不写的事情去开始。
    我们的写作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看那些大家包括现在新兴的那些人,读他们作品的时候,不觉得他是来自一个遥远国度的我们完全不了解的人。我们觉得跟他们是一类,有很多东西是共通的,这意味着巴尔扎克时代或者托尔斯泰时代写作方式的终结。现在的写作可能更加从外部走向内心,走向幽暗的、褶皱的这些部分。不再是那种情景化的、宏大的写作。
    邹弋舟:城市文学需要劝慰性温暖
    怎么把我们的经验甚至文化遗产转化成有现代性的描述?我觉得可能要赋予其一个现代性的意象,比如说泉城,当然有文化传承和文化传统,里面包含着很丰富的含义。王方晨的小说里面说那个女人很沮丧的时刻,“她感觉到城市底下有涌动的泉水的声音”,这就是赋予泉城某种新的意象,也是更有现代性意味的一种意象。从这种层面去书写,可能就会写出有别于老舍先生、季羡林先生当年写过的那个泉城。说起城市来,有人会将它过度描黑,这个很痛苦、很沮丧,好像离土地远了。其实,抱怨的同时,大家还是前赴后继地奔赴城市,我身边没有一个朋友因为精神上的排斥,最后选择放弃这个城市的便利。我们看到描写城市的那些作品都是指其两端,要么是欢欣鼓舞地颂扬它,要么就是痛彻心肺地诽谤乃至贬低它、诋毁它,实际上这跟我们在这个城市里的生活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真正的感受是什么?处于中间那个比较灰色的地带,是我们的准确感受。但是这样书写显然难度更大些。因为朝两边写更容易。写出很准确的感受是很困难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也反对文学对城市过度描黑。我曾经在一个创作谈里面写过这么一句话——“基于我们这个时代劝慰性的温暖”。我觉得文学对于人的意义是,你如果已经够悲伤了,你就反复呈现吧,那就不要活了。但是我也反对一定要给作品一个光明的尾巴。你感同身受以后,还是要劝解别人,因为我们自己都需要劝解,生活当中那么多的挣扎,这个时候有个人反复告诉你就是这么糟糕,还不如死了算了,这是雪上加霜的事情。以我们的文学理性和文学经验,能不能给人以劝慰性的温暖,这是我们书写城市文学应当思考的地方。
    朱文颖:要写好都市,必须了解乡村
    我是一个完全没有乡村经历的作家。也没有乡村文学、都市文学概念。但是有一定写作经历后我突然悟到:当你要写好都市的时候,必须要了解乡村;当你要写好中国的时候,必须要了解世界。
    地域文学其实有很多层次,作家从小生活地域不同,看世界的方式天然会有不同,这是地域文化最基本的一个起点。第二个层面,莫言获奖以后,我很系统地看了一下他的作品,觉得莫言在地域经验表达方面是很有智慧的作家。他首先意识到他自己是一个高密人,高密是他最熟悉的地方,他有独一无二的体验,所以他选择书写高密,这是天然的东西。当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莫言意识到,如果他光书写这个地方本身,他自己会厌倦、读者会厌倦,他就进入了自己的第二个层面——他发展出了一个想象中的高密。
    谈到地域的时候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人们一想到苏州,就会想到小桥流水,南方一个很温婉的地方。几乎所有的苏州人认为过去的苏州是一场梦,凡是写苏州的作家都无法绕开这个思路。上海的作家也是这个毛病,所以使得上海和苏州的文学很多年都打不开新的思路。我想济南开这个研讨会,其实已经拓展了大家思维定势中的济南,能站在一个高度看到一个城市不同的东西,济南文联、作协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好。在社会大转型的时期,作家一定要打开视野,破除思维定势。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