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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先锋文学答问


        去载十月,在《文艺争鸣》“纪念先锋文学三十年”的专辑中,笔者关于先锋文学的历史和外延,已做了一些粗疏的梳理,年末我们又与《文学评论》杂志联合举办了“纪念先锋文学国际论坛”①。与会者对这一话题做了颇为深入的对话和讨论。但奇怪的是,关于这一话题我们仍会听到一些奇怪的谈论,比如先锋文学经典化为时尚早,先锋文学压抑了现实主义文学,先锋文学在青年一代这里已不再有市场,等等。这些说法当然部分地道出了一些现象,但是否被正确地给予了对待,同时,媒体又刻意放大了某些说法,致使关于先锋文学的理解与评价又有了更大的歧义。不论是现象的问题还是看法的问题,我认为都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因为这不止事关当代文学的历史,更关乎它的现在和未来。如何理解作为遗产的先锋文学,左右着人们对于文学的方向、趣味和标准的看法,也会深远地影响着今天文学的道路。
        基于这样一些考虑,我这里不揣啰嗦,耐不住借了一些朋友的问题再来说几句,并非为谁辩护或张目,而是为了再引起大家的思考,以更进一步厘清事实。
        1:“先锋文学”的概念是舶来品吗,究竟应该怎么理解?
        “中国当代先锋文学”,这是个独有或者专有的词汇,虽然它是西方现代派文学、意识流、六七十年代而下的魔幻现实主义、法国新小说等等在当代中国的影响的产物,但我又不认同它只是西方文学渗入的产物。对此我已在将近二十年前写过一本《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来探讨它的起源,认为是源于文革时期地下状态的启蒙主义写作。“先锋文学在当代中国首先是启蒙主义思想运动的产物”,在早期它的核心是人道主义,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则逐步置换为存在主义——“存在主义也是一种人道主义”,这是萨特的说法。我的意思是,“先锋文学”在当代中国首先是本土性的范畴,它不止局限于1985和1987年两个波次的小说新浪潮,它是根源自1960年代、断续隐现于1970年代、并终于在1980年代全面浮出地表的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启蒙与文学变革,与五四新文学遥相呼应的、部分重合的一场文学运动。关于这一点,我希望能够成为知识界和批评界的共识,否则就不会有一个历史的和客观的看法。在近三十年中,这场运动逐渐沉落,但其精神与艺术的元素已经渗透到现今的文学之中,遁形于无迹,但却又成为了文学的骨血。
        2:先锋是一种精神吗?先锋文学现在是否还存在?
        先锋当然是一种精神,本质上是自由的精神,尤奈斯库说过大致如此的话。但仅仅这样看,是一种本质化的理解,而非历史的理解。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作为一个文学运动,它不可能永远存在。历史上所有的文学运动都是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历史环境之中。如今这样一个环境已经全然不再,要求先锋文学运动依然如故是不可能的。这正如文艺复兴的精神,人文主义的精神是永恒的,但文艺复兴却是指五百年前发生的一场思想文化与文学艺术的运动,你不能说文艺复兴运动还没有结束。当然,先锋文学作为运动结束了,并不意味着已经全然没有先锋艺术,或许它还是有的,但在精神上可能已经有变化——蜕变为了一种德里达所说的“产生于文学的危机经验中的‘文学行动’”,一种比较极端化的行为化的东西,各种极端的观念和行为艺术式的作品仍然会零星出现,但这也不能表明作为历史的先锋文学仍然以现代时存续着。这个问题并不难理解。
        3:先锋文学的经典化是否为时尚早?
        先锋文学的经典化是一个自然的进程,不存在“过早”的问题,任何经典都是相对的,相比于托尔斯泰和鲁迅,可能马尔克斯与福克纳都经典化的“太早了”,这种说法看似有道理,但其实站不住脚。因为与莎士比亚和曹雪芹比,可能托尔斯泰和鲁迅也有点早了。这种比较是没意思的。你当然也可以“颠覆”——某种意义上经典就是供后人阅读、批评和颠覆的,但颠覆可能会反过来更加强和加速其经典化。我之所以看重先锋文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我们时代文学的精神难度、思想高度,也代表了在艺术探险上曾经达到远足之地——如果认真细读过、并且真正读懂了先锋文学,便一定不会对其有过于轻薄之论,因为它们中的那些代表性的作品大都是经得起细读的。路遥当然也很好,但不能说路遥有很多读者,就说先锋文学没人看。如果真的没人读,那倒不是先锋文学的悲剧,而是我们时代和文明的读者的悲剧了。因为一个不崇尚难度和思想性与精神性的时代,与这个时代读者的精神矮化之间,必定是互为因果的。
        单纯从“难度系数”上也说不过去,很简单,一个体操运动员一生所做过的最难的动作,便是他所达到的专业高度的标志;先锋文学在最低限度上说,也称得上是我们中国当代文学所达到的最高难度系数的标记,从这个意义上,它是无可回避、不可绕过的。你不读,除了表明你对“有难度文本”的畏惧,还能说明什么呢?
        4:如何看待先锋文学的“转向”?
        关于先锋写作的转向问题,已讨论了十几年。一方面这个是客观现象,另一方面又接近于一个伪问题——有谁的写作是始终不变的呢?同时又有哪一个作家会变成另外一个作家呢?任何写作者都在变与不变之中,不可能不变,也不可能变成另外一个。余华写出了最为繁难的作品之后,又写出了最为简约和看起来“容易”的作品,他完成了自己的自我证明:即,我是那个写出了《世事如烟》和《现实一种》的人,但我又写出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才有意义。如果没有早期的“极难”来证明,后面的“容易”就显得可疑和缺少意义,反之亦然。但余华一贯的尖锐地书写现实、历史和人性,却是没有变的。格非写出了非常晦涩的《敌人》,又写出了十分具有中国神韵和传统格调的《江南三部曲》,也是一种对证和自我确认。他回归中国古典美学传统的写法,并未妨碍他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尖锐思考,而是相得益彰。先锋试验之后文学终于结出了正果。这要联系起来,历史地看,才会有正确的看法。
        处理现实有无数种方法,既可以非常形而上,也可以非常形而下,就看你处理得好不好,没有哪一种方法是包打天下的。先锋作家在处理现实的方式上确实有很大变化,这种变化有的是成功的,有的不那么成功,也很正常,有谁是永远成功的呢?有人不断地指责作家们在处理现实时的“无力”或“失真”,多数是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你处理处理看看?在现今条件下,如果不用变形、荒诞和怪诞,各种障眼法,作品能够出的来吗?
        还有一点,先锋文学是在1980年代异常紧张和危险的处境之中诞生的,充满了探险和真正的自由精神。有人喜欢将八十年代理想化,认为那是一个如何如何好的“黄金时期”,可是现在的人们早已忘记了那时环境的低下和危险,认为历史为他们提供了最好的机遇,这种看法只是看到了一面,而没有设想他们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事实上,没有真正的艺术勇气和斗争精神,不可能写出《一九八六年》和《往事与刑罚》那样的作品。这样的写作与后来的80后的青春写作、撒娇写作是无法同日而语的。所以,永远不要拿韩寒和郭敬明们与先锋文学相比,他们之间没有可比性。
        5:先锋文学是否压抑了更具现实感的“介入”文学?它在今天的遗产和影响是什么?
        把先锋文学狭义化,当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看来,假如整体地理解先锋文学运动——将之看成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黑夜中孕育,隐现于1970年代,并且在1980年代最终显形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的话,那么意义就不容小视。当然,这场运动可能是一场夭折的,或先天即发育不良的运动,但这没办法,历史只赋予了它这么多。但我仍然觉得,我们今天的文学所享有的一切,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的馈赠。艺术上的品质,思想上的丰富程度,都与文革和所谓“新时期”之初不可同日而语。我还是那句话——只有先锋写作才使中国文学获得了与世界文学对话的资质、资格与可能,才使中国文学获得了真正现代性变革的起点。说先锋文学“影响了对现实的介入”,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根本没有读过、或者从来没有读懂的人才会这样说,在当代文学的历史上,还没有哪一种文学对于历史的反思和对于现实的“介入”与批判深度,能够超过先锋文学。
        先锋诗歌与先锋艺术是更为复杂的问题,我只能说,在诗歌领域中,先锋精神要早得多,早上十几年和二十年。1971年,插队白洋淀的19岁的根子(岳重)就写下了《三月与末日》,我认为那可以称得上是“1970年代中国的《荒原》”,其水准和难度,不啻于飞来之物,简直不可思议。先锋艺术的步伐似乎也略早于先锋小说。我的看法是,先锋诗歌在精神和艺术上引领了整个当代文学与艺术变革的进程。
        6:先锋文学与五四文学怎么比?
        先锋文学在艺术的难度与复杂性上,早就“超过”了五四文学。但是历史本身是不能代替和超越的,所以我们又不能说先锋文学是“高于”五四文学的。同时反过来,也不能因为鲁迅和许多五四作家是学富五车的,他们的作品就一定是“五粮液”;当代作家没有多少文化,甚至有的还没有上过大学,其作品就一定是“二锅头”。“诗有别才,非关理也”,有学问的人比比皆是,不一定都能成为好的诗人。明清之际大儒多如牛毛,但文学成就却远不及盛唐。这是两个问题。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鲁迅是伟大的,但莫言也写出了《丰乳肥臀》这样的伟大作品,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一个家族的覆亡故事,写出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民间社会被侵犯的和被毁灭的历史。况且莫言也是一直认真读书、阅读量很大的作家。
        我反对动辄把当代作家与现代作家对立起来加以观察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是一个整体和一个谱系。在我看来,中国当代最好的作家正是鲁迅传统的真正继承者。在莫言、余华笔下,鲁迅的“吃人”主题,围观与嗜血的主题,国民劣根性的主题,都得到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展开描写。类似《酒国》、《檀香刑》、《许三观卖血记》、《兄弟》这样的作品,只要认真读一读,就会领悟他们对于鲁迅的苦心传承与创造性的发挥,为什么不能将他们联系起来看呢?怎么能说他们是“保守”的呢?
       7:怎样纪念先锋文学,怎样看待先锋文学与俗文学的关系?
       “先锋文学三十年”是指一个“纪念”的意思,并非说先锋文学本身持续了三十年,虽然这些作家还健在,但不能说先锋文学存续了三十年。在我看来,截止1990年代中期的人文精神讨论,先锋文学作为“运动”即告终结了。之后的创作更多地成为个人性的现象。你这个思维还是对立的,好像先锋文学的又一个“罪状”是没有给俗文学留下空间。请注意,八九十年代没有给俗文学留下空间的不是先锋文学,先锋文学也是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冲开了一角;而今,则差不多是俗文学不给先锋文学留空间了。
    我并非鄙薄俗文学、网络文学,我只是担忧,尼尔·波兹曼早就就说过,有两种东西能够使文化枯萎:一是专制集权,一是娱乐至死。至少从文化结构上,文学结构上,先锋文学所代表的是精英和核心的部分,如今这个核心正在萎缩和消失,你不担忧,反而指摘,我无法苟同。至于年轻一代的写作,他们想成器,自然有前途,如果他们只喜欢娱乐至死,只着眼于俗文学和现实利益,那么文学的衰落就是必然的。这诚如《红楼梦》中所讲的,昏惨惨似灯将近,呼剌剌似大厦倾。文化的衰败当然有至为复杂的因由,但青年一代的不作为是一个关键因素。先锋文学诞生于一群青年人的手上,他们至少无愧于自己的时代和使命,如今另一群年轻人想怎么做,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8:先锋文学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前面已讲了太多,先锋文学的遗产之一,是告诉我们中国文学依靠什么、如何走向了世界。如今他们已经走向了世界——莫言已经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最根本的,我以为就是,他们用了世界性的、人文主义的眼光,来讲述属于中国人的故事,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进行了反思,当然是在鲁迅式反思的基础上,更为多向和芜杂了,这也是无可避免的,当代中国的社会构造与文化情境比之五四时期要复杂得多,所以作家的思考也更为五花八门。但这都不要紧,要紧的是中国作家确实获得了一种现代性的能力,即借助复杂的文学手段,坚持了对历史、现实的秉笔直书,或者变形记式的旁敲侧击,坚持了对于人性黑暗与光明的共同探究,甚至也抵达了对于人类共同的各种忧患的书写,对于与生存与存在的哲学追问……所有这些,如今看似即在左右,但没有当初先锋文学运动筚路蓝缕的开拓前行,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当所有写作者和读者享有这一切的时候,不要忘了那些当初的开拓者,他们不是来自天国的光明中,而是来自冷战和文革的历史黑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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