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1000事》，是一本非常另类的作家传记。这部作品有些像年谱长编，但又比年谱丰富，有色彩和声音。这部书的写作，与中国当下的阅读氛围格外地协调，在碎片化阅读的时代，汪曾祺的一千件小事读起来，多么像是在翻看他的一个纪录片。
翻开这部作品，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人，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汪菊生是一个好父亲。具体怎么好呢？书里有相当多的片断来描摩汪菊生对汪曾祺的溺爱。比如汪曾祺念初中的时候，喜欢上唱京戏，唱京戏就唱京戏吧，问题是，汪曾祺主攻的是青衣。父亲汪菊生不但不批评他，在家里，还给汪曾祺拉琴助唱。汪曾祺的学校要开联欢会，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便到学校里给儿子拉琴。
汪曾祺考高中那一年，父亲汪菊生陪着他去考试，那天晚上，汪菊生整夜没有睡觉，因为旅馆的房间里有很多臭虫，汪菊生怕臭虫影响儿子睡眠，于是一个晚上就拿着蜡烛用融化的蜡烛油滴臭虫。汪曾祺后来考上了那所中学的高中部，可是学费极高，据《汪曾祺1000事》记录：每年学费36元，膳费46元，宿费10元，讲义费4元，图书馆费2元，体育费2元，合计100元。在当时，这一百块可以买2500斤米。所以，汪曾祺不但有一个好的父亲，还有一个家境非常殷实的家庭。
汪曾祺念高中时有了喜欢的女同学，在家里写情书的时候，父亲汪菊生在一边给他出主意。如此要好的父子关系，在1930年代的中国，可真是少见。
汪曾祺的一生，除了有一个好父亲，还遇到了一个好老师，便是沈从文。
汪曾祺从扬州到上海，坐船过广州、香港，抵达越南，最后从越南坐火车到昆明。费尽了周折，主要目的就是想要报考沈从文所在的西南联大。从《汪曾祺1000事》一书中得知，汪曾祺在考前感染了疟疾，一度高烧到40度。因为疟疾在当时属于传染病，按照规定本来应该隔离的，奈何他因为发高烧而被免除了隔离。正是在这样的疾病中，汪曾祺带病参考了西南联大的考试，最终被录取。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西南联大可能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考。
在西南联大，各式各样的教授打开了汪曾祺的视野，比如他的同乡——古生物学教授孙云铸，这位孙教授的立身之道有三，分别是“能吃”“能睡”“能玩”。而且，这位教授非常喜欢美食，即使是讲课，不知不觉中也会讨论起吃的东西。而汪曾祺选修的西洋通史的教授叫做皮名举，他有一句名言：“不学本国史不知道中国的伟大，不学西洋史又不知道中国的落后。”这样的视野和见识，在上世纪1930年代便出现了，实在是学生们的幸事。
西南联大期间，沈从文和卞之琳合住的宿舍被日本的飞机炸毁了。沈从文搬到了文林街20号，他的家人搬到了呈贡，于是，在西南联大上课的时候，沈从文就住在宿舍里。这个宿舍便成为汪曾祺常去的地方。有一阵子，沈从文迷上了昆明的一种手工制作的竹胎缅漆盒子，买了很多，有几百个。有一次买到一个大的，沈从文爱不释手，对汪曾祺说，这个可以做一个《红黑》杂志的封面。“红黑”原来是一句湖南方言，意思是“无论怎样都会如何如何”，湖南人爱说“红黑是要吃饭的？”翻译一下，就是，反正是要吃饭的。
沈从文喜欢汪曾祺，便开始向自己的朋友推荐汪曾祺，他在给施蛰存的信里说：“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大有成就。”可以这样说，汪曾祺由早年朦胧地喜欢沈从文，到报考西南联大中文系，再到被沈从文称赞，他终于完成了一个作家身份的转变。由此，他的一生，都和写作有关。
西南联大毕业后，汪曾祺先是留校做书记员，但很快又到了一所中学教书。但是，闻一多被杀之后，昆明成了汪曾祺的伤心之地，于是，他选择回到了上海。然而，在上海并没有工作，一度穷困潦倒，他选择给自己的老师沈从文写信，说他很难过，想要自杀。于是，沈从文不但自己写信安慰他，还让当时住在苏州的张兆和也写信安慰他。1948年3月，汪曾祺和自己的未婚妻施松卿一起到了北京，当时施松卿获得了一份北京大学助教的工作。而汪曾祺的工作还是沈从文与杨振声一起帮他找的，在北平历史博物馆当仓库保管。在《汪曾祺1000事》中，汪曾祺当时的收入是50斤米。
《汪曾祺1000事》的三位作者非常值得介绍一下，杨早博士的岳父是凌宇先生，也是中国第一部《沈从文传》的作者。杨早本人曾经出版过《合肥四姐妹》，对沈从文的家事非常了解。从沈从文到汪曾祺就自然而然了。而徐强博士则是《汪曾祺年谱长编》的作者，已经梳理过汪曾祺的一生。而李建新是一位资深的汪曾祺书迷，曾主编多部有关汪曾祺的作品集，尤其关注汪曾祺的书信交往。
汪曾祺人生的高光时刻与人生的低谷都在北京，很多丰富的细节值得细读。1982年，沈从文八十岁生日那天，汪曾祺给他写了一首诗，如下：“犹及回乡听楚声，此身虽在总堪惊。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这首诗的最后两句，用来形容汪曾祺也恰切不过，汪曾祺喜欢做饭，喜欢画画，喜欢唱京戏，还喜欢烟酒茶，然而这些玩物并没有让他丧失了写作的志向。汪曾祺的一生，真是抒情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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