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与冯素素离完婚后的主人公王端午预备着抑制已久的流浪生活。临走前，他决定带一本书。从某种意义上看，正是这些在王端午不同人生阶段被触碰、阅读的书目，构造了他特定时期的精神结构和情感状态。换言之，被阅读书目的意旨诉求与阅读主体王端午在阅读时刻的主导情志之间形成了同频共振的微妙关系。因而，解读王十月的新作《不舍昼夜》，不妨从整理王端午不同时段的阅读经验入手。以次为经线，或可大致勾勒出王端午不同时期的精神情感状态，不同时代人与知识、文化的勾连牵绊亦可由此带出。
一、离乡：一个由阅读激发出来的浪漫主义理想
在王端午青少年时期，发生了三件事：一件是六岁时弟弟的意外死亡。弟弟死后，意识住进了他的身体，家人都以为王端午疯了。中考前夕，弟弟又突然显现，王端午因此中考失败。第二件是小学时同桌的丢书事件。王端午不小心将同桌语文书收进自己书包，同桌却意外将丢失一事禀告老师。八岁的王端午不知如何向他人解释这一误会，慌乱之中，他将课本丢进了泥水渠。但头上的苍耳毛球却将他的行为暴露无遗。在父亲和老师看来，王端午不过是敢做不敢认的胆小怕事者。第三件发生在县城纺织厂当学徒期间，下铺李飞扬言在上铺熟睡的王端午“故意躲在床上偷听李飞和女朋友做爱”。王端午带着难以言说的委屈，逃进了城中村的小平房。这三件事，将王端午从传统的家庭、学校、单位等共同体中分隔开来，使其成为难以与其置身的环境和谐相处的单独个体。
这个被“逼”出来的单独个体，生长方向是不确定的，它可以被不同的思想做不同的命名。而不同的命名方式，又会将个体引入甚或截然相反的道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代给出的思想资源是启蒙主义，单独个体的谜面底色是自由。
1982年，王端午从四姐口中听闻了一本名为《卡门》的课外书籍：
在四姐口中，王端午听说了《卡门》……四姐拿着书，一只手握着拳头顶在腰眼上，激动地读着“卡门永远是自由的”。
这一最初的阅读体验，对王端午的一生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但四姐的悲剧命运走向，却彰显了王端午必将经由《卡门》背离家乡的现实：在王端午眼里最真实自由、舒展洒脱的四姐，是村民眼中的乡村另类、社会渣滓，并最终以聚众淫乱罪判以枪决。如果说四姐的人生是正剧的话，那么乡村的环境便是悲剧；而当环境力量成为正剧的时候，四姐的命运则沦为悲剧。这种悖论关系，正暗示着包括启蒙主义在内的现代文明与乡村世界的格格不入。现代知识是属于城市的，它在催生青年对自由、理想、远方向往的同时，也造就了他们与生之养之的村庄、土地的隔膜。所以，四姐留给王端午的最后遗言，是好好读书，走出农村。
王端午确也以四姐的方式，实现着自己的“自由”。1985年8月30日，在收拾四姐遗物时，他再次触碰到那本薄薄的《卡门》：
“卡门永远是自由的。”“人也是自由的。”
他之前听四姐说过自由，但第一次以他的方式理解了什么是自由。自由意味着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自己选择干什么和不干什么。
他选择了放弃此前一直准备的中考复读。父亲让他在家务农，想着农活的苦可能会让他回心转意。在家劳作期间，王端午陆续阅读了四姐留下的《飘》《简‧爱》《卡门》《嘉林妹妹》《安娜‧卡列尼娜》等小说类读物，《麦田的守望者》《存在与虚无》《理想国》《通往奴役之路》等哲学类著作也开始进入他的视野。此外，还有一部手抄本色情小说《少女之心》。这些读物在王端午心中建立了一个更自由辽阔、诗意无疆的世界，但那个世界是故乡调弦口镇所不能给予的，现实的硬壳只是将他困死得动弹不得。在哲学的世界里，他找到了处理他与现实关系的方式——“对抗”，“他读到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在他浅显的理解里，人的存在是为了对抗，就像他的四姐在对抗着一个巨大的传统，而他则通过对抗父亲，实际上在对抗这千年不变的、出生以来就被规定的命运”。
终于，王端午背离了生他养他的乡村，到远方去寻找他所期待的“自由世界”。
二、打工：一段在阅读滋养下的精神救赎
王端午对远方的追寻，从县城，到广东。更确切说，是广东深圳的经济特区。他曾与几份“远大前程”擦肩而过：一份是在西乡宝台包装箱厂作菲林画房学徒。因事先与李中标、刘祖之有进同一工厂的约定，王端午放弃了这次宝贵的技能学习机会；另一份是伟丰造漆厂的司机瞄准了老板常住台湾、公司管理混乱的契机，想拉王端午跟自己一道走私开小单。尽管日入四百的工资对彼时穷困劳苦的王端午产生了强烈的诱惑，但在抉择关头，他还是想起了曾在他生命里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四姐和沈亦如。他谢绝了黎哥的邀约。
显然，对彼时的王端午而言，心中的道德律令是比个人前途更重要、更需要去坚守的事物。但这艰难的坚守，却并没有给王端午带来理想中的光明未来。相反，现实的暗礁很快涌来：由于得知黎哥计划而拒不参与，王端午被调岗到厂内做纯体力搬运。又因一次错拿原材料的失误，终于有了被炒鱿鱼的借口。无奈，他只好投奔在郁金香工艺品厂工作的李中标。
在郁金香工艺品厂，王端午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一个爱人，宋小雨。从一开始，叙述者便铺陈渲染关内关外的巨大差异，“他们进不了深圳经济特区，因为进入深圳经济特区需要边境证”“他们眼巴巴地看着那些手执身份证、边境证排队通关的人，无端地觉得，有边境证的人和没有边境证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人类”，人群在此已被区隔。但对其它工友而言，关内关外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反正哪里都是赚钱。宋小雨则不同，他和王端午一样，对关内生活有着近乎执念的炽热渴望——“这是第一次，有人和他对深圳关内关外的看法如此一致”。不过，此刻的认知相同，并不代表此后各自命运的相似。现实情况恰恰是：宋小雨对未来早有准备，她既有边境证，又率先在关内求职并进入特区工作；懵懂无知的王端午既无边境证，还因某些偶然或必然因素，终身丧失了入关机会。在深圳打工的日子里，王端午的阅读经验很少，只有一本《卡夫卡传》：
原以为走出县城，就能拥有更广阔的世界。到南方后才发现，南方广阔的世界已被分隔成无数个狭小的盒子，属于他的盒子又分隔成数十张铁架床，他拥有的只是双层铁架床的一层，那被印花床帘围着的逼仄空间。他就像卡夫卡笔下那个名叫K的土地测量员，经济特区，是他无法进入的城堡。
之于王端午为何难以入关，叙述者给出的关卡饶有意味：1990年，父亲趁着夜色将余粮偷卖给粮贩，被村干部发现，二人发生争执；1993年，王端午办理边境证回乡管理区盖章，当年的村干部秋后算账，表示坚决不给闹事者的儿子盖章，还想方设法给王端午留下案底，使其终身无法入关。这就是王端午的悲剧，它不单单源自某个个体的过失。但同样，我们也不能将其仅仅归咎于社会、时代。
正规途径被某种不正当的社会因素堵塞，那就走侧门。当然，这肯定不是单纯的王端午能想出来的。他只是在爱情的驱动下，走到了南关头，成为了新游戏玩家选中的目标。新游戏玩家告诉他，他们可以将王端午藏在后备箱，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方式将其运入关内。但王端午没有在这场游戏中翻身，这么本分老实的他，怎么玩得转擦边球呢？不仅打工以来的全部积蓄被劫，身份证也被顺势扒走。他和宋小雨，他和理想中的深圳经济特区，彻底区隔为两个不同的世界。
留给他的，只是一无所有，和一无所有后的一无所畏：偷食物、睡烂尾楼，以及反偷别人的储蓄和身份证，“当人具有强烈的羞耻心和道德律时，这个人是不自由的。这是他对自由的全新认知”。
在最艰难的时刻，王端午又忆起了阅读。除了前期读过的《卡门》《城堡》，他又新增了《荒原狼》《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群魔》《死屋手记》《资本论》等新读物：
他随手翻开《荒原狼》，读到了这样的一段：“从前有个叫哈里的，又称荒原狼，他双腿行走，穿着衣裳，是个人，可其实他是匹荒原狼。智力好的人能学会的东西，他学了不少，是个相当聪明的人。但他学不会的，确是对自己和生活感到满意。
阅读让他变得冷静、理性，他开始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开始思考人的问题、人与时代的关系，思考他所处的时代，思考他犯下的罪行，甚至于思考改革开放的得与失。
阅读，让他与自身及所处的改革时代拉开距离，对过往经验和周遭环境做不全然肯定或否定的理性分析。新一次的阅读，也是对自我与时代关系的重新思考锚定。在阅读中，王端午重新获得了一种超拔向上的力量，对其置身的环境做了一次不满意的“反抗”。
三、爱情/书店：一种更极致的理想主义坚守？
王端午爱上的第二个女孩叫冯素素。她比王端午更直奔精神、又无限务虚。所以在冯素素身上，存留着许多初读者感到不适的细节：她嫁给王端午的条件，是“婚后让她能安心写作”的承诺。这样她就能不为生存打工，不再跻身集体宿舍，不再忍受父母穿风漏雨的菜地窝棚；她不认为结婚一定要走程序、婚前一定要见家长，因为不必全然按照世俗规则来生活；关于亲人结婚后何时要孩子的关切，她也只是以“什么时候生孩子，是冯素素自己的事，没有人能逼她做任何事”冷漠回应。
冯素素真正倚重的，是精神。
王端午对冯素素的言行欣然接受。因为此时的指针已被拨到了千禧年的第一个年头，王端午已经31岁。历经前半生的兴衰起伏，他已深知理想主义者在这世上所可能遭逢的一切辛酸困苦，“王端想，冯素素真是独特的，她多么像十八九岁时的自己啊。只是她的这份独特，在这个社会，怕是会撞的头破血流”。而现在，他要做的，就是悉心呵护冯素素身上这份未被现实沾染的特别。
与此同时，王端午还在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经济重镇，开了一家实体书店。其初衷是为读书人提供一篇宁静的阅读空间。书店以西西弗斯为名，以此纪念那个推石头上山的荒诞英雄西西弗斯。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时代所有的理想主义者，都是西西弗斯。
那些坚守理想的西西弗斯，后来的命运怎样呢？在《不舍昼夜》中，结局似乎并不乐观：始终活在理想中的冯素素，在肚子里的孩子与笔下的孩子间选择了前者，暂时搁置了小说家的第一梦想；两个西西弗斯书店，一个因房东移民、无力支付巨额房费而被迫停业，一个在冯素素的经营下转变为以书店为窗口的文化公司。而之于二人婚后的现实生活，更是一地鸡毛，“这个家，一切都是他在支撑着，他想找个人说说话，说说他的压力，说说他对家庭未来的规划，但冯素素总是那样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他感觉自己像头陷进泥淖的水牛，越挣扎陷得越深”。
在这漫长岁月里，王端午的阅读时光更少了。唯二两次，且都带有被动式的现实诉求。一次是书店承接了一位先锋作家的新书发布会：
他用一天时间认真读了先锋作家的新作，当然，他认为先锋作家的确江郎才尽了，认为先锋作家的作品，与他所感知到的中国完全没有关系，作家躲在象牙塔里的自怜自艾悲悲切切意淫，根本不关心脚下的大地和大地上奔走的众生。
一次是病后休养：
我开始理解加缪所说的，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他的全部意义，并不在于，能否将石头推上山，而在于，明知无法将石头推上山，已然要满怀激情与信念，日复一日地坚持。明知似乎不可抗拒，人类已然要充满激情地反抗死亡。
不知此刻的王端午是不是因为感到了他所坚守的一切，已和他感知到的现实没有任何关系。他又一次生发了对生活的不满，又一次在加缪笔下找到了“反抗”的力量。而这一次，他要反抗的，是婚姻、是既得的一切，是一直独占的身体。不知这次出走后，王端午片刻栖息的地点将是哪里呢？
回望王端午大半生的阅读生涯，不难发现，他总能在不同的书目里读到一个相似的“反抗”主题。与之相匹配的字符，还有出走、自由、远方。其中的缘由，自与这批书目实际生产的时代环境有关。它们基本处于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思潮的延长线上，其精神内核是启蒙主义的理性精神。但同样可以作为原因的，是阅读者王端午的阅读选择。在叙述其阅读经验时，叙述者间或插入“实际上他能读到的只是一些名词、一些警句”，“他就用这些似懂非懂的名词警句来指导自己思考人生的意义”等评价语句。因而，看似是书本在提供王端午知识，实则王端午也在选择被阅读、甚或被误解的书目本身。于是，可以进一步追问的问题，是像王端午这样的底层理想青年，还可以阅读什么？亦或是，在这批同类书单里，他们还可以采用何种视角、读出何种有益于他们人生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可以、但不应只是20世纪西方现代思想潮流。毕竟，即便一次比一次更坚决彻底，人终究不能一味逃离。我们还可以开辟更广阔的道路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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