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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对峙的小说，源头自然是《尤利西斯》，后继者有科塔萨尔的《万火归一》、米亚.科托的《梦游之地》等等。我被这种如神殿 般宏伟又如漩涡般不稳定的迷人结构所吸引，便生出踵武前贤之心。关于如何让两个时空各具合理性及张力又能彼此互动，我做过不同尝试。写过跨越百年的家族传承（《西湖》2024年第1期的《惊鹿记》），写过当代学者对《红楼梦》及苏轼的摹想（《作品》2023年第10期的《照相记》），也写过以大唐为背景的套层结构游戏（《作家天地》2021年第11期的《诗人之于花瓣》）。在这个系列的尝试中，《十万嬉皮》是我最用力、也最满意的一篇。于我而言，这算是一个新尝试——前后在情节上并无直接关系（仅以那句名为“小自”的逃逸的诗句作为纽带），但在精神上又遥相呼应。我不想做《尤利西斯》式的史诗英雄之崇高与现代市民之卑劣的指向性那么鲜明的对比，而希望异代的互文在更多的维度实现，比如"自由"在不同时代的命运。我想严肃小说应当提供一个容纳多种答案多种力量的广阔空间。飞扬与沉降共存，轻逸与滞重同在。我希望两个部分各自成立，各自旋转，各自振响。既歧异又共振，既相遥又相傍，“正如南北之两极，抑或昼夜之日月”。 第一部分的灵感来自于我考研复习俄国浪漫主义文学时看到的一则轶闻：普希金写于决斗前五个月的绝笔诗《纪念碑》，死后被刻在其纪念碑上，但那句"我在残酷的时代歌颂自由"被茹科夫斯基删改了。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小说感的素材。虚构由此开展。第二部分的出发点则是我的个人意趣。我一直想写我爱的这群嘻哈歌手。时而迫不及待，时而又告诫自己不应这么早下笔。一旦下笔，就必须真诚十倍。决定把万青的歌名借过来当名字时，我想，这是个大词，大词有大词的张力，但也绝对需要警惕，稍不留神就会写得傲慢。写第二部分时我一直对自己说：不能虚浮，不能笼统，要具体，要本色当行。我最终用了个笨办法：塞了大量与嘻哈相关的细节进去。我觉得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嬉皮士，也觉得他们特像波拉尼奥笔下的那群青年（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我又把《重返暗夜》重读了一遍，又想流泪又想呼喊，在这种情绪的涌动中完成了它）。这是我必须要写的一个小说，是我二十岁焕赫心气的凝聚与爆发。随着年龄愈增，每个写作者或许都会不可逆转地变得更成熟、更均衡、更从容。但少年时代的作品无法替代。我想我会永远珍视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