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两种典型的叙述模型
    “北漂”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火热的超级能指之一。从官方到知识界，再到丰富多元的民间社会，各种背景不同、诉求各异的意识形态均在利用各式不同的媒介参与到“北漂”话语的书写和诠释当中，从而“北漂”也愈发演变成为一个鱼龙混杂的话语角力场。然而，尽管这些叙述话语背后的立场与目的迥异，有两种典型的叙述模型却时常吊诡地为它们所共享。
    其一是去刻画一个孤立的个体对于外部世界的反抗以及这种反抗的最终失败。在这个模式当中，孤立的反抗者往往代表着青春、健康、善良和高尚，而外部世界（北京）则充满着黑暗、丑陋、肮脏和堕落，它不断用强大的力量挤压戕害美好而无力的反抗者，并最终将他们的反抗实践彻底绞杀。这种叙述运用了经典的悲剧模式，反抗者一般被形塑为一个希腊式的英雄，通过它们的失败，故事的写作者营造出一种悲壮崇高的美学感受，并由此产生对于污浊的外部世界尖锐的批判效果。
    第二种类型讲述的同样是关于孤立个体的故事。然而，在这些故事的主人公身上，我们却看不到上一种故事类型当中的人物身上的勇气与反抗精神。在感受到外部世界的压抑之后，他们往往将出走作为自己人生的选择，而出走的方向则一般是寄寓着作者美好理想的远方异乡。这种叙述模式或许堪称中国作家的拿手好戏。在古代，一旦官场上的士大夫为污浊的现世生活所厌倦，那么回归山水田园的理想世界便是他们不二的心灵选择。对于这个理想的桃花源，早有论者精当地点出了它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这种理想世界中的生活是顺应自然、弃绝文明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随时而种，随时而收，不要厉志，不劳智慧，草木识时，四时知岁。二是这种理想世界中的人际关系也是顺应自然、弃绝文明的，没有维持统治阶级存在的税收，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2】 大体说来，这种理想图景也是今日不堪都市重负的人们所心向往之的乐土。
    虽然这两种叙述模式具体的展开面向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它们所共通的，那就是它们都表现了对于外部世界的异化的一种个人主义式的抵御。这种抵御如果积极，那么便以反抗的面目呈现，如果消极，那么就用出走的方式表达。
    在使用这两种叙述模型的文学作品当中，郑小驴的《可悲的第一人称》显得尤为突出。在这部短篇小说里，出走与反抗这两种个人主义式的抵御被相当精彩地融合到了一起。小说讲述了一名“北漂”从北京逃遁到中越边境的原始丛林拉丁之后所发生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我”本意借助异乡的原始气息来净化自身疲惫不堪的灵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却愈加地发现，这种出走其实不过是一种无能为力的虚妄拯救，北京的记忆依然如鬼魅一般绵绵不绝地折磨着“我”的内心。此时，在丛林中种植的一地药材便成为了“我”心灵上的唯一寄托，这也是“我”对于外部世界反抗的最后战场。然而，在一场百年难遇的大雪里，“我”的背水一战也最终沦为了泡影，空余茫茫的雪地埋葬着“我”所有道不尽的悲伤。通过这篇小说，郑小驴不仅刺穿了出走神话的虚伪浮泡，而且以“我”在北京和拉丁的双重失败，向读者展现了在当代中国个人主义式逆袭的无路可走。在文末，失去所有的主人公在雪地里肆无忌惮地发泄着自己的情绪，但对于我们来说，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去思考，在当前的困顿危局中，对我们这些除了自己的身体以外一无所有的年轻人而言，是否还具存着一种可能的救赎之道？而这种可能又必须建立在怎样的认知和实践之上？
    2
    个人出走神话的幻灭
    在大部分表现“北漂”生活的作品里，北京都是叙事的核心场域，人物所有的悲欢离合基本都发生在繁华的都市当中，但郑小驴的处理却恰恰相反，在小说的一开头，他就将我们直接带入进这个充满异域风情的边陲之地：
    车子到了拉丁，前面就没路了。老康告诉我，越过那片丛林，河的对岸就是越南。那是我头回看到榕树，巨大的树冠遮盖了大半个天空，像片树林一样。四周寂静得让人发慌，仿佛时光遗忘之处。在北京很多个失眠的夜晚，坐在黑暗中，好几次我都幻想过会有这么一个场景：站在葳蕤的原始丛林前，周围空旷无人，四面八方都是我的回音。我泪流满面。不知怎么，想哭的冲动最近越来越频繁。而这种感觉离拉丁越近，冲动就越强烈。
    那天刚下完雨，阳光刺透密林，给草地铺满了碎片般的光斑。我踩着这些光斑，独自一人沿着林间小道朝深处走着。光折射在我的脚上，我走哪，它就跟哪，怎么也没法摆脱它们。我默默走了许久，抽完了烟盒中剩下的几支烟。空气湿润，林子里只有我的呼吸声，比失眠的夜还要静。这就是拉丁，终于没人知道我在这了。
    榕树、密林、草地、阳光、空旷无人的寂静，更为重要的是“终于没人知道我在这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全新生活似乎伴随着开到拉丁的汽车也一起走入了“我”的生命，这是“我”的理想，也是“我”在北京无数个失眠的深夜当中所屡屡呼唤的救赎，“我泪流满面”。因此，即使这个地方充满着“我”所不了解的人和事，充满着令人畏惧的野性，“我”也将这里视作了“我真正的栖身之所”。
    新的开始往往建立在对旧我的舍弃之上。在拉丁的第一个夜，“我”抛弃了“我”的手机，这也宣告了“我”对过去生活方式的告别。在这里，手机无疑有着鲜明的象征意义，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让人异化的帮凶。在北京，“我”不断地感受到这种异化的存在，在手机不断地侵蚀中，“我”越发变成了机器的附庸——“一个电话就能左右我的情绪，左右我的计划，一天到晚，我必须都开着机，证明着自己的存在和存在的价值。要是几天下来没收到一条短信和接个电话，我就会心慌，感觉自己遭到了全世界的抛弃。”而另一方面，“我”又对这种异化骑虎难下，借助手机的力量，“我”能特别容易地形塑出一个虚构的自己，并由此证明自己在现代社会之中所取得的“幸福感”。——“在微信朋友圈，我让自己看上去充满阳光和正能量。我做义工的场景、每周一次的有氧运动以及变着花样的厨艺……这些生活被我一一晒了上去。我断定李蕾会看到。即便是她不看，她身边的朋友也会转告她。我只想告诉她，离开她之后，我过得很好。”这种虚伪的幸福感可谓是“我”自欺欺人的方式，它是“我”在都市的一种心灵支撑，让“我”欲罢不能。但在这里，在拉丁，这些压力和虚伪都可以不用考虑了。“我”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把握生活，按真实的想法表达自己，“我”平静了，自由了。“我”享受着这样的生活：
    看书，烤火，打盹，一天的时间可以无限漫长，直到我想结束的时候，闭上眼往被窝一钻为止。再也没谁来打扰我了。我可以安心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些依附于身已久的陋习与怪癖，在新的环境中仿佛得到了彻底的涤荡。我甚至再没有失眠过。在梦中，我总是在奔跑，奔向陌生的山谷、河流和麦田。梦中的天空湛蓝如洗。那些曾经屡屡光顾我梦境的阴霾、追杀与犯罪的场景，再也未曾出现。我甚至一次也没梦见过广告公司、难缠的客户、垃圾短信和彻夜排队的楼盘开售活动。那些令人生厌的东西终于可以从我脑海中清场了。每天我按时醒来，精神饱满，饱受折磨的失眠症终于消失了。天气晴朗的时候，我甚至重拾了多年前的习惯，开始记日记。
    至此，个人出走的神话似乎已经建立起来。然而，只要我们仔细考察便可发现，尽管表面上的形式非常接近（美好的自然风光，健康的肉体，愉悦的心灵……），但就本质而言，“我”的这种生活状态同传统诗文里描述的那种理想世界其实并不相同。在传统诗文当中，理想世界是具有人间性的，这些远离世俗的文人们所向往的是一种“顺应自然的人际关系”，而非一种完全与世隔绝的生存状态。而“我”所追求的却是一种纯原子式的个人孤立，在“我”不断强调自己“不想见人”的行为上，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一种将自己同外部世界之间完全切断的倾向，只有当这种完全的切断成为可能，“我”才能够真正获得一种对于自我的解放。从这种倾向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并没有真正接受并融入新的生活。在思维的深处，“我”依旧沉湎在过去的阴影当中不能自拔。因此，当原始丛林所带来的新鲜和神秘逐渐褪去，当静谧提供的安宁被孤独感所取代时，北京的记忆便也以梦魇的姿态排闼而来了。
    首先袭来的是与李蕾的回忆。李蕾是“我”在北京时期的恋人，曾经与“我”有过一段非常幸福的时光。在很大程度上，李蕾象征着一种“北漂”心目中普遍向往的理想生活——同心爱的人一起奋斗打拼，买下一间即使偏远逼仄但却温馨的房子，然后在这个充满发展、充满机遇的现代都市里扎下根来。对于“北漂”们来说，结束漂泊之日其实才是他们人生的真正开始。因此，在李蕾身上，可以说寄托着“我”对于未来的全部梦想。也正因为此，与李蕾的分手便成为了“我”心头始终不能愈合的伤痕。由于房价的飙升，“我”和李蕾的积蓄一直够不上首付，因此只能辗转于各种租房当中勉强度日。在堕胎两次以后（孩子是奋斗的累赘，没有房子的两人并没有生孩子的本钱），李蕾最终离开了北京，而“我”也在忧郁度日后同样无奈地选择了出走。
    苦苦缠绕着“我”的还有同小乌的往事。如果说李蕾代表着对“灵”的渴望的话，那小乌就象征着一种“肉”的蛊惑。“我”和小乌的相遇非常偶然，对她的了解其实也并不多。在两人的关系里，无论是出游、接吻还是性爱，主动的一方始终是小乌，而“我”则“似乎在有意回避某种即将成为可能的现实”。但是，小乌的身体不由自主得“让我着迷，如痴如醉”（相反与李蕾的性爱并不完满——“进入的时候，她咬着嘴唇，眉头拧了一下。她始终闭着眼，这么多年了，她一直拒绝做出某些改变，这种表情曾经让我愤怒过。”），因此这种“回避”始终没有成功。小乌是另一个北京的缩影，是忘情享受的快乐，是不能抵挡的欲望。
    初到拉丁时，“我”一度淡忘了李蕾和小乌。通过抛弃手机，“我”不用再虚伪地给李蕾炮制生活的假象，也不会再收到任何发自小乌的电话和短信。可是，当“我开始怀念那些忙碌的日子，怀念城市的喧嚣与灯火”，当“我”“被孤独折磨得奄奄一息”，这两段被尘封的记忆便被迅速地激活，并反讽地成为了救赎我当下生活的灵丹妙药：
    我开始频繁地手淫，这是我短暂逃离孤独的办法。有时想着小乌的身体，有时则是李蕾，反复回味着她们俩的不同。我甚至幻想着她们俩一起出现在我面前的场景。这种念头越强烈，对孤独的体验就越深。我梦想她们马上来，然后极尽疯狂地干那件事。每晚我都被这种念头折磨着，直到东方发白也难以安眠。在黑暗中，我不厌其烦地数着绵羊，带着极度疲惫，才能睡上一会。而白天，则萎靡不振，像丢了魂似的。
    这种记忆的魂兮归来其实已经在事实上宣判了个人出走神话的彻底破产。虽然“我”的肉体远离了都市，但在内心深处，“我”却根本无法抗拒都市记忆对于自身无孔不入的渗透。尽管李蕾与小乌都已不在“我”的身边，但她们在“我”心目当中的投影却依旧强大得岿然不倒，北京还是那个让“我”魂牵梦萦之地，一切都同过去没有什么不同，只有因远离而导致的灵与肉的炙烤在久久地煎熬着“我”的内心。
    本来，一个人的经历就具有一种天生的连续性，不可能在脱离经验前史的情况之下单独成立。认为过往的追求以及追求的失败能够通过出走强行割断，其本身就是对于记忆的一种粗暴的篡改。而且，对于“北漂”们来说，情况又显得更为特殊。在城乡差异巨大的当代中国，“北漂”们其实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游离位置。他们不是乡土的孩子，但也不是都市的嫡出，他们始终陷入在城乡两极不同文化的拉扯当中，找寻不到可以立足的位置。而这两极的力量却又是不均等的，由于权力、资本和资源的高度集中，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现代文明可以轻易地制造出一种洋溢着梦想与欲望的幻觉，它不断召唤着本就具有求新求变性格的青年人，形成一种难以抗拒的引诱。在“北漂”们的心中，“乡”是美好的，但却同时又是陌生的，是不能长久生存的。一旦接受过“城”所抛出的橄榄枝，那么他们便再也无法摆脱它的控制，不是身处其境死中求生，就是在记忆的疆域里怀抱都市的幽灵做死亡之舞。比起用通讯工具建立起来的物质网络，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这种对人深入心灵的操控以及其操控结果的不可逆转或许才是这种异化真正令人忧惧的强力所在。当在它扩张自己版图的同时，其他所有可能的替代性选择都显得毫无力量，这些选择只能无可奈何地走到穷途末路的尽头。
    由于出走所带来的断裂只能发生在外在物质环境转移的层面上，而不能促使内在的主体性发生根本的蜕变，个人出走神话也就愈发显示出其虚妄的本质。在小说中，郑小驴刻画了一个颇为意味深长的场景。当李蕾最终离“我”而去，“将我内心里的某个东西带走了”之后，“我”和几个“熟悉北京，比自己家乡还要熟”的“资深京漂”一起喝得烂醉。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干嚎着汪峰的《北京，北京》和崔健的《一无所有》”。如果说在《一无所有》里凝结了这些知道北京每日有多少人出生，多少人死亡，知道有多少张病床却不知道怎样才能在这个地方活下来的人心底的那种撕裂的痛苦的话，《北京，北京》则唱出了他们心中对这座难以割裂的城市的那种欲去还留的复杂情结。在歌曲的最后一节，汪峰绝望地嘶吼着：
    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去/我希望人们把我埋在这里/在这我能感觉到我的存在/在这有太多让我眷恋的东西/我在这里欢笑 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死去/我在这里祈祷 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 也在这失去/北京 北京/北京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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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反抗的破产
    尽管个人出走神话彻底幻灭，“我”在距京几千公里的原始丛林里仍难逃高度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对自身的掌控，但郑小驴却并没有使“我”直接落入虚无的洞穴，而是借助一块种满药材的田地，让“我”发起了最后的反抗。表面上看，这场反抗失败的原因是不可抗拒的自然力，是一场百年难遇的冰雪灾害毁掉了“我”多年以来的苦心经营。但偶然之中，其实隐藏着必然的因素。在我看来，这样一种个人反抗的方式本身其实已经包含着难以成功的致命缺陷，而失败不过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
    首先看“我”决定在这块地里种植药材的原因：
    这真是快好地，种什么收什么。我种了几蔸胡萝卜，长势以外地好。当我吃上自己种的蔬菜水果时，甚至对老康的告诫嗤之以鼻来。这儿根本没什么虫害，蔬菜水果没有天然的敌手，压根不要洒农药化肥。
    ……
    我自信不比那些广东佬差。说不定他们只是些大老粗，不懂得科学种植。我的自信来源于我大学里选的农学专业。大学四年，虽然吊儿郎当，但是最基本的知识还是懂的。……我问过老康，那些广东佬每天都住这儿吗？老康目光中带着疑惑，摇了摇头。“我和他们不同，我天天就住这，我懂它们，我天天侍弄着它们呢！”我仿佛找到了底气。
    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之所以能下定决心种植药材，其原因完全是出自对于土地和自我的强烈信心——由于这块土地先前的收成很好、“我”又具备胜过他人的农学知识以及更加勤恳细心的态度，因此，只要“我”一直努力，那成功就是必然的结果。这种线性进步的想法可谓与传统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观念完全一致，然而，尽管愿望很美好，但这种判断其实并不具备理性因素的支撑。
    其次看“我”进行生产的过程：
    我在拉丁雇了二三十个老汉，帮我进去挖地和薅草。浩浩荡荡的一群人，扛着锄头箩筐进了山，像是去干一件新鲜事儿。几天后，偌大的地里沟壑纵横，都种上了天麻和三七，蔚为壮观。他们干完活，我让老康给他们结了工钱。老汉们对我充满了好奇，眼神中夹杂着玩味和几许不解。干完活，我打发他们都出去了。
    除了在开垦时，“我”短暂借助了他人力量的帮助，在其它所有的时候，“我”都是自己“薅草、追肥、注意虫害”的，从事生产工作的始终只有“我”一个人而已。“我”与他人的关系比较接近于传统农业社会里那种松散的邻里互助，而和现代社会当中的那种严格的契约关系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别。由此，其弊端同样显而易见，在“我”的生产活动中，组织性与协调性严重匮乏，这直接导致了在收割时“我”无法迅速地召集到足够的人力帮工，最终成为“我”失败的原因之一。
    最后看“我”种植药材的目的：
    我为重新燃起的梦想隐隐地激动着。老长一段时间以来，梦想这个奢华的话题令我感到无比厌憎。就像我憎恨那套虚伪的社会法则一样。
    有天夜里，我梦见自己咸鱼翻身，药材丰收，卖了一百万，大赚了一笔。我几乎是笑着醒来的。屋外正下着大雨，电闪雷鸣，透过窗户，我看到一道道强烈的闪电像上帝执鞭，愤怒地抽打着天空。我将被子裹得紧紧的，梦里的喜悦顿时荡然无存。那个晚上我再也没合眼，内心反而充满了焦虑，这么大的雨，将我心中那团刚刚复燃的火浇了个透心凉。
    表面上看，“我”的行为当然是在追求梦想，但对于梦想，“我”其实有着更加明确而实在的定义，那就是赚钱，通过财富的积累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最后实现社会地位的“咸鱼翻身”。但这种将梦想和财富进行简单等量代换的做法有着一个直接的恶果，那就是对于自我的物化。虽然这种物化在本质上同“我”的追求其实是矛盾的，“我”所真正希望得到的并不是金钱，而是尊严、爱情以及其他人之为人应该具备的东西，但只有财富的积累才是“我”获取这些东西的唯一路径。因此，“我”不得不选择以它作为自己的梦想，并在逐梦的过程中不断地感受痛苦——“我的失眠症不知何时又悄然回来了。这叫人绝望。曾几何时，我以为战胜了这个恶魔。特别是在这丛林的两三年，它消退得无影无踪。每晚我都枕着松涛入眠，在这儿，没有任何东西能干扰到我。然而失眠和焦虑在这个冬天频繁地光顾。”
    究其本质，“我”的这次反抗依然是传统农业文明生产方式的一个变体：出于对天时地利的粗浅估量及对自我力量的信心（这种信心背后是对于个人主体性的肯定），以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方式从事生产，最终实现资本增长以及资本积累的目标。但显而易见，这种生产方式是极为脆弱的。首先，由于规模限制，它的资本积累速度相当缓慢。在前现代，这个矛盾尚不算特别尖锐。但在高度资本化的现代社会，这种小生产者的个人资本积累方式便迅速地暴露出其弊端。由于积累速度缓慢，资本的增长很有可能无法满足对于资本越来越高的需求，从而这个资本积累的过程便永远无法终止，个体只能在不断地轮回当中反复持续着自我异化的过程，并最终走向毁灭的边缘。其次，这种生产方式对于突发情况的应变和周转能力严重不足，这在小说里就表现为“我”在天灾面前的无能为力。故事当中的天灾共有两次，第一次是雨季的洪水。在这次水灾中，由于补给线的切断，“我”几乎已要丢了性命，只是由于侥幸发现的木薯才使“我”最终逃过一劫。（木薯可通过浸泡解毒并不在“我”的认知范围内。）但这种偶然的幸运却无法次次光顾，当“我”遇到的灾害范围更大，力度更强时，“我”的个体经营就一败涂地了。试比较一下，倘若这块药材地是一个现代化中药企业的一个部分，那么通过整体科学合理的布局、人力物流资源的配置以及对市场供给的杠杆调节，那么即使在天灾面前依旧难逃损失，但至少能够形成一定抵御风险的弹性空间，这是纯粹以自给自足的个人为单位的谋划经营所绝对无法做到的。但更为悲剧性的是，这两个缺陷又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由于无法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个体便始终不能跳脱这种小生产者的个体经营模式，对于风险的控制和防备就永远都无从谈起。在现实的困境里，个体所能做到的唯有像“我”一样去进行一场倾其所有的赌博。而一旦这场豪赌出现任何偶然因素的扰动，那么参与赌博的个体就只有同“我”一样可悲地输得一干二净。
    但郑小驴的深刻却不只停留在阐明了“我”在拉丁的这次反抗的限度。通过将拉丁与北京两段记忆的并置，他敏锐地把握到了“我”在北京上一次反抗的真正面目以及“我”反抗受阻的根本原因：
    我想象着卖完药材的场景，钱包鼓胀，仿佛又回到刚来北京的那年，整个世界都不在话下。
    通过这样一种感受的互通，郑小驴引导我们再次反思“我”在北京时所追求的梦想。其实，“我”的愿望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种话语系统重新表述：同心爱的人一起打拼——两个独立的个体分别用自给自足的方式进行财富的积累；买下一间即使偏远逼仄但却温馨的房子——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后实现个体对于财富的需求；在这个充满发展、充满机遇的现代都市里扎下根来——新一轮资本积累的开始。通过表达话语的置换，我们可以看到，两种表面上大相径庭的生活方式其实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而导致“我”失败的原因也同样是相同的。在“我”的故事里，“我”从北京出走的原由主要有两个，一是房价的飙升，二是李蕾的堕胎，而这两点其实可以归于一点，那就是“我”对于财富的需求一直大于现有的积累。由于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始终无法完成，“我”便只能在看似距离梦想一步之遥的迷思当中背负着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这正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伦理所无法破解的生存困境。
    在文本里，郑小驴两次写到了鸽子的意象。第一次见到鸽子是在李蕾堕胎的医院前，“它蹲在烟蒂的旁边，翅膀好像受了伤，正瑟瑟发抖着。我们的目光相遇的那一刻，它似乎想着要逃，扑棱扑棱，却只挪动了几尺远。它绝望地处于我的目视之下，索性耷拉着头，面对着脚下的一堆脏雪，像已屈服于自己的命运。我朝周边看了看，没别的鸽子了。”而第二次写的鸽子则已经被关到了笼子中，边上是一个“熟练地褪毛、剖解，剪刀使得比医生的手术刀还熟练”的家禽贩子。鸽子本是一种群居的动物，但“我”在北京所见到的鸽子却是落单的。它以为凭借自己的力量便能展翅高飞，而它也确实这样自由的飞翔过。但在这座充满着更为强大力量的都市里，它却最终受伤了，再也飞不起来，并最终难逃被捕、宰杀的宿命。在这里，鸽子是“我”的象征，也是李蕾和千千万万试图凭一己之力挑战世界的“北漂”们共同的化身。
    在“我”的身上，可以说集中了“北漂”们身上共通的局限。即使身处中国最为现代化的都市，即使接受过现代文明的洗礼，但对于“北漂”们来说，所能选择的奋斗方式却依然只有传统的自食其力一种。他们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但又无处可逃，所以只能在这种奋斗的假象里自我欺瞒，并不断复制着自我异化的循环。他们在这种循环里变成挣钱的机器，也在这种循环里走向死亡。在小说的结尾，“小乌再没回来，然而我将必须回到她身边”——因为她怀孕了。
    新一轮的循环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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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败之后
    由于在现代社会，纯粹依靠个体的反抗方式已无济于事，通过出走来寻求解决之道亦非上策，那么一种直接的应激反应便是选择去将个体的部分自然权利移交给国家，进而组建一种集体性的共同权利，通过这种共同权利的运作来保障个人的基本生存发展不受侵害。这种思路是有其合理性的。然而只要我们将“北漂”的形成历史纳入进我们思考的范畴，那么问题便迅速地复杂化了。在“北漂”群体的形成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国家意志运行的痕迹。通过政策的倾斜，资源被并不合理地集中分配到了本身并不具备特殊发展优势的北京。可以说，国家意志才是形塑“北京”这个巨大的现代神话幕后的真正推手。在“北漂”的问题上，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个人同集体关系的复杂辨证——究竟个人的权利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在一个怎样的范围之内向集体让渡，集体又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来保障个人基本权利的诉求得到落实以及个人个体的主体性生长，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无法回避的命题。从这个角度上说，郑小驴的故事远非认识的终点，他并不提供任何通向出口的方法论。作家所做的只是向我们打开了思考的疆域，对于我们思考的漂流来说，一切不过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