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惯用轻盈戏谑的笔锋，直捣冷色调的惨淡人生和凄惶境遇，他就像那个指出皇帝新衣的小孩，用一种看似童言无忌的方式，轻松直截地触碰到社会阴暗的禁区。在《耳光响亮》中，在包装英雄和荒唐婚姻的背后，是家庭的崩溃和人心的离散；《后悔录》里，曾广贤一次次让人忍俊不禁的选择和反悔，无形中将矛头直指毫无出路可言的阴鸷现实，不论曾广贤如何挣扎，未来都是一条黑魆魆的死胡同；而在《没有语言的生活》中，残疾人的失意人生和失意人的残疾生活，何尝不是一则揭露当代大众冷酷麻木内心的现代寓言。
    东西既不逃离伟大和沉重，也不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他是用喜剧的方式包装悲剧，以确保悲剧对人的启发意义和喜剧对人的阅读诱惑，是卡尔维诺所说的“深思熟虑的轻”。所以他想要写“五条腿的青蛙”，五条腿的青蛙是畸形而可笑的，让人充满好奇和玄想，但是在它的话题性背后所折射出的，是环境污染和基因突变的重大问题。东西不愿意落下那批见猎心喜的郊游型读者，但他恐怕更渴望引来能够探测到作品表层之下的富矿的家伙，那些地质勘探型的读者。拆穿了皇帝新衣谎言后的小孩，渴望更多围观者的赞同与共鸣。
    在其新作《篡改的命》中，东西秉承一贯寓庄于谐的风格，在看似满纸荒唐的字缝间，弥漫着挥之不散的苦涩和蚀入骨髓的寒意。主人公汪长尺如同阳界里掌管生死簿的判官，将儿子的命运轨迹加以篡改，让后世枯木逢春柳暗花明。在这荒诞不经的叙事背后，是城乡愈发撕裂的鸿沟、世道人情的淡漠疏离、金权对人性的腐蚀性创伤和家庭内部伦常秩序的迭变。小说像一枚深水炸弹，一经付梓，即在文坛迸发低沉而有力的鸣响。在我看来，东西的写作是一种寓言式的写作，他的故事夸饰奇崛而不拘泥于事实，但又与现实有着紧密的有机联结，他在让人怀疑叙事的真实有效性的同时，透过读者的自我反思，最终窥见我们身处其中却又浑然不觉的生活暗面，在这片阳关照不到的地带，重新找回与我们擦肩而过的价值和意义。
    人们或许早已洞悉了东西小说的套式，所以当面对《篡改的命》时，大家很容易见招拆招，纷纷借由“命”这块舢板，去对小说内涵进行抢滩登陆式的分析，将小说拆卸为城乡差异、父子矛盾、阶层冲突和道德危机等议题，进行跑马圈地的拓荒性阐释，而这也正是对寓言式书写的寓言解读，这当然是必要且有效的批评路径。但当小说的重心落在“篡改”和“命”两个字眼上时，“命”的具体涵义和“篡改”的途径、方式及其结果，自然延伸出了更为直接且意义重大的命题，那就是如何对衰落颓唐的农村家族、家庭及成员的命运加以改变，在这场涉及三代人生命与命运的剧烈变局中，小说是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变革路径，而不同的路径又分别产生了怎样的结果，这是那块舢板本身或说其背后隐含的问题价值。
    一 无效的对外抵抗之路
    如同凯鲁亚克笔下的美国青年萨尔，时值风华正茂的汪长尺在一开始，对新生活抱持着巨大的热能，“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成为他们共同的出发誓词。然而很快，刚上路的汪长尺就跟当年的西洋青年们挥手告别，因为他赫然发现，虽然彼时此时大洋两岸的世界均陷于精神的虚无迷雾，但环伺在他周围的并不是一个亟待拯救的百废待举的荒原，而是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使他不知所措的繁华世相。面对完全陌生的水泥森林及其生存守则，汪长尺性格中的自卑怯弱旋即暴露，他想到要回家，他想要认命。就在这时，有着几分“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老嬉皮士精神的父亲汪槐站了出来，他迫使汪长尺再度启程，这时汪长尺的上路已然变了味，属于半推半就的屈从。一无所有、一贫如洗的汪长尺，此刻看起来更像一个被迫流徙他乡的难民，而非横跨北美大陆的不羁青年。剧情及此，隐然为后来汪长尺行动上更剧烈的波动埋下伏笔。
    外面的世界不会因为个人的优柔寡断变得温婉柔情，它的凶险面目很快便暴露无遗。先是汪长尺再度高考落榜，接着打工工资遭人拖欠，随后讨债被人刺伤住院，最后又因工伤丧失生殖能力，各种求偿途径皆申诉无门。最初幻想的高歌猛进，变成了一再的被动反抗，结果是不进反退，直到退无可退，瑟缩在城市社会的最底层。至此为止，汪长尺的人生履历就是一次次“受挫——抵抗——铩羽而归”的恶性循环。而作为冤家对头的富商林家柏，却得以逍遥法外。
    在此期间，一再受虐的汪长尺已经习惯了作为施虐方的城市生活，他虽不过是个身似浮萍的“城漂”，但就像当年路遥笔下的高加林，汪长尺不愿以萧索之姿重回一成不变的落后故乡。于是，从逡巡流浪到真正融入城市，成为其中一份子，成了汪长尺孜孜以求的梦，一个乡村青年人的进城梦。从乡村到县城再到省城，汪长尺一直拖着一把从家里带来的椅子，这把椅子在他死前还不忘托人焚毁，这把椅子正是对汪长尺要在城市占得一席之地的隐喻，然而穷其短暂的一生，他都没能实现这个看似简单的愿望，椅子的付之一炬说明了一切。
    当我们满以为小说会变成西西弗斯神话的重现时，汪长尺突然两手一拍，宣告自己就地缴械投降。他那本就并不坚韧的意志，在这一次次的不满、控诉和抵抗中，被榨干、抽空、消耗殆尽，他就像一个害怕被由外而内的巨大气压胀破，于是率先将自己捅破的气球，从此再也鼓胀不起来，他于是选择了另一条路，一条妥协之路。实际上，汪长尺几乎所有的行动和抉择，都充满了强烈的辨证色彩，如果我们对作家的文思抱持充分的信任，那么毫无疑问汪长尺是一个行动上的矛盾体。他最初一度让人误以为他是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堂吉诃德一直忘我地追求着他的骑士道，而汪长尺则汲汲追逐着他的进城梦。可事实上堂吉诃德不仅比汪长尺更果敢更无畏，也更有勇气和反省精神，他最终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和失败；反观汪长尺，他最终背叛了自己的出身，被城市上流阶层招安，而他自始至终都没能意识到自身积重难返的软骨症，甚至最后自行宣布自己的成功。
    述者任由发达的想象力漫游扩散，堆砌出了惊世骇俗的情节桥段，在为汪长尺的多舛命途设置障碍时，不免稍微显得用力过猛。汪长尺多年的乡邻和发小、工地的工友和他在社会上遇到的林林总总不同身份的人物，他们几乎无一不戴着有色的眼镜，成了商品拜物教的集体代名词，是马克思所说的“抽象货币关系中的个人”。在这样咄咄逼人的凶险境地中，留给汪长尺闪转腾挪的余地小之又小，他的前途只能愈发逼仄和晦暗。因此，我们不能求全责备汪长尺未将抗争进行到底，他确曾努力过，但我们却有理由指斥他的利令智昏和对于生命的肆意践踏。汪长尺就像是一个不成熟的成年人，是一个患有“彼得·潘综合症”的人物形象。作为冷酷肃杀的现场的当事人，他一再通过自以为是的精神胜利法，保持着那副嬉皮笑脸的神色，他在很多事情上的独断专行，甚至可说是寡廉鲜耻，就如同一个不知轻重、不愿长大、也不想回家的顽童。
    作为个体，汪长尺并没有多少值得同情的地方，他不是一个意志坚定永不言弃的维权斗士；但是作为由其遭遇所投影出的一种社会现象，无疑是悲怆凄凉且发人深省的。从汪长尺最初的抗争到最后的放弃，不难瞥见社会存在的深重积弊，现实不给穷人以任何出路，他们任何的行进路线都被挡在一块写着“此路不通”或“非富非贵者不得入内”的告示牌前，出身成了他们的原罪，而身处这个社会的每一份子，都是历史和现实的罪人。
    作为一个冥顽不灵的老男孩，汪长尺心向往之的永无岛（Neverland），正是那咫尺之遥的欲望都市。既然从外部无从打破严酷的人心牢笼和城乡障壁，老男孩汪长尺于是想到了从家庭和生命的内部，去撕开一条进阶的缺口和通道。
    二 无情的向内变种之路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城市社会的一套运行规则，是处在社会神经末梢处的汪长尺根本无从撼动的，所以他只能从明枪暗箭的社会纷争中撤退，一步退回到生命的根本上。此时的他清醒意识到，真正能够为他所掌控的只有自己跟儿子两条活生生的命，而自己的命早被残酷的现实蹂躏得百孔千疮，他是注定要被淘汰的古物，但刚降生的儿子汪大志，却不能再重蹈父辈祖辈的覆辙，汪大志成为汪长尺翻转人生成为赢家的最后一丝希望，也是最后一张底牌。所以，饱尝艰辛的汪长尺，很快开启了他骇人听闻、孤注一掷、不容有失的变种之路。
    种也，命也，所谓变种即是变命，这个“命”既是生命的命，也是命运的命。既然自己无法在城市的苍茫人海中排下座次，汪长尺便希望作为自己生命的延续的汪大志，能够顺利在城市中“坐下”，而且不仅坐稳坐牢，更要坐享荣华，这是他实行变种计划的首要动机。
    汪长尺对汪大志的变种，就是将他过继给属于上流阶层的林家柏，过继给自己人生最大的仇家，那个金权社会的代言人，让儿子从汪大志变成林方生，从小过上无忧无惧的富二代生活。在这件事情上，汪长尺骨子里最真实一面，那阿Q式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精神胜利法与当年的阿Q相较有过之无不及。作为孩子的爹，他拼爹失败了，他转而想到的是换爹，在脑子里过几遍后，他就把林家柏从坏人想成好人，通过自我疏导为自己的换爹行动找足理由，最后不顾妻子小文的反对，一意孤行地将儿子送给无法怀胎生育的林家。
    为了让儿子保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汪长尺不惜用生命保驾护航，他与林家柏达成生死契约，最终投入江中，以自我生命的终结，确保儿子人生的顺遂。他在赴死时表现得异常从容，他选了一个距离水面最高的位置，以使自己离世时摔得最响。在汪长尺的眼中，他的最后一跳是功德圆满的最后一里路，他的死堪比英雄就义，而他正是拯救汪家于水火的超级英雄。汪长尺与高加林最大的区别不在才智上，而在于汪长尺在城市完成了受洗，成为城市忠贞不渝的信徒，所以他甘愿为信仰而殉道。
    长大后的汪大志在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世后，毁灭了所有能证明自己是汪家后人的证据，以确保生活现状的延续。九泉之下的汪长尺不仅不会介怀儿子的六亲不认，相反他是乐见其成的，因为在他的认知里，儿子的铁血心肠正是脱胎换骨的表现，是他变种成功的标志。汪长尺不会承认自己的失败，汪大志也不会心生愧怍，因为他们都成了彻底迷失在城市的欲望丛林中的旅人，他们深深恋上这里金钱的铜臭和权位的魔力，他们把情感伦理和人格尊严踏在脚下，碾若飘尘而又视若无物。在这场变种行动中，父辈是主使，子辈是同谋，子辈同时也是变种成功的最后一环和享受“胜利果实”的第一代。
    在《日瓦戈医生》的结尾处，尤里留下一个在农村长大的远离市民社会的孤儿塔尼娅，她无从继承父亲的自由思想和开拓精神，她浮光掠影的现身留给读者的思考是：俄国知识分子恢宏深厚的智慧和精神遗产，是否后继无人？《篡改的命》到最后，农民儿子汪大志改头换面成了城市警察林方生，述者给他扣上一顶数典忘祖的高帽，将他的冷酷无情推至冰点。前者给人以对家国前途的走向之思，后者给人以对人性之恶的程度之思，后者结局比前者更为沉痛和绝望，但小说整体视域和格局却显得狭窄了。《篡改的命》揭示出了人与社会的病苦，却难以引起鲁迅所说的“疗救的注意”，东西小说一贯蕴含着一套弱者的失败哲学，特色有余，却也难掩瓶颈。
    小说最为讽刺的是，汪长尺的灵魂最后也投胎到林家柏女人的腹中，他也变成了仇人的儿子，自己亲儿子的弟弟，这无疑是上苍对一个人极大的羞辱和戏弄。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已经走火入魔的汪长尺，纵使后世有知，想必也定有一番说辞以自圆境况：你们都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狐狸！从文中可知，汪长尺的投胎还魂，既是汪家人心之所向，也是所有村民的共同呼声，伴随着乡亲们如教堂唱诗班一般“往城里”的呐喊，汪长尺的灵魂一路飞向省城人民医院的产房，最终投胎为林家柏的新生儿。这是小说戏剧化演绎的高潮，也是对饱受城市致幻术蛊惑的乡土社会强烈的针砭。
    东西在书写城市场景时，似乎存在某种不适或焦躁情绪，他写熟悉亲切的乡村，可以自然悠游地描绘坳口的枫树、乳白的炊烟、动听的井水，动静交融、张弛有致，但是一旦场景切换到城市，小说就开始呈现出聚焦和快进两种叙述变奏。一是笔触不断拉伸到人物近身，大篇幅叙述人物的言行举止和所思所想，用故事情节之切近替代环境场景之宏远，这让故事本身显得单调紧凑；再者是快进小说的叙述节奏，让人物的思维和行动进行迅速切换，哪怕客观条件尚未臻于成熟，情节已经迫不及待地拉着人物往下赶，不免给人匆促之感。这种以时间推进置换空间悬宕，从而提升小说叙述加速度的情形，在小说后半部分尤为明显。所以从“篡改”到“投胎”，汪长尺的变种之路近于势如破竹，人物被情节牵着走，惯性势能取代主观动能，之前抵抗路径的一波三折没有了，留余一些无碍大局、几无悬念的小弯小道。而这又在无形中强化了汪长尺变种行动的鲁莽唐突，突显出汪大志及村民们的利欲熏心和麻木不仁。
    汪长尺的变种之路，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既完成了儿子的变种，也达成了自己的换命，他最终实现了自己的进城伟业。在他改变命运的漫漫征途上，抗争的初心在变种行动中发生了质变（变质），变种实际上就是彻底的妥协，汪长尺走到了曾让自己饱尝切肤之痛的敌对面上。或许，他从一开始就并不真的厌恶林家柏，只是怨憎彼此间云泥之别的鸿沟；又或说他的精神胜利法再度奏效，一旦身份发生了反转，汪长尺很快便好了伤疤忘了疼，这更加体现出汪长尺自身的局限性。
    三 无形的向上弑祖之路
    汪长尺实现了自己的进城梦，按说改变命运的雄关漫道应当就此终结，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但是实际上，还有另一条与变种之路同步进行的路径——隐逸无形的弑祖之路。“祖”是祖先及其背后的一套传统礼法，故而“弑祖”是对思想精神层面的祖先礼法施以断裂，弑祖之路是一条扼杀虚妄的虚幻之路，它与实践性质的变种行动虚实相生、互摄同构。变种的对象是下一代或下一世，而弑祖的对象则是往上的列祖列宗及宗族礼法，它们实质上是两条嫁接在同一历时谱系上的逆向射线。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条回望性的弑祖之路，《篡改的命》才有了它最与众不同的现实意义。
    与西方以个人本位为内核引发的弑父传统不同，传统中国社会是宗族、家族结构模式，人鬼（祖先）与天神、地祇地位相当，这既形成了弑祖的前提条件，也赋予弑祖以更深远的社会文化内涵，它是对整个祖先和宗族礼法的取缔，是对形成于农耕文明的敬祖传统的消解。当年尼采宣布上帝已死，意味着西方宗教精神的式微；而这边厢，汪长尺用实际行动宣告祖先礼法的过时，他是要“灭天理，存人欲”，欲望之满足成为人活着的最大意义，道德礼法的规约作用遭到后人声势浩大的挑战。
    弑祖，就是将祖先从与天地诸神齐平的位置上拉下神坛，将原先包含巨大能量的祖先“去势”。农耕文明衍生的受人崇拜的祖先，成为遥远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一个意义失隐的空符号，它背后的道德逻辑和文化规范，无法与城市经验和商业文明产生对话，祖先的神性被一再地证伪。汪长尺始终无法融入城市，无法成为名正言顺的腰杆直挺的城里人，而年幼的汪大志始终改变不了“农村过敏体”，差点因耽误治疗命毙乡村，他们最后都走上叛变祖先的道路，才实现了命运的自我拯救，这一切都昭示了源于农耕文明的祖先神话的破灭。祖先终究不是弥赛亚，既救不了后人，也带不来福音，相反，它成为贫穷的根源，是虚妄的存在，不仅无法依靠，而且需加舍弃。祖先的权威性和神圣性最终消失，被个人的城市经验和现实欲望淘汰，而这一步其实从汪槐在父亲汪大成坟前痛斥祖先跟后人作对时已经开始。
    这让笔者想到方方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它可以说与《篡改的命》的弑祖形成极为强烈的对照。在《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宗族观念尚没有瓦解的迹象，涂姓是小户，他们团结一心，盼着涂自强上大学，能够“一人当官，全村沾光”，在他上大学临行前，村上涂姓人家纷纷凑钱给他做学费，这也是现实一种。但正因如此，宗族礼法之下的双亲，无形中成为涂自强突破自身命运的巨大阻力。先是因村里修路把涂家的祖坟推平，涂父郁结而亡，而父亲的去世，直接导致涂自强耽误考研机会，从此命运轨迹发生重大转向。再来是从乡下进城的母亲被人骗钱然后失联，这又导致涂自强因迫切寻母而失业。涂自强是一个誓言要跟命运作斗争的进城青年，他的意念比汪长尺要坚定得多，堪称理想化的道德模范和先进个人。正是因为他的内心始终无法割舍传统血亲观、孝悌观带来的种种牵挂和顾虑，导致他在恶的理式中，注定成为一颗匆匆陨落的流星。
    在共同的目标和相似的困难面前，《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演绎的是一条敬祖路径，《篡改的命》则演绎了一条弑祖之路，它们的结局都满目疮痍。然而，前者只剩下一个吃斋信佛的老母亲，而后者留下了一个背叛了宗族祖先的儿子。前者于凄凉中尚存一丝暖意，裹着一层人文主义的圣洁外衣，后者则是一派冷寂薄情的景象。但在客观的血缘层面上，汪家后人以“换姓变种”的方式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城市生活，汪长尺可谓“死得其所”。
    对于激进偏执的汪长尺，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精神意志层面的东西变得不再重要，所以弑祖是被容许的，而且势在必行，给儿子变种也不足为怪，判断是非对错善恶的标准变得实际和功利化。只有物质、经验之真才恒为真，所谓的真理、理想、信仰，都成了空洞无形的呓语般的存在，感性的归途是纯粹的功利理性。弑祖在中国社会史和精神史上意义重大，它构成了彻底的“破旧”和自为的“断代”，灵与肉、虚与实、死与生、过去与未来的沟通联结被人为切断，一切行事的重心倾向后者，接代不是为了传宗，名姓不过一个代号，中国人的血亲观念从家庭内部发生重大变异。
    冯友兰在《贞元六书》中继承张载和朱熹的神鬼说，将“鬼”阐释为一切过去的不可变的事物，而“神”则代表了无限可能的未来事物，而在现实中则存在“以鬼为神”的情形，也就是让“鬼”具备“神”的内涵。站在这一立场上，汪长尺的弑祖举动，就是将祖先的神性光环剥除，实现“神鬼分离”，又通过跳江自尽的方式把自己变成过去时态的“鬼”，以确保儿子变种的顺利完成，由“以鬼为神”到“神鬼分离”再到“以鬼易神”，最终彻底实现后代人的神性解放。不妨说，弑祖所喻示的传统血亲观的变异，就是一次“神鬼分离”“扬神抑鬼”“以鬼易神”的寓希望于绝望的命运博弈。
    没有作为思想准备的精神弑祖，自然不会有行动上的变种，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是方法论与实践的关系。变种但种不绝，它有血缘和基因的延续流传，但弑祖就是彻底将祖先礼法扫进历史的回收站予以清删，它诱发了中国人血亲观上的心因性失忆症。作为人类学家罗萨尔多所说的“对生活结果的共同知识或共同反思”，当代人对祖先礼法的质疑和挑战有其客观必然性和现实意义，汪长尺不是其中最炙热的焰心，却是一颗窜起来的火星，一个箭头型的代表人物。在汪长尺这代人眼中，祖先扮演了“多余人”的角色，而它背后携带的那套精神道德价值体系，隐然加重了进城晚辈本就沉重的肉身。作为化解矛盾的某种决断，弑祖成为他们求得解脱和转运的必然之举，是中国人传统血亲观念的一次“新陈代谢”，这恰是《篡改的命》极易被忽视的却又是极为重大的文本价值。
    四 结语：路的尽头，何去何从？
    东西成功写出了他心心念念的“五条腿的青蛙”，汪长尺抵抗之路的黯然伤神和变种之路的惊心动魄，正是那令人瞠目的“第五条腿”。但是，当视角再进一步触探到那条隐形的弑祖路径时，不难发觉文本所蕴藏的敏锐的现实指涉意义和深刻的文化内涵。在对“第五条腿”的局部问题进行深入爬梳的同时，切不可忽视了宏观上的整体环视，否则我们很容易错过另一个同样重大的或许更本质的问题：这个两栖无尾目生物，究竟是青蛙还是蟾蜍？
    在《篡改的命》中，东西依旧以他一往无前的甚至带着几分任性的文魂笔魄，给读者叩开广阔的思考阈限。在安徒生的童话世界里，那位很可能是最天真最可爱的小孩，一语道破了皇帝没穿衣服的事实，大伙最终纷纷附和，但是《皇帝的新装》的终极结局是这样写的：
    皇帝有点儿发抖，因为他觉得百姓们所讲的话似乎是真的。不过他自己心里却这样想：“我必须把这游行大典举行完毕。”因此他摆出一副更骄傲的神气，他的内臣们跟在他后面走，手中托着一个并不存在的后裙。
    觉醒并串联成功后的人们，如何撼动不可一世的权威，依然是个问题；汪长尺改变命运的三条路径赫然在目，但是路的尽头，我们又该何去何从？这不仅是留给作者的更高远的难题，也是留给所有读者的更深沉的省思。
    作者：梁豪，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